魏邦良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我认为，梁先生是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日报》。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吴发仔"，由他安排，乘船过海到大陆。当时，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将内地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送到大陆。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分三批出发。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于是让梁氏换船，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随后，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那天晚上，风大但风向顺，一开始，小船向箭一样向目的地驶去，后半夜风向突变，小船开始颠簸，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地溅入口中，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熬了一天一夜，梁漱溟这只船总算靠岸。吴发仔一清点，有十三只船被海匪劫去，到达的三只船，一船的货物被劫光，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原先与梁氏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
他后来对儿子说："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粱漱溟的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偶然在粱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
1939年，粱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数次遭遇日寇伪军，但他总能化险为夷。六月十日《日记》："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南趋奔。"六月二十四日《日记》："行抵对经峪一小村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慢，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至山脚入岩洞掩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六月二十五日《日记》："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了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在香港，梁漱溟的经历也是险象环生，而最终却是安然无恙，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其他地方已被肆虐得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如他在信中所云："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
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一旦出事，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
我认为，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梁先生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神色自若，若无其事。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八个月，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不管遇到什么险情，他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冒险出香港时，路上有位范君，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说："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所谓"若无其事"，兼指梁漱溟先生的的身体如常，能应付任何困难，修养超常，能吃得任何辛苦，不叫苦，不抱怨，乐观自信，谈笑自如。其实，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但由于心态好，饮食起居，一如往常，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遇险若无其事，镇定自若，也就能从容不迫，化解磨难，走出困境；相反，如是胆小怕事之辈，遇事慌乱，手足无措，反而难逃不测。
梁漱溟在险境中为何能做到若无其事呢？关键在于梁漱溟先生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他说：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一个人，不追求个人享乐，"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何惧之有！对于一个终身为百姓利益为国家利益奔波劳碌的人来说，死亡，毋宁是一种休息！莎士比亚就曾说过，死是--竟日奔忙后的睡眠。
梁漱溟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与其说，梁漱溟不担心他的安危，不如说，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忙碌、思考、奔波，他哪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三本书来阐述，这三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的。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梁漱溟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决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如果像梁漱溟这样有高尚的人格，有远大的目标，自然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眼前的险境而恐慌。只有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理想的人，才会恐惧哀伤、张惶失措，乃至消沉颓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一反常规地不去躲警报，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圈椅，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看书的。他们的客人戴一付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椅子，若无其事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在敌机轰鸣中，在爆炸的声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读书的身影，是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如磐石，如支撑他一生的信念。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余秋雨《借我一生》读后
魏邦良
读完余秋雨厚厚一本《借我一生》，有些话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笔者是《文化苦旅》的忠实读者，对余秋雨素无恶感，作为偏居一隅的外省书生，笔者无意赶时髦加入鱼龙混杂的批余"大军"中，亦不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念头--通过批余而一朝成名天下知。如此，笔者本不该重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覆辙，写这篇费力不讨好的"酷评"。但笔者有个习惯，就是每读完一本书，喜欢写下片言只语，以期给自己的阅读留下"蛛丝马迹"，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给阅读来一次"消化"。所以，以下文字就是笔者对《借我一生》的"消化"。考虑到这本书高达42元的价格，考虑到这本书可能是余秋雨的封笔之作，考虑到笔者酷暑中阅读此书时汗流浃背的狼狈相，倘若对这本巨（巨大的巨）著囫囵吞枣不作消化，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太不划算了。
颇堪玩味的"闲笔"
朱大可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上海警方在一次扫黄行动中，曾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到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没有对此事避而不谈，反而面带喜色，对此津津乐道："最有趣的是，一位批评者撰文说，警方查检烟花女子，居然从他们的提包中发现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借此来证明这本书的低级和下流，而我却暗自高兴，并恍然大悟。原来有些文化人是害怕不干净的手翻动他们的书，才印得那么少的。我恰恰相反，只想躲避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上流社会'，而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1”
朱大可援引这个例子是想告诉读者，在附庸风雅的妓女眼中，《文化苦旅》是口红一样的装饰品，也是避孕套一般的消费工具。而余秋雨巧妙地把"妓女"置换成"烟花女子"，于是，一词之改，境界全出。因为，"妓女"一词，粗俗得令人嫌恶；而"烟花女子"则风雅得让人想入非非。并且，妓女们顶多粗通文墨，只能把《文化苦旅》当作"文化口红"，而烟花女子们则往往才貌双全，对作家而言，她们不仅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红粉佳人，也是令人怦然心动的红颜知己。
把"妓女"置换成"烟花女子"堪称一石二鸟的神来之笔：既显露出余秋雨的文字洁癖（"妓女"这样粗俗的字眼哪配出现在余秋雨的笔下），也不露痕迹地抬高了《文化苦旅》的身价--因为，妓女往往粗俗蠢笨，她们把《文化苦旅》和避孕套放在一块，足以显露出她们的恶俗不堪；而烟花女子则不仅有眼光有品位，甚至有胆识有气节（如柳如是），她们爱读的书，自然不同凡俗。
在巧妙地置换了一个关键词之后，余秋雨怡然自得地得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结论：
"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
或许余秋雨会暗暗得意于自己"偷梁换柱"的精妙手法，但其中的破绽明眼人一望便知。无论如何，"妓女的手袋"和"寻常巷陌、浅楼窄门"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还提到湖北的一位古先生。这位古先生因为撰文批评余秋雨而引起余秋雨的不快。本来，对这位古先生，余秋雨有反驳的权利，也有和对方打官司的自由，然而，余秋雨在起诉了这位古先生后又反复提到对方的穷，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走完台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衣着潦草的古先生。"“2”
古先生的穿着不如余秋雨考究，余秋雨便用"衣着潦草"加以调侃，这不仅有失做人的厚道，同时也犯了以貌取人的大忌。其实，古先生即便再穷，但只要他愿意，置一套高级行头的钱恐怕还是有的。余秋雨由此推断对方穷，当然荒唐可笑。
"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3”
既然把对方告上法庭，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余秋雨却多方打探对方的家底，对方富，就多要一点赔偿费；对方穷，就少要一点赔偿费，这种态度恐极不严肃，有拿法律当儿戏之嫌。
"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4”
这句话打击面太广，既冷嘲了所有"毁"余秋雨的人，也热讽了所有"贫困"的人。按余秋雨的推断，当笔者写完这篇"毁"余秋雨的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自己的穷。不过，我想说的是，穷并非耻辱，富也并不意味着光荣；穷人不一定"以毁人为业"（倘若敢于并善于"毁人"，此人恐早就混抖起来了），富人不一定不"以毁人为业"。若余秋雨不信以上"卑之无甚高论"，那就请他解释一下什么叫"为富不仁"？
"以毁人为业"的人，穷，要受到余秋雨的奚落；富，则会遭到余秋雨的嫉恨。上海的金先生穷几年的心血，在余秋雨的作品中找出上百处的文史差错，以此写出的专著，一纸风行。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提及此人时，嫉恨心态毕现：
"。。。。。。把书在台湾再版，在香港连载，还在国际书展签名，一时竟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可谓顷刻暴富。与此同时，全国那么多报纸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硕头像，连香港的《民报》、《信报》也为他让出了大块版面。"“5”
需要说明的是，这位金先生是给余秋雨的书改错，而并非对余秋雨作人身攻击。如果金先生的指正无误，余秋雨理当虚心接受并向对方道谢。古代尚有"一字师"美谈，而现在金先生穷几年心血给余秋雨的著作找出上百处的文史差错，余秋雨道一声谢恐不为过吧。现在，余秋雨不但不感谢，反而指责对方"顷刻暴富"，实在毫无道理。想当年，你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的热销而暴得大名并"顷刻暴富"，别人没眼红反而对你余秋雨充满敬意；现如今，金先生的书上了排行榜，"顷刻暴富"，你余秋雨竟如此看不惯，那只能说明你心态不正常。毕竟，你余秋雨不可能把所有的畅销书都揽在自己的名下。只要努力不懈，人人都有"顷刻暴富"的机会，只要不做杀人越货、违法乱纪之事，"顷刻暴富"也算天赋人权。
自己"顷刻暴富"后，却看不惯别人"顷刻暴富"，此种不健康的心态源自一种不健全的人格。至于说到对方的头像，如"赳赳勇士般"且"肥硕"，与人身攻击已相去不远了。
当然，如金先生对余秋雨作品的指正本身有破绽，余秋雨可以反戈一击，大可不必嫉恨对方的"顷刻暴富"，更不应该离题万里地扯到对方头像的"肥硕"与否。
在当今中国，有谁能"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
在《借我一生》中，关于那位给余秋雨改错的金先生，书中还有一段精彩的文字："亏得重庆马孟珏先生、江西周卓琼女士、内蒙古黄勇成先生等年长读者来信提醒我，从这个人有本事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的娴熟手法，到他声称要'咬嚼骨髓'的血腥语言，可以判断他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殊的经历。"“6”
一方面，文史细节是"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另一方面，余秋雨又"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那么，对文史细节，余秋雨就可以任意发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反正"文史细节"是"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难怪余秋雨敢望文生义地把"致仕"解释成"进入仕途当官做官"，倘若不是迂腐的爱咬文嚼字爱翻字典的金老先生多事，哪个"民众"会知道，"致仕"原来是"退休"的意思。在余秋雨看来，既然"民众完全无法判断""文史细节"的对错，金老先生的指正当然就是借故找碴了--看来，余秋雨是存心要愚民。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义务有责任杜绝笔下的错误，更没有理由因为被人指出错误而气急败坏。
需要提醒的是，这一次，余秋雨仍然没有亲自出马痛击自己的论敌，而是再次祭出看家法宝：借他人之口给论敌以"致命一击"。余秋雨不多不少列举三位"年长读者"的姓名，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三人成众，三人基本可代表群众了，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看法当然也是不可辩驳不容置喙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所谓"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云云，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真有一场针对余秋雨的"全国性社会大批判"，那余秋雨还能如此逍遥吗？还能隔三岔五在电视台上"露脸"吗？还能出资"不到两百万"加盟某文化书城吗？
其实，金先生那本给余秋雨改错的专著出版后，除了让读者知道，名人也会犯常识性的文史错误外，可以说无损于余秋雨一根毫毛。金先生"批判"余秋雨的书上了排行榜之后，余先生自我表白的《借我一生》不也照样上了排行榜吗？在当代，想"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谈何容易！对金先生这样的一介书生，更是一桩异想天开的事。我想问一下余秋雨以及提醒余秋雨的三位"年长读者"：在眼下，有谁凭一己之力能"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至于从"咬嚼骨髓"四个字推断对方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殊的经历"，若不作"小心的求证"，这种"大胆的假设"有可能就是诽谤了。
人们需要批评，就像大旱需要一场暴雨！
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身的污点，那些拒绝反思的人，往往会选择狡辩、逃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明明做了不光彩的事，但就是拒绝认错拒绝忏悔，这种人身上所欠缺的是一种反思精神和自剖勇气。在笔者看来，余秋雨就是既乏反省精神，更无自剖勇气。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提及他1973年在复旦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演了一出恶作剧"。当时，教材编写组有一个"独来独往，行迹匆匆"的人，余秋雨不知何故看此人不顺眼，于是，就躲在幕后，导演了一出恶作剧。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赖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一听有点懵，嘴里嘀咕道：'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7”
令人震惊的是，在书中，余秋雨竟以自炫的口吻叙述这件事，全然不觉此恶作剧有何不妥。真可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我看来，余秋雨谋划并导演的这出恶作剧至少暴露出余秋雨身上如下几方面的缺陷：
1、狡狯。余秋雨讨厌这位同事，却不敢亲自出马教训对方，而是假借几个工农兵学员之手来捉弄对方，实质上，是利用几个工农兵学员的愚昧无知把几个工农兵学员当炮灰，自己则躲在幕后运筹帷幄。如果余秋雨理直气壮，他完全可以当面锣对面鼓来教训这个同事，而现在躲在幕后暗中唆使，足以表明他是一个狡狯的、工于心计的小人，而非一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2、怯懦。之所以唆使工农兵学员来捉弄别人，是因为在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优越的政治地位，余秋雨这样做，十足狐假虎威。另外，那个被余秋雨所捉弄的对象也是一个卑微的人，并非一个强悍的恶人，这就更不应该了。敢向强人叫板，才有种；拿弱者开涮，只能算懦夫！
3、阴损。借鲁迅的话来捉弄对方，可谓拉大旗作虎皮，是想用鲁迅大名唬住对方。对方若不服、发怒，想回击，余秋雨一方面可以用鲁迅作挡箭牌，镇住对方；另一方面也可以顺手把攻击鲁迅的大帽子扣在对方的头上。
另外，鲁迅笔下的"哈巴狗""叭儿狗""乏走狗"都有特定的所指，鲁迅是用这些意象来阐明、揭示一些很严肃的社会问题。而余秋雨故意断章取义，把鲁迅严肃的话语当作捉弄他人的无聊工具。余秋雨这样做，可以说是对鲁迅作品的故意歪曲和明显亵渎，若鲁迅地下有知，恐怕决不会同意余秋雨这么做的。
一个缺少自省意识和勇气的人（如余秋雨）只能在人生的歧途愈走愈远，只能让自己的人格日渐萎缩；一个缺少自省意识和勇气的民族，也只能屡蹈覆辙，屡撞南墙，难有腾飞之日。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要学会反思，都要勇于自剖，如此，这个人的人格才会健全，这个民族的肌体才会强健。
1945年2月，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在劳改营关了8年，吃尽辛苦，受尽摧残。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没有对自己的狱中生涯作彻底的否定，反而说出了"祝福你，监狱！"这样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话。索尔仁尼琴认为，监狱生活，会促使人们反思，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你自己"。
"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余秋雨最大的痼疾最大的缺陷就是，拒绝任何批评！每一个批评余秋雨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和他过不去。难道余秋雨是完人？难道余秋雨内心没有一点恶？当然不可能。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监狱的另一好处就是为人提供了一个思索的机会，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连在战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干涸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9”
索尔仁尼琴说这番话，并不是要人们都去坐牢，而是提醒我们，只要能正确面对，即使被捕入狱，即使在潮湿阴暗的牢房，人们也能从中获益；并且，越是身陷困境，越有助于人们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那么，批评，不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的缺点，有助于我们"认清你自己"吗？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冷静而彻底的反省机会，托尔斯泰竟"梦想被投入监狱"，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而余秋雨对批评，一是不由分说地加以拒绝；二是不惜对批评者的动机作最恶意的揣测。如此一来，他就永久性地失去了反思自己、认清自己的机会。
身陷囹圄，可以面壁思过；面对批评，可以让人清醒，何况每个人都难免会犯错，何况他人的批评能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你自己"，那么，每个人（当然包括余秋雨）都不该对来自别人的批评横加拒绝，而是应该记住下面的话：
祝福你，批评！
人们真的需要批评，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祝福你，批评，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蒋廷黻在其名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一番关于中国社会的精辟论述："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0”
在这里，蒋先生谆谆告诫我们，"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直接导致了国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而能否"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则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能否接受近代文化，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国家能否富强。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显露出他"浓得化不开"的家族观念。蒋先生的话写于1938年，六十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如余秋雨这样的文化人仍"死守着家族观念"，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文革时期，余秋雨的父亲被单位关押，叔叔在安徽蚌埠自杀。余秋雨的祖母便决定从上海回到浙江余姚的乡下去住。在书中，对其祖母"执意回乡的理由"，余秋雨有一番动情的文字：
"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的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11”
显然，余秋雨祖母执意回老家，是想阻止余家的衰败，是想让余姓家族再度崛起，因为余家的先祖都埋在老家，七十六岁老太太毅然回乡的"壮举"定然会让地下的先祖感动不已，从而庇佑余家的后代个个成龙成凤，让余姓家族找回昔日的荣耀，所以，七十六的老太太刚回到老家，就急匆匆上坟去了。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12”
在书中，余秋雨没有断言，他祖母回老家上坟这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的"壮举"是否一定感动了余家先祖，但对于他母亲的"祭祖"，余秋雨说得毫不含糊："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下，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13”
难怪余家的香火在经历了文革之劫后会日益旺盛起来，难怪余秋雨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大红大紫、风头出尽，原来是两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然而，笔者我毕竟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毕竟受到些许现代文化的熏陶，所以，从七十六岁的余老太太回老家上坟这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的"壮举"中，从"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这一怪异的祭祖场景中，笔者我只能看到蒙昧时代的"大荒唐"，只能看到余秋雨"修补余家"的炽烈渴望。
余秋雨的父亲余学文因在文革中说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而遭到批斗、关押（这种事在文革中可谓不胜枚举），而余秋雨自己则在文革后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种事其实也很正常，人无完人，谁也免不了挨别人的批评？），不正常的是，余秋雨竟把父亲的被批斗与自己的挨批"绑"在一起，写出如下文字：
"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报刊间对我进行诬陷和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成捆成堆。对它们，我一年吃惊，二年愤怒，三年发笑，四年骄傲，却始终未予理睬，只顾用心著述、信步天涯。今天，且从几个朋友家的书报堆里随手抓两把，作为爸爸那些材料的'陪藏品'，放在家乡老屋，来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14”
在文革中挨批，是不容分辩的（如余学文就无处申辩）；而余秋雨只要愿意，对每一篇批评他的文章，他都可以反击。文革中的被批者，往往会丧失自由（如余学文就曾被关押多日）；而余秋雨没有因挨批倒霉，反而因被批走红--每次被批后，他著作的销售量就会激增。说余秋雨是"在挨批中茁壮成长"甚至"在挨批中名满天下"恐并不为过。所以，余秋雨把父子两人截然不同的挨批生硬地扯到一起，并以此"来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实在匪夷所思，令人既骇且笑。余秋雨内心深处浓烈得近乎变态的家族观念由此显露无遗。
一方面，余秋雨在新时期凭几本文化大散文，赢得文化大师的桂冠；另一方面，他却把别人在正规杂志上发表的对他的批评文字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相提并论，这种言论过于情绪化，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所难以接受的。
前文说到那个无端受到余秋雨捉弄的人，当然有名有姓，但余秋雨在书中从不提及此人的名姓，只给对方取了个绰号："金牙齿。"说到这位"金牙齿"，余秋雨的切齿之声可闻：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15”
读完厚厚的《借我一生》，尤其是读到"衬托一个家族的传代自豪"那段家族观念浓烈、自恋色彩浓厚之语，出自余秋雨笔下的这句话也顽固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注释：
“1”“2”“3”“4”“5”“6”“7”“11”“12”“13”“14”“15”引自余秋雨著《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第460、563、569、558、571、572、240、176-177、178、208、图片附录、570页
“8”“9”引自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陈汉章译：《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604、605页
“10”引自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1994年9月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