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发轫于现代，兴盛于当代。在三四十年代，沙陆墟、绿扬、白平阶等回族作家虽已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但由于他们人数不多，发表的作品有限，因而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是在回族进入当代社会之后，随着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生活状况的改善、文化素质的增强，回族作家有条件在文学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更从容的创造时，才使小说创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使其日益演变为回族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一种文学样式，并且初步形成了繁荣兴旺的发展局面。可以这样说，当代回族文学创作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上。
纵观当代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为1949年至19远5年，这是回族作家小说创作开始起步，初步发展的时期。
这一阶段，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充满着理想和热情的新的生活面前，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来自各个战线的回族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农民，他们拿起笔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回族小说家，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小说作品。长期生活在革命部队的胡奇，以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出了深刻反映藏族人民精神面貌变化的中篇小说《五彩路》和《绿色的远方》等，在全国，特别是在全国少年儿童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出身为工人的韩统良，怀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创作了《家》《嫂子》《龙套》等小说，热情地赞颂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宽阔胸怀和美好心灵。从上海调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的哈宽贵，继发表了以上海学生革命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在民主广场上》《春风吹又生》之后，又深入回族人民的生活，写出了刻画回族妇女形象的作品《金子》《夏桂》，开了“回回写回回”之先声。此后，在回族聚居的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又涌现了一些回族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回族生活的小说作品。如丁一波的《福福》《亲如一家》，谢荣的《二队长》《桑大伯》，郝苏民的《月光幽幽》，白练的《掐线》等。
这一阶段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热情、昂奋，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鲜明的浪漫主义情调。但由于他们尚属起步阶段，因而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大都较浅、较窄，艺术上也比较单调、稚嫩，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限。
遭受挫折的年代。在这个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极“左”思潮的泛滥，日益发展的回族小说受到扼制，许多有特色的回族文学作品受到批判，使社会主义的回族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荒芜。而令人深思的是，大约在这一阶段，台湾回族作家白先勇出版了《台北人》《纽约客》等小说集，以其精美、幽雅、感伤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为回族文学史添上了光彩的一笔。
第三阶段，19苑苑年至1987年。这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十年，也是回族小说创作最辉煌、最富于成就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文艺政策的落实，回族小说从沉寂走向复苏、繁荣，发展为人才竟出、佳作纷呈的前所未有的局面。老一代的回族小说家，胡奇、哈宽贵、沙陆墟、韩统良、白练等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新一代的张承志、陈村、马连义、马国超、马知遥、马治中、查舜、马中骥、郑国民、张宝申、吴季康等表现出了多样的艺术才华，成为回族小说创作的生力军。原从事于诗歌、戏剧、散文创作的沙叶新、高深、霍达、马犁等也涉猎于小说创作领域，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壮大了回族小说创作队伍的阵营。这些回族作家，他们虽散居在全国各地，思想经历不同，艺术风格各异，但心息相通，埋首耕耘，使新时期的回族小说创作不仅数量上丰富，品种上齐全，而且思想、艺术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许多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为自己的民族赢得了荣誉。
当代回族作家小说创作的特点和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了广阔的生活内容，揭示了深刻的社会主题
作为一个有着苑园园多万人口，几乎居住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的民族文学工作者，当代回族作家的生活经历是十分丰富的，艺术视野是非常广阔的，因而他们的小说创作，纵横古今，捭阖中外，表现了雄壮的艺术气魄，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从纵向的时间顺序上看，有描写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反映古代妇女爱情生活的《岳传新编》《水浒三艳妇》，也有表现旧社会戏曲艺人悲惨生活命运的《粉墨生涯》《魂断梨园》；有刻画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斗争英雄人物性格的短篇小说《隘口》，也有歌颂抗日战争中回族民族英雄的长篇作品《马本斋》；有对解放前夕学生革命运动深情回忆的在《民主广场上》《春风吹又生》，更有反映当代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大量佳作。从横向的空间顺序上看，有的描写了在那“绿色的远方”藏族人民新生活的变化（胡奇《绿色的远方》），有的表现了在那美丽的长白山麓朝鲜族人民忠诚的爱情（马犁《长满桔梗的山野》）；有的刻画了古老广袤的蒙古草原人民的心理性格（张承志《黑骏马》），有的表现了硝烟弥漫的南方战场上革命军人高尚赤诚的情怀（高深《军人魂》）；有的活画出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别愁与离绪（白先勇《台北人》《纽约客》），有的描写了十年动乱时期北京普通人民的不幸与痛苦（霍达《红尘》）……而在他们的笔下，更多的则是描写自己本民族人民生活的作品。
在回族作家表现回族生活的作品中，首先，他们怀着对民族的深厚感情，描写了回族人民独特的风俗习惯，表现了回族地区的社会人情。姚金海笔下的《西街小镇》、张宝申的“长湾店”系列、马治中的《西域回回》等，都以富有浓郁民族生活气息的笔调，通过对回族日常生活的描写，刻画了民族的生活风貌、社会人情。土生土长于宁夏回族聚居区的查舜，出于本能的生活感觉，在他的小说中，绘声绘色、如诗如画地描写、赞颂了家乡的美丽风情，传神地表现了家乡回族人民的生活习俗、社会风尚和传统的文化道德。而新疆的白练和宁夏的马知遥，更是以回族作家特有的艺术胆略，勇敢地冲破了极“左”思潮设置的禁区，大胆地发表了《朋友》和《古尔邦节》这两部作品，热情地描写和礼赞了回族人民正当的宗教生活和民族节日。在这两部作品中，回族人民的宗教生活和传统节日，不再有过去人为地笼罩上去的那层神秘、阴郁的色彩了，而是欢欣、明丽、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致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次，形象地表现了不同时期回族人民的命运和生活变化。当代回族作家的小说，犹如一幅幅形象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画卷，真实而生动地展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回族人民的苦难遭遇、命运变化和新的生活面貌。张承志的《终旅》《黄泥小屋》，深沉地描写了明末清初回族人民被屠戮、受屈辱，精神和肉体、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压抑和痛苦。白练的《隘口》，深刻地反映了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疯狂镇压下，回族农民起义将士有国难投，有家难回，被迫离乡去国的悲愤和不幸。郝苏民的《月光幽幽》，真切地表现了解放前夕回族人民的悲惨生活。高深的《清真寺落成的时候》、马知遥的“纳氏兄弟系列小说”、马治中的《信念》等作品则集中刻画了极“左”思潮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践踏，对民族生活的破坏和人们心灵的戕害……
虽然，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回族作家难以忘却历史的苦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描写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深沉苦难和坚韧的生命力，然而，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作为民族生活的忠实见证人和记录者，回族作家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现实，热情地描写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民族生活新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兄弟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兄弟情谊，共同进行着现代化建设。马连义的《回民代表》《小城人家》，马犁的《西望博格达》，白练的《朋友》，都深沉地表现了这种珍贵的感情和友谊。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回族人民不再是被动的、单纯的接受者和感恩者，他们有时反而是主动者和给予者。这样，作品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帮助，就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赐予和施舍，而是一种平等、双向的感情交流和支持，从而深刻地体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主题思想，具有较大的启示、教育作用。
反映新时期回族人民生活的变化，表现他们新的精神风貌，这是回族作家小说创作中的经常性主题。早在50年代，哈宽贵等就创作了《夏桂》《金子》这些通过对回族妇女新人形象的刻画，反映回族人民精神风貌变化的作品。近年来，回族作家们更是从民族生活的现实出发，以自己的深切感受和敏锐的艺术感觉，写出了许多诸如《穆斯林的儿女们》（查舜）、《“方”迷新传》（马治中）、《朝觐者》（韩统良）、《走西口》（张宝申）、《斋月》（吴季康）、《球星饭馆的球星们》（李栋林）等小说。这些小说，有的表现了农村经济改革后所引起的回族人民生活和命运的变化，描写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后给回族人民带来的欢欣，有的反映了物质需求满足后回族人民新的渴求和精神需要，有的展示了改革开放时期回族人民新的风貌……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仅全面、立体、深刻地看到了新时期民族生活的巨大变化，而且真切地感受到了躁动于民族群体中的一股蓬勃旺盛的强大活力，心中涌满了对于民族未来的巨大希望和信心。
再次，当代回族作家的这类小说，对民族的传统和现实予以自觉的反省，对民族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回族作家对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问题极其关切，因而在他们的小说中，具有一种深沉的思索和自觉的批判反省精神。如，马犁的《飘动的蓝幌儿》、郑国民的《夜，满天的星》，对民族中的落后人物及他们庸俗的小市民意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民族意识、精神状态必须现代化的深刻主题。张宝申的《小镇花魁》《小镇棋圣》、李栋林的《面对大河》，对于民族生活的恪守传统、维护旧的道德规范和生活道路的保守人物与消极现象，给予善意的揶揄和辛辣的嘲讽，并在新旧生活道路的矛盾斗争中，描写了代表着民族未来的回族青年一代的成长。而马知遥的《三七》、马治中的《三代人》、马兰生的《索拉桥上的爱情》等，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民族生活中发人深思的一些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古老民族身上所流淌着的新鲜血液，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自觉嬗变和雄健的前进步伐。
二、塑造了典型的人物性格，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
走进当代回族作家塑造的人物画廊，有多少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迎面扑来啊！无论是哈宽贵笔下觉醒成长、顽强自立的回族妇女形象，白练、马知遥、马治中、查舜笔下的西部回族农民形象，张承志笔下坚韧、忘我的黄土高原的回族人物形象和古朴的草原牧民、奋发的青年学者形象，还是胡奇笔下活泼可爱的藏族儿童形象，沙陆墟笔下身怀绝艺、命运凄凉的戏曲艺人形象，白先勇笔下落寞伤感、孤苦无依的台北人和纽约客形象，陈村笔下惊世骇俗、具有“叛逆”精神的少男少女和生活平淡、普通平凡的劳动者形象，都各尽其致，形象生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强烈的印象。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回族作家们一是深刻地表现了民族文化传统对人物性格的重大影响作用。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当索米娅以疑惧、警觉的目光注视着白音宝力格，竭力地保护着自己腹中的孩子，当老奶奶对白音宝力格的痛苦不以为然，平静地说出：“有什么呢？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不正鲜明地显示出了草原民族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的文化传统和宽厚博爱的伟大情怀嘛！而张承志笔下的回族人物，无论是《终旅》中的主人公“他”，还是《残月》中的杨三老汉，他们“三十岁就走沙家堡，三十岁就染成血脖子”的那种剽悍、坚忍、忘我的气质和为了民族和宗教奋不顾身的精神，更直接地反映出了伊斯兰教的重大影响。
二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依据不同的典型环境刻画了不同的典型性格。当代回族小说家刻画的人物形象是丰富多彩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也能从生活的真实出发，细致而准确地表现出他们共性中的个性来。如，同样是描写当代回族农民的形象，马知遥、马治中笔下的就与马连义、张宝申笔下的不同，前者精明而保守，后者古朴而豪爽。这是因为，马知遥和马治中笔下的回族农民，生活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半封闭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力既培育了他们坚韧、顽强的生存能力，又造成了他们思想性格上的狭隘、保守。而马连义、张宝申笔下的回族农民，生活在人烟稠密、交通发达的冀鲁平原上，古老的乡俗、燕赵大地慷慨仁侠的气质、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识，使他们自然地形成了有别于西部地区回族的不同性格特点。作家注意从生活的真实出发，生动地刻画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而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艺术感受。
三是在描写人物的外貌、服饰的同时，更注重于刻画他们的内在气质、心理特征。在当代回族小说中，回族作家们在刻画人物形象特别是回族人物形象时，虽然也描写了他们的外貌、服饰、行为方式，但这常常是次要的，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而主要致力于对他们内在的精神气质、心理特征、思维习惯的挖掘，从而塑造了鲜明的民族性格，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
哈宽贵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夏桂》和《金子》，在刻画回族妇女形象时，虽然受那个时代创作风尚的影响，较为注重人物的外貌和行为描写，但仍以较大的篇幅，深入地表现了她们在受到丈夫不公正的待遇后的心理活动和刚强自立的精神气质，鲜明的反映了回族“肯生韧长”的民族性格。马知遥的《“业余社员”轶事》《老烈》等小说，集中展示了特定的回族人物性格。它通过纳万财见到一位年龄9源岁的白胡子老人，面庞红润，胡须雪白，眼不花，耳不聋，精神很好，便疑心他是天仙下凡，是胡大（真主）派来启示自己的内心活动，表现了他的思维习惯。通过纳万成在开斋节时的一系列心理活动表现他自私、绝情的性格和他的忏悔、转变，较为成功地刻画了宁夏回族老人的个性特征。查舜则深入地探索并表现了回族青年的性格特点和精神气质。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不仅人物的外貌是模糊的，甚至于连他们的姓名都是无关紧要的，却深入地刻画出了回族特定的心理素质。他的《终旅》，通过回族青年农民“只要是为了沙家堡，他从来是提上斧头就走，连块干粮也不掖”的果敢行动，表现了回族人物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的《黄泥小屋》，通过苏尕三“舍条命保住心”的努力和贼娃子面对东家的羞辱愤而投水的行动，表现了他们高度的民族自尊；他的《残月》《辉煌的波马》和《金牧场》，则通过回族人物宁死不屈的感人精神和不为世俗所动的宽阔胸怀，表现了他们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人格，从而形象、深刻地反映出了回族的“心火”——特有的民族精神，刻画出了鲜明的回族人物形象。
由于具有上述的写作特点，因而，当代回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典型的而不是类型的，不仅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艺术印象，而且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三、艺术手法的多样和民族风格的发展
当代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表现为五彩纷呈、多元并举的绮丽景象。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张承志的抒情散文式的小说，陈村的象征写意的小说，沙陆墟的通俗传奇小说，马犁、马中骥的“花儿”夹杂其中边叙边唱的小说，都各领风骚，异彩纷呈。在艺术表现方法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并行不悖，同时存在。在许多中老作家的小说中，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典型的人物性格，发挥了较大的认识、教育作用。而一些中青年作家则积极学习，借鉴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着重表现人物流动不息的感觉和情绪，抒发自己的某种意念和感受，具有深邃的哲理，同样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还有一些回族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这两种创作方法是相互渗透、融合在一起的。例如：白先勇、张承志的一些小说，虽然以民族传统的写实方法为主，但又自然地运用了象征、寓意、意识流等现代小说的技巧，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而陈村的许多作品虽然采用的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但又是以现实主义为坚实基础的，所以更显凝重和深刻。
在艺术风格上，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也呈现为不同的色彩和格调。即使是在同一文学创作流派中，他们也因各自生活区域、性格、经历、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色调。例如，同样是现实主义作家，哈宽贵的小说充盈着热情和信心，胡奇的小说弥漫着神奇和理想，白先勇的小说渗透着伤感和凄凉……然而，在总体的艺术追求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又都有着共同之处，就是努力把握着文学民族化的方向，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
关于这个问题，回族作家们是有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的。最初，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文学民族化的重要意义和创作途径，因而，创作出来的作品除了人物前面冠以“回族”二字外，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后来，他们开始追求着回族韵味和情调，但也大多停留在人物外貌、服饰的描写和民族风情的展示上。近年来，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回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增强，文学民族化的意义和内涵也日益为他们所认识，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表现民族的精神，刻画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质、典型性格，便成为大多数回族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不仅一些过去没有涉猎回族题材的老作家写出了许多正面表现民族生活的作品，而且许多生活在非回族聚居区的青年作家，如张承志，也长途“寻根”，顽强跋涉，到回族聚居区深入生活，写出了不少揭示民族心理素质，表现民族精神的力作。那些生活在民族聚居区的小说家，如宁夏的高深、马知遥、马治中、查舜，甘肃的吴季康、马步斗、李栋林，新疆的白练，东北的马犁、郑国民，北京的马连义、张宝申等，更是植根于民族生活的丰沃土壤，从中汲取着创作灵感和素材，写出了许许多多富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点的小说作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回族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学风格的成熟，使当代回族小说初步形成了主体性与多样性、地方性与民族性、民族共性与作家个性的多元统一的特点，从而既区别于中国汉族文学，又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点。
尽管，中国当代回族小说的成绩是突出的，令人自豪的，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一，表现民族生活的鸿篇巨制不多，特别是缺乏有力度、有影响、对民族生活进行全景式写照的长篇画卷，因而对民族生活的反映还有待于深入和加强。二，作品的题材不够广泛，特别是多方面地展示自己民族的古老历史、生存斗争、苦难命运、对祖国的贡献的作品不多，而在这方面，恰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三，有的作家对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素质深入挖掘不够，因而在作品中这方面的描写有时流于片面性和简单化。四，创作发展上的不平衡，回族作家散居全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生活在大都市及东南沿海的回族作家艺术表现能力虽强，但对民族生活不大熟悉；而生活在民族聚居区的回族作家由于受到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束缚，信息不灵，创作水平的提高比较缓慢，因而，造成了回族小说创作一定程度的反差，使回族小说的民族主体风格不够鲜明和突出。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新的民族文学品种，回族小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支壮观的创作队伍，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民族生活的发展，回族小说之花一定愈开愈艳，在中国当代文坛取得更显著的成绩。
载《朔方》198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