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战役总司令，精心策划巧用兵：
团结盟军齐破敌，静听北非报捷声。
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进行“火炬”战役以代替“大锤”行动之后，丘吉尔就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亚力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双方商定这一计划提前执行。英美联军将于1942年11月8日在法属北非登陆，然后再由西向东对德意发动进攻，以彻底歼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尔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丘吉尔梦寐以求的事情。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面和东南面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面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是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一个地区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的西北端，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交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面积约238万平方公里，1930年起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位于非洲北端，北面和东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1881年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军队20万人，飞机500架。在法国的土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尚有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约40艘驱逐舰，20多艘潜艇和其他舰艇，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法兰西在北非的军政官员受维希政府管辖。他们以叛徒哲学为自己辩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认为1940年他们向希特勒投降是遵照合法的贝当政府之命行事的，因而也是合法的。相反，在他们心目中，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运动，倒反而是非法的，因而把他们视为仇敌。同时，由于英国政府支持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并且曾同维希的武装力量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北非法国当局的反英情绪也很强烈。鉴于这些情况，盟军的这次登陆作战是打着美国旗号，形式上表现为纯粹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对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是严守机密，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抱有成见，怕他参与其事会引起北非法国当局的反感，同时也怕他泄密。11月5日，罗斯福总统给丘吉尔的电报说：“任何使戴高乐参与‘火炬’计划之举，均将对我们努力争取在非洲的大部分法军归附我方远征军这一大有希望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我对此深感优虑。因此，我认为你在登陆成功以前，还是不把有关‘火炬’计划的任何情况告知戴高乐为宜。登陆成功后，你可告诉他说，经我同意，英美远征军的美国司令官，坚持对此事严守秘密，这是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且说艾森豪威尔，自从任命他担任“火炬”战役的总指挥后，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沉重。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役。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挑选美英军官来充实进攻非洲所需的指挥机构和参谋机构中的各个关键职位。由于他所指挥的是一支多国部队，因此在筹划组织参谋部的过程中，他尽量使每一个部门既有美国人，又有英国人。号召大家互相尊重，友好相处，为胜利完成“火炬”战役而竭诚合作。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考虑到1942年8月初我们在伦敦所遇到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决意要在那一年发动一场认真的进攻，在进行准备工作时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因为夏季已接近尾声，适合于作战的天气即将消逝，各项工作必须分秒必争。”在所有问题中，首先必须解决部队的运输和集中问题，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府曾经试图完成那样一次从基地跋涉万里，并以一场重大的进攻为归结的海外远征。
作为总指挥，艾森豪威尔最早碰到的、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确切判明哪些陆、海、空部队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加以利用。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司令官随着一项总的目标的确定，接到一份具体的部队分配情况的报告，然后据此可拟订他的战略计划，并辅之以详细的战术计划、编制计划和后勤计划。而在这一次，形势不清楚，兵力和供应的总数不知道，最终目标不明确，整个事情中唯一的肯定因素是美英两国统帅的进攻指令。但是，有关大兵团的战略、战术，登陆艇和船只的获得，海军后援部队的分配，空军部队的编制，出国部队集中地和训练基地的准备，前期与后期给养的安排，对每一支进攻的部队的每一个单位的实际组合，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地作出正确的处理。哪一环节出毛病，必将影响全局，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制定计划中，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决定进行攻击的地区和动用的力量。早在1942年1月，英美两国政府曾考虑过一项称之为“体育家”的计划，即由美国仅仅进攻卡萨布兰卡的计划，可是后来把它撂在一边了。那项计划的目标仅仅是不让西非充当纳粹的潜艇基地。后来，把最初的“体育家”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和英国一起对地中海区发起一场进攻，即是现在要进行的“火炬”战役。在为这场远征选定登陆地点时，艾森豪威尔首先考虑的是“从我们的护航舰队进入敌轰炸机航程内直至登陆完成为止的这一时期，能否为它们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当时盟军航空母舰很少，提供空中掩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得由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来负担，而为“火炬”战役唯一可资利用的基地只是直布罗陀。同时，由于海军护航和后援船只的不足，又只能把进攻的范围限制在几个主要点上。
经过反复研究，艾森豪威尔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最大范围内，最初指出了四个重要港口或港口地区作为理想的目标。它们从西往东依次是：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以及地中海岸的波尼地区。他们也曾考虑，对宾泽特一突尼斯城地区作一次成功的直接登陆将会获得巨大成果，可是那个地区远远超出了战斗机支援的航程，而且由于英国驶往马耳他的护航舰队曾经有过几遭覆没的经验，这项特别计划就被认为是超出了正当的冒险范围而很快地被放弃了。然而，若能尽早占领宾泽特一突尼斯地区，还是极其有利的，因为那样英美联军便能救援马耳他，并从陆海空三方面袭击隆美尔的供应线，这样就能保证非洲之战取得最后胜利。
艾森豪威尔说，对位于这条线另一端的卡萨布兰卡所以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当时其理由有两点。第一，卡萨布兰卡是婉蜒于阿特拉斯山脉的那条向东穿过奥兰、阿尔及尔，最后直到突尼斯的漫长而破旧的铁路的终点。这条铁路的运输量虽小，但若德军决定从同它友好的西班牙挥戈南下，并以轰炸机和大炮使直布罗陀海峡不能被盟军用于给养的目的，那么，这条铁路却能为盟军提供一条微弱的生命线。如果没有这条破烂的、从卡萨布兰卡到奥兰的铁路，所有进入地中海的部队都会被截断归路，甚至想突围都要冒极大的危险。
“卡萨布兰卡之所以重要的另一理由是，在那个地点强行登陆必然会对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部落民族产生影响。”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要是我们不在那里登陆，那么法国的维希政权就很可能把那些好战的部落引向同我们发生公开冲突，而这种局面几乎肯定会给西班牙更有力的理由去站到轴心国一边进行干涉。”
根据上述理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哪种作战计划，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是势在必夺。这两地都是重要港口，而且奥兰附近的飞机场对于日后的作战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对从直布罗陀直到前线一带——不管这些前线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施用短程战斗机时更为必要。阿尔及尔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此，如何确定突击的侧翼，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一个方案是可以进攻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另一个方案则是进攻奥兰、阿尔及尔和波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真研究了很久。我个人终于赞成把全部兵力开进地中海。我相信，突尼斯城这个战利品如此之大，以致我们一开始登陆就应尽量选一个位于东面的、像波尼那样的地方。无可否认的是，著不在卡萨布兰卡建立起一个基地而想开进地中海，必然会冒额外的风险。可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在冒着不小的风险，那么不如孤注一掷，相信卡萨布兰卡在其东路被切断之后会自行陷落，要不就会被从奥兰沿铁路转回来的纵队攻克。我脑子里也很想避开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必然会碰到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巨大危险。”
这一计划报送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批。美国参谋部反对从原先的进攻计划上抹掉卡萨布兰卡。他们认为尽管卡萨布兰卡——奥兰铁路的容量有限，盟军还是一定要迅速占领它，以作为万一轴心国对直布罗陀这条狭窄通道下手时的部分补偿。而且他们还相信，除非马上派一支强大的部队在摩洛哥登陆，不然的话，西班牙非常可能参战，或者允许德国人利用西班牙作为过道来包抄盟军的后方。他们反对在波尼作战的另一理由是，怀疑盟军在距离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轴心国空军部队如此近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空中掩护能力。按照这项决定，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早日占领突尼斯城的可能性已从眉睫之下推移到远处去了。”
进攻地点问题决定后，下一项重大的问题是决定进攻的时间。气象报告指出，从初秋开始，天气将不断恶化。因此，时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重要问题了。一切都要按尽可能早地发动进攻来作准备。为此，甚至海、陆、空部队达不到所期望的实力时也应在所不顾。因为若要获得更强大的实力，就会意味着贻误战机。当时，轴心国对地中海的英国护航舰队的攻击不断地传来噩耗。有一支严加防卫的、由14艘货船组成的运输船队企图把物资运送到马耳他，可是在到达那里时，只剩三艘货船能继续航行，而其中一艘又在船坞沉没了。曾被划拨给“火炬”计划使用的航空母舰“鹰”号被鱼雷击沉了。海军参谋部接二连三地带给艾森豪威尔这类消息，而每次得到这样的消息，都使他对计划作进一步修订。然而，最使艾森豪威尔这位总指挥担心的是时间问题。非洲的西北海岸，在整个晚秋和冬季气候险恶，大西洋的滚滚波涛在海滩上翻卷，就连天气比较好的仲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能等待“万事俱备”，必须及早行动。
在组织这一战役时，除了在军事上、物质上进行充分准备外，还必须考虑到北非的复杂的政治因素。鉴于法国维希政府及其军人对英国怀有恶感，英美两国政府都认为，远征部队应该尽可能做到从表面上看上去完全是美国人。不过又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让远征部队在人力方面多到足以使当地的法国政府和军事司令官们，能合乎逻辑地向维希政权和它的纳粹主子诉说遇到了“压倒优势的兵力”，从而以此为理由立即向盟军投降，并在以后实行盟军所希望的合作。
从开始设想进攻方案时起，两国政府就仔细考虑了让当时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参与“火炬”计划的可能性。他统率的部队曾经参加过那次倒霉的达喀尔远征，到头来进攻部队面对着当地维希法军的抵抗，不得不在一场混乱中撤退。英国人一直认为这场溃败的原因是伦敦的戴高乐司令部泄了密。艾森豪威尔说，“两国政府给我们的指示也许已染上了早些时候那次不吉利的经验的色彩”，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有关拟议中的远征的任何消息都不准传达给戴高乐将军。
不管怎样，据艾森豪威尔的情报人员了解，在北非是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德国和反对维希政权的情绪，甚至在某些陆军军官中也是如此。人们相信，如果盟军在一开始的进攻中就充分显示了力量，那么所有这些军官都可能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而自尊心得到满足后，顺乎潮流地参加到抗击曾在1940年屈辱过他们的传统敌人的战斗中来，形势是复杂的，有些情况还是模糊的，可是把远征计划向伦敦的法国人严格保密，却是盟国政府的既定方针，这佯做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动机是，只有完全出其不意，才能使远征成功。关于这场远征行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在拟订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时，几乎每天都遇到新的困难。其中之一是船只短缺，海上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同时，最早由美国运到英国的军事装备，都是准备供给最后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时用的。由于当时迫在眉睫的考虑是迅速卸货以便加速船只的周转，那些装备都被扔在仓库里和露天货场上，而没有顾及把它们分门别类和编造清册。现在急需利用这些东西，可是缺乏一份可以据以在最短期间把所需的装备挑选出来装箱，并搬上船的记录。此外，艾森豪威尔还经常接到有关敌人的潜艇击沉或击伤盟军舰艇的报告。这些舰艇是已被列入他们运送军队、装备的计划的。每沉掉一艘船只，都迫使他们对作战计划和战术计划重新修订。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求经常举行会议，通常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同美国驻英国的战术参谋部和战术服务处的成员一起举行，可是也时常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起举行。在这段时期，在丘吉尔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习惯于每星期同首相会晤两次。每星期二他们在唐宁街十号一起用午餐，通常在场的是英国参谋部或战时内阁的一些成员。每星期五晚上，艾克同首相在首相的契克斯乡间住宅共进晚餐，有时候这一会晤延长到使这位盟军总司令整夜都留在那里。在那段时间内，往往会同军政官员举行一连串的会议，解决战时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经过大约六个星期的紧张筹划后，艾森豪威尔接到通知说，美国国务院驻北非高级官员罗伯特·墨菲将对他作一次秘密访问，同他讨论那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和动向——这些因素在全部军事行动中仍是个很大的问号。维希法国标榜“中立”，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是与这个政府维持外交关系的。英美两国政府都认为，北非公众舆论是支持同盟的，如果有可能，他们还想使事情看起来好像盟军是应邀而来到非洲的。
曾经长期在非洲担任美国总领事的墨菲，早就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并被告知了在那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同他的一批助手一起，不仅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民意测验，而且还联络了一些对轴心国持敌对态度的军政高级官员。1942年9月16日，墨菲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来到伦敦，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了长达24小时的会晤。
墨菲是个皮肤黝黑、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人。他详尽地向艾森豪威尔介绍了法属北非的复杂的政治情况。墨菲说，艾森豪威尔可以用转向局外人亨利·吉罗将军的办法，绕过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贝当元帅的维希法国和法国殖民部队中的各种派别之间的斗争。吉罗是一位退休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战争中失去一条腿；1940年从战俘营中逃跑出来。当时他正住在没有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南部。墨菲告诉艾森豪威尔，驻阿尔及尔军团司令的参谋长查尔斯·马斯特将军向他保证，如果吉罗到阿尔及尔，所有法国殖民部队都会集结在他的周围，因此如果吉罗出面，盟军登陆时不会抵抗。除了马斯特的话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已经拒绝戴高乐邀请他们参加自由法国的职业军人，会不会服从他们指挥官的命令，而投靠在法国军队中没有地位的吉罗。
艾森豪威尔察觉到一些问题，并不完全信任吉罗。他告诉墨菲，如果维希法国军队真的进行战斗，他打算以足够的兵力强行登陆，攻破法军的防线，并且拒绝把墨菲的地下组织考虑进去。当墨菲请求给他的抵抗组织武装时，艾森豪威尔置之不理。当墨菲询问战役开始日期，以便使地下活动配合登陆作战时，艾森豪威尔拒绝告诉他登陆日期。他说，你可告诉法国人，我们将于二月的某一时间来到。墨菲指出，吉罗希望由他指挥“火炬”战役，因为他的军衔比文森豪威尔高，而且是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这次战役。所有这些，文森豪威尔都断然拒绝了。事后他电告马歇尔，墨菲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对他提供的情况不能“完全相信”。
在与墨菲会见之后的那些天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每天工作14个小时，制订运输计划，收集海潮和天气情报，研究空中掩护和许多其他细节。这对于以前从未参加过、或者甚至没有研究过两栖作战的军官们，都是新问题。有时进展看上去这样慢，以致艾森豪威尔有时表现出不耐烦和暴躁。虽然如此，他还是相当满意。他告诉马歇尔，他希望计划“最后几乎万无一失”。
10月16日，墨菲返回阿尔及尔后，发来了两份电报。一份是关于人物问题。马斯特将军再次报告说，除非让吉罗担任最高统帅，否则他不会参加。墨菲说，除吉罗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儿子，曾找到墨菲向他保证，海军上将愿意和盟军合作。由于达尔朗是维希部队总司令，而吉罗手下无一兵一卒，因此抛弃吉罗而代之以达尔朗，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很吸引人的。但是，达尔朗诡诈多端，名声很臭，不可轻信。
经过反复考虑，艾森豪威尔暂时决定任命吉罗为整个法属北非的总督来掌握“微妙的局势”。然后要求与达尔朗进行“恰当的接触”，并准备任命他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知道，盟军迟早将不得不作出决定，究竟是要达尔朗还是吉罗作为“我们主要的合作者”。但是，他希望两人都愿合作，以“取得对我们更有利的好处”。然而，这类事情与军事无关，而是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在采取行动前，艾森豪威尔需要得到他的上级的权威性指示。因为这天是周未，丘吉尔在契克斯别墅。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他，请他立即回伦敦开会。丘吉尔勉强同意了。
达尔朗的问题的确是非常棘手的，这位海军上将有着很不光彩的经历，他是纳粹的热心合作者，是维希反犹太法令的主谋，并持强烈反英态度。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说的，他几乎完全代表着盟国正在与之斗争的欧洲反动势力。他还是戴高乐将军的死敌。戴高乐从法国逃到伦敦后，他在1940年6月指控戴高乐叛国。关于战争性质的重大问题，和如何对待达尔朗这样一个反动人物问题，的确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丘吉尔思索了一会儿说：“若是你一定要把法国海军搞到手，就得去拍达尔朗的马屁！”但是，这终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考虑到政治影响，会议没有做出决定。要求盟军总司令，视情况发展，再临时决断。
现在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就要开始行动了。当艾森豪威尔离开伦敦时，这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进入一个作战地区，显然他不会在前线直接带领部队作战，但是作为战役的总指挥，他确实想到前方去视察，并且他的总部将成为空袭的首要目标。考虑到这些，就在飞离伦敦前，他给妻子玛咪写信道：“我希望你不要烦恼和忧虑。战争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危险，但是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的运气一直很好，这件事你必须永远记着。有者，即使我遇到最坏的情况，请不要过分悲伤。”他指出他在部队已经31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避免了一个战士总有可能要遇到的危险。他提醒妻子，他曾很可能在1918年到法国时而在那里牺牲。他接着写道：“我真正感到美国和全世界今天面临的局势，比我们任何人所能理解的要严重得多；因此不应让个人的牺牲和损失把我们压倒。”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丘吉尔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这次英美首次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统帅的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
自1939年9月以来，直布罗陀就采取了军事防御措施，以防受到围困，面对西班牙边界，如今这里已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在它上边就是直布罗陀岩壁，岩壁上已爆破出许多坑道，以便安放控制地峡的大炮。另外，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备丈自空中、海上和空降部队的进攻。这里最需要的是水，到1940年，在坚固的岩石中已建成了几座蒸馏水工厂，从而提供了足够的供应和储备。这是一桩浩大的工程。
直布罗陀对反法西斯战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的新飞机场的发展和使用。它最初仅是由跑马场改成的一个小型降落场，从1942年起，不断扩建，最后成为一条一英里多长的宽阔跑道。它的西端一直伸到直布罗陀海湾，是用开凿坑道时挖出的碎石筑成的。“火炬”计划所使用的大批飞机就集中在这里。整个地峡挤满了飞机，共有14个战斗机中队集中在那里待命出击。这一切活动不得不在德国的监视下公然进行。德国人因而错误地认为，这些飞机是支援马耳他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得好：“倘若没有英属直布罗陀，就不可能进攻西北非。”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战斗就要打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叙述了他在11月7日到8日那一晚上和以后的那几天中的焦急不安的情形。这场战役规模之大，天气之变幻无常，法国人态度之复杂以及来自西班牙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对这位司令官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