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和实施的各种管理和调控货币供应量及结构的措施的总称。主要是通过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调节总需求，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政策。货币政策之所以能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所用，是因为现代经济是以货币形成全社会有效需求的经济，货币是影响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产量、价格水平、就业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得以运行的能动力量。货币政策具体地由中央银行所确定的旨在影响总需求、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的方针、策略、操作工具或手段、措施等构成。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工具可分为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其中，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有三种，即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则种类很多。各国中央银行可根据本国实际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加以选择和运用。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活动的作用是间接的。中央银行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不能直接地达到其预期的最终目标，而只能通过控制某一中介目标，并通过这一中介目标的传导来间接地作用于实际经济活动，从而达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必须满足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这三个基本特性的要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最终目标的达到所经过的各个环节和具体的过程。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不外乎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一、利率变化和制造业投资的关系
理论上讲，贷款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对企业投资有较大的影响。
自1997年以后，由于扩大内需的需要，国家鼓励投资，货币政策导向是多次下调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只是在2004年，为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向上做了微调。和制造业投资贷款相关的中长期利率，5年以上的从10.53%降低到6.12%，3～5年的从9.9%降低到5.85%，1～3年的从9.36%降低到5.76%。理论上，从制造业的投资成本考虑，利息支出的减少必然会提高投资收益，引致更多的投资。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投资中贷款的多少，不仅和利息成本的高低有关，而且和信贷控制的松紧程度以及约束的松紧程度密切相关。利用相关年份的制造业投资数据和5年以下长期贷款利率的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关系。
1997年以来，制造业发展经历了1997～1999年的特定困难时期时，长期贷款利率在此期间基本上是一路下降的，但是制造业投资金额没有大幅增加，反而是逐步降低的，说明在投资决定的因素中，利率作为成本因素之一并不敏感；企业投资效益和经营状况的好坏对投资决策更起作用。1999年制造业投资大幅飙升，而利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因此不可能是该期间的低利率水平诱导了制造业投资的大幅增加。但是从中国的制造业实践看，只要投资主体有利可图，利率的成本约束表现得并不明显，特别是存在短期超额利润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实际上在政府调控2003年以来的投资增速过快的经济手段中，已经通过利率变化传达了调控信息，可基于中国的利率传导途径中非市场化的干扰以及路径的畅通性以及有效性还有很多问题，只是在利率传导机制以及企业投资决策机制中，还有其他的复杂因素在起作用，也与市场盈利预期相关。所以才有了该指标钝化或失灵等现象。即便如此，利率大小毕竟是制造业投资成本中的一部分，控制制造业投资的不灵敏性，并不能掩盖它在激励和引导制造业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银行业改革的逐步完善，随着金融机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要求独立审贷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如果在信贷规模合理控制的前提下，考虑利息支出作为成本的一部分对投资的影响，可以通过差别利率的方式，选择对制造业投资的支持或限制。对一些特定领域的制造业投资，通过利率因素的支持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比如在技术改造投资中给予优惠贷款利率，就可以增强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的积极性，并切实降低技术改造投资成本。
二、货币供应量和制造业投资
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解释。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货币供应量增加，能够起到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认为，货币是中性的。由于不存在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损害经济增长。卢卡斯则提出，由于理性预期的原因，货币供应是中性的，只要货币供应量符合合理预期的结果，经济就能稳定增长。不同的经济理论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就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虽然货币供应可以通过货币乘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中，两者的关系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有合理的比例关系，而且需要关注货币供给的结构，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客观上需要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不断追加投资，而投资规模的扩大、速度的加快和结构的改变，往往会在短期内通过投资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对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投资规模太小，投资增长速度太慢，投资结构不合理，势必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反之，如果不存在国力和社会产品的物质结构、市场承受能力的约束，任意扩大投资规模，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则势必带来投资需求膨胀，造成经济波动。因此，控制货币供给总闸门，对控制投资规模的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通过对不同制造业细分行业之间的资金投放，也可以看到引导制造业投资结构的变化。
货币供应量自1990年以来是持续增加的，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298755.7亿元以上。统计数据表明，货币供应量对投资数量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反映了经济总量关系上的内在联系。因此，通过控制货币投放来控制经济增速的大小，是有显著效果的。同时，经济内部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尤其是在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为避免企业和政府的投资冲动，只有不断提高投放货币的产出效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如果对货币控制过紧，会造成经济增长放缓，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是有害的。在关注货币供应量控制时，需要考虑货币供应量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不同产业和区域的货币投放，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下力气完善货币传导机制，强化市场信号的“保真”效果，并突出货币类市场信号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货币投放的作用。在具体执行投放的过程中，加强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和事后评价，也会不断提高货币的使用效益。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的效益、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商业银行信贷应该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针对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和投资方向，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能源消耗低以及产业基础好的重点行业倾斜，根据制造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银行信贷资金应该考虑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