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序幕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前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曾为中国人所熟知，原因在于他1954年9、10月间和1956年9月两度访华。但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了解，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米高扬的那次中国之行拉开了新时期中苏关系的序幕。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准备亲自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共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双方约定了会晤的时间。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无法分身赴约。1949年1月，斯大林来电表示，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他将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中国解放区访问。
米高扬，1915年即成为布尔什维克，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斯大林有力的支持者。1935年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46年后又兼任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斯大林认为米高扬是来华的最合适人选。
带着斯大林的使命，米高扬化名为安德列夫，秘密前往中国。他先抵达中国大连的苏军机场，然而再继续往西南方向飞，于1949年1月31日上午到达石家庄。毛泽东专门派出了汪东兴和师哲到机场迎接。下飞机后，他们又坐了70多公里的吉普车，才最后到达了西柏坡村。第一次到中国，米高扬非常兴奋，也非常好奇，他急于见到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
一下吉普车，米高扬就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把米高扬一行迎进会客室，并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几大书记。米高扬则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只是“带着耳朵来的”，只负责听取中共的意见，不回答。然后他又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接着，米高扬还呈送了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
第一天会谈，双方只是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但谈话一开始，米高扬就意外地发现自己带来的翻译小柯瓦廖夫不能胜任工作。这位苏共党内的汉学家，中文口语欠佳，又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几乎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非常生气，不断催促他。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却显得熟门熟路，操作自如。师哲曾在前苏联学习和工作了15年，是真正的前苏联通。因此，在以后的几天里，师哲一人承担起了毛泽东、米高扬两人的翻译。
从2月1日起，连续三天，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毛泽东深知与米高扬的谈话，实际上是与斯大林的谈话，要想使苏共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必须首先使米高扬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因此，毛泽东的谈话充满了政治家和哲人的深邃与远见卓识。米高扬听得非常仔细，并极少发表看法。
毛泽东谈到，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较为迅速，主要在于战略战术正确，指挥得当；用不了太久，就可以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打败蒋介石的条件；现在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建设新政权。
毛泽东把党对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等有关问题的考虑详细向米高扬作了介绍，特别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权，恢复生产与组织人民建设新国家等问题讲得最多。毛泽东谦虚地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可以学会的。有前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米高扬听到这儿，微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下去又谈了军队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土改工作问题、民族问题、党内状况、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米高扬都认真地一一细听，极少插话。
后来，任弼时就群众工作、恢复发展生产、中国解放战争的发展等问题又与米高扬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周恩来就如何做好后勤工作以保障战争的顺利发展、战后的经济工作、成立新政府的规划与设想，以及对外关系中国民主党派等问题，与米高扬也进行了单独谈话。周恩来还主动请米高扬就新政府的建立问题发表点自己的意见，米高扬被他谦逊、缜密的作风所打动，开口说道：“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迭、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这个现象必须防止。”周恩来听到这些，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2月7日凌晨，米高扬满载着两耳朵中共领导人的话，离开了西柏坡。毛泽东头一天已为他送行，就当时最好的条件宴请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
到了石家庄，米高扬乘车游览了这座解放不久的城市，当日登机回国复命。
西柏坡之行，给米高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曾对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说：“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第一个保证。”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详细的汇报，这些汇报使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米高扬走后不到8个月，中国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从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