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对东北三省抗日武装实行疯狂镇压以后，便把夺取热河省提上议事日程。
热河地处河北、察哈尔和东北三省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心存野心，在其炮制的“满洲国”成立宣言中，就将热河省划入统辖范围之内。
1933年初，日军为完成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由绥中沿北宁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由朝阳、凌源之线进攻；由开鲁向赤峰进攻；由林西向多伦进攻；后两路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1933年1月1日夜，日军在山海关挑衅制造事端。其后两天，日军在飞机、军舰、重炮的狂轰滥炸下，进攻临榆县城。3日下午，日军占领临榆县城。
山海关事件是日本新的侵略行动的前奏，此后一个月间，日本军事、外交当局接连发表声明，重弹热河省为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等老调，宣称关东军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
2月21日凌晨，日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袭击，侵热行动由此开始。日军第六师团、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在飞机支援下，连同伪满军兵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虽曾表示要与日军周旋，但战事一开始，就军无斗志，或退或降。24日，日军占领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凌源。热河前线总指挥张作相、汤玉麟相继逃离承德。3月4日，日军一支仅100多人的小部队轻易地占领了承德。短短时间内日军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
随着热河的沦陷，东北四省悉入日军手中，河北省境内更是全线震动。正在江西全面剿共的蒋介石，在全国抗日呼声压力下，调派中央系3个师的兵力到北方。他本人也于3月初离南昌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做了一些安排。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使张学良辞职，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
何应钦上任后，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依靠两千多年前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这些完全是防御性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和恢复失地，因而只能被动挨打。
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黄土梁子后，分兵一部分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属部队直溃口内，日军先头部队3月9日占领喜峰口。原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奉命增援，冯部趁敌人不备进行偷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不少，把喜峰口夺了回来。
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
4月初，日军侵入滦东地区，把战争推进到长城以内的河北省境内。中旬，日军连陷建昌、迁安、昌黎等地，同时再占喜峰口。
5月3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在日本天皇军部的同意下，下达进攻关内的作战命令。7日，日军再度进攻滦东地区。接着，古北口一带日军也发起猛烈攻击，不断向南推进，北平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自日军在长城一线进攻以来，中国军队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却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毫不放松，对日本则希望早日息兵罢战。
日本在策动中国内乱、分裂华北的阴谋一时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加之战争后备供给不上，国际形势愈来愈严峻，也于4月和5月之后改而采取武力逼和为主、内变策反为辅的方针，在外交上也迈开重要的步伐。
4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馆代办中山洋一访谒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提出外国武官是不是可以安排中日停战谈判”的问题。19日，中山洋一又往访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说：“日军无意进军长城以南，蓝普森可不可以把中日双方邀集一起商谈停战？”同时，日本驻美大使馆也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传出信息：日本陆军武官得军部电报，日军没有进占平津的意向。这种种活动，表现了日本方面要求谈判的动向。
蒋介石、汪精卫做出决定由黄郛出面主持对日直接交涉。处理华北停战谈判决定后，南京政府于1933年5月4日宣布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理委员会，任黄郛为委员长。南京政府将此事告知日方，表示要委派黄郛“改善华北方面的日中关系”。
日军采用惯用伎俩，在双方已经开始交涉的情况下，5月中下旬日军大幅度南进，目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以获得更多的权益。日军5月16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第八师团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国军队，继续南进。北平完全处于侵略军枪口之下。22日，东京参谋本部即下令武藤信义进行停战谈判。
5月31日，何应钦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进行谈判交涉。冈村宁次傲慢地表示：对停战协定案，中国方面只可有“诺”与“否”之答复，一切声明必须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行商议。这样，在日本方面提出的原案不容修改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所做出的一个城下之盟，无论从其产生过程、全部内容和附件，还是从文字表述来看，都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决定。
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丧失河北省22个县与1个自治县的全部自治权。它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有军队。这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国民党千方百计掩饰“协定”的性质，熊斌说这“仅属军事，不涉政治”。行政院长汪精卫还说，这是“无害于中国之领土主权及关于世界和平之各种公约，容许为局部之休战。”
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签订的《塘沽协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和屈辱。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得悉此协定，向外交部提出不同意见。外交部长罗文干，对停战谈判和签订协定一直持反对态度，《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即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
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痛愤相对照，则是日本侵略者捧着“沉甸甸”的侵略成果，向日本裕仁天皇请赏。裕仁天皇还亲自到靖国神社向阵亡的日军将士亡灵“报捷”。
至此，从“九·一八”开始的日军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日本的侵略进入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