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一进来，她就急着问还要等多久才可以见到她姐姐。伯爵起先闪烁其词，但是被催得紧了，他显然迫不得已承认，哈尔科姆小姐身体并不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很好。他这样回答时，格莱德夫人被他的口气和神态吓坏了，实际上她刚才和那两个陌生人在一起时已经感到不安，这一来更加焦急，所以头脑眩晕得支持不住，不得不讨一杯水喝。伯爵在门口唤人取水，再叫送嗅盐瓶来。水和嗅盐都是由那个样子像外国人的大胡子送来的。格莱德夫人一喝水，晕得更厉害了，那水的味道很奇特；她于是赶紧从福斯科伯爵手中接过了那瓶嗅盐去闻。她立刻头昏眼花。伯爵接住了从她手中落下的盐瓶；她恍惚中最后的印象是，伯爵又把那瓶盐凑近了她的鼻子。
打这时候起，她的回忆就是混杂，零乱，荒诞不经的了。
她本人的印象是：她那天傍晚清醒过来了；后来她离开了那家人家；她到了魏茜太太家里（像她早先在黑水园府邸所计划的那样）；她在那里吃茶点；她在那里过夜。至于她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由什么人陪同着离开福斯科伯爵送她去的那一家，那她完全说不清了。但是她坚持说去过魏茜太太家；更奇怪的是，她说是吕贝尔夫人帮着她脱了衣服，服侍她睡下的！她记不清在魏茜太太家谈了一些什么，除了魏茜太太以外还看到了其他什么人，而吕贝尔夫人又是怎么会到那儿去服侍她的。
有关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她那回忆就更是迷离恍惚了。
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她和福斯科伯爵一同乘车出去（至于几点钟出去，她就说不上来了），又由吕贝尔夫人做女伴陪着。但是她不能确定，她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离开了魏茜太太家；她也不知道，马车是朝哪一个方向驶去，她是在什么地方下了车，是不是一路上都由伯爵和吕贝尔夫人陪着。她那悲惨的故事叙述到此就结束了，以下就是整个一片空白。她再也说不出哪怕是最模糊的印象，也不知道那是过了一天还是几天，她后来突然清醒时，已经到了一个陌生地方，那里四周都是陌生的妇女。
那地方就是疯人院。她在那里首次听到人家管她叫安妮·凯瑟里克；那里出现了阴谋故事中最惊人的事，她亲眼看见自己身上穿的是安妮·凯瑟里克的衣服。在疯人院里，头一天晚上给她脱衣服的时候，看护就让她看每一件衬衣上的标记，而且毫无气恼和责备的意思说：“瞧瞧你衣服上面自己的姓名，别再跟我们纠缠不清，说什么你是格莱德夫人。夫人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可你还是这样生龙活虎的呀。瞧瞧你的衣服！瞧瞧这用不褪色墨水印的标记；再有我们院里保存着你从前所有的东西，它们上面也都清楚地印着安妮·凯瑟里克！”可不是嘛，她们俩到了利默里奇庄园的那天晚上，哈尔科姆小姐检查她妹妹的衬衣时看到了那标记。
在去坎伯兰的途中，经过仔细盘问，从格莱德夫人口中得知的就是以上这些回忆，它们全部是迷离恍惚的，有些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此后，哈尔科姆小姐就避开一切有关疯人院的事不问，因为，假如再去提那些事，她显然会受不了那种精神折磨。疯人院院长自己说，她是7月27日入院的。从那天起到10月15日（她被救出来的那天），她一直被禁锢着，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她是安妮·凯瑟里克，都一直矢口否认她是精神健全的人。她本来就心理比较敏感，体质比较脆弱，再经过这样的荼毒，受到的创伤当然很深。受到这样摧残以后，谁也不能在心理上不发生变化。
15日晚上，她们很迟的时候抵达利默里奇庄园，哈尔科姆小姐考虑得很周到，决定等第二天再证明格莱德夫人的身份。
第二天早晨，她第一件事就是去费尔利先生房间里，先是很小心地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最后才详细说出事情发生的经过。开始费尔利先生是一阵震惊，接着就气愤地说哈尔科姆小姐是受了安妮·凯瑟里克的愚弄。他要哈尔科姆小姐读一读福斯科伯爵的信，想一想从前说过安妮·凯瑟里克和她已故的侄女长得相似的那些话；他断然拒绝接见一个疯女人，说一分钟也不能见她；假如让这样一个女人到他家里来，那对他将是一件奇耻大辱。
哈尔科姆小姐从屋子里跑了出去，但是，第一阵怒火平息后，经过考虑，她相信，单从一般人道主义出发，费尔利先生也会接见他侄女，总不至于把她当陌生人闭门不见；于是，也不先通知一声，她就领着格莱德夫人去他屋子里。守在房门口的仆人不让她们入内，但是哈尔科姆小姐强行闯过去，搀着她妹妹一同去见费尔利先生。
此后的情景，尽管只持续了几分钟，却凄惨得令人无法形容——后来，连哈尔科姆小姐也避而不谈这件事情。这里只消叙述几句就够了：费尔利先生斩钉截铁地宣布，说他不认识当时带进他房间的女人，说这女人在容貌和神态上没一点地方能使他怀疑他侄女没被埋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说当天如果不把这女人从他家里赶走，他就要去请求法律保护。
即便是以最坏的眼光看问题，考虑到费尔利先生是自私的，懒惰的，一向麻木不仁的，你也绝不可能想象到他会那样卑鄙下流，甚至虽已暗中认出他胞兄的女儿，但表面上却加以否认。哈尔科姆小姐很通情达理，她认为这是由于他受了成见和恐惧的影响，所以再不能正确地分辨真伪，她只能将当时发生的事归之于这一原因。但是，后来她再去试验那些仆人，发现连他们也都拿不准，也都不知道带去给他们看的这位夫人是他们的小姐还是安妮·凯瑟里克，因为他们都听说安妮·凯瑟里克和他们的小姐长得相似，而这情形就必然使人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即，经过疯人院的禁锢，格莱德夫人在容貌和神态上的变化远比哈尔科姆小姐以前所想象的更为严重。强行将捏造的死亡加在她身上的恶毒骗局，甚至在她出生的老家里，在那些曾经与她一起生活过的人当中，也无法被揭穿了。
要不是情况那样紧迫，当时自可不必认为毫无希望辨明这件事情而放弃一切努力。
比如，离开了利默里奇庄园的贴身侍女范妮，恰巧再过两天就会回来；她以前和她女主人在一起的时间较多，要比其他仆人对她更为忠诚，她很有可能会辨认出来。此外，格莱德夫人还可以悄悄地藏在庄园中，或者住在村子里，一直等到她的健康稍许恢复了，她的精神又变得比较镇定了。而等到她的记忆又变得可靠时，她当然就能十分确凿和熟悉地提到过去的一些人与事，那是任何冒充她的骗子都学不像的，那样，即便是她的面貌不能证实她的身份，但经过那一段时间，她亲口说的话最后总能作为更可靠的证据证实她本人的。
然而，她当时由于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恢复自由的，所以绝对不能采用以上种种办法。从疯人院出来追赶的人，只是暂时被骗往汉普郡，他们下一步肯定就要来坎伯兰。奉命追捕逃亡者的人随时都可以来到利默里奇庄园；而从费尔利先生现在这种心情来看，他一定会立即运用他在本乡的势力和权威，对那些人进行协助。因此，以最普通的眼光考虑格莱德夫人的安全问题，哈尔科姆小姐不得不放弃了为她证明的努力，立即让她离开现在所有其他的人都对她十分危险的地方，离开她自己家园附近的地方。
看来第一个最妥当和安全的办法就是立刻回到伦敦。一到了那个大都市里，她们就可以最迅速可靠地躲得无影无踪。于是，哈尔科姆小姐也来不及再做什么准备，更无须和任何人依依惜别，就在那个值得纪念的16日下午，她鼓起了她妹妹最后的勇气，临别时也没一个人向她们道声珍重，两人就永远离了开利默里奇庄园，孤零零地踏上了征途。
她们已经绕过那座俯瞰墓地的小丘，这时候格莱德夫人一定要回去最后看一眼她母亲的坟。哈尔科姆小姐试图打消她的念头，可是当时怎么劝说也无用。她主意很坚定。她那双昏暗的眼睛里突然射出火花，在掩蔽着的面纱后面闪亮。她那憔悴的手指，刚才柔弱无力地握着亲人的手臂，这时越攥越紧。我凭心灵虔信，那是上帝的手为她们指出了一条回头路，于是，就在那庄严的片刻间，芸芸众生中受苦受难最深的一个在指点下看见了那条路。
她们回转身走向墓地，而这就决定了我们三人的命运。
以上是追叙过去的事——追叙直到那时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事。
听了这些事，我自然而然能够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隐约看出了这个阴谋的性质：主谋者如何等待时机，如何利用形势，确保干了这一大胆和复杂的罪恶勾当后可以逍遥法外。虽然某些细节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但是他们恶毒地利用白衣女人和格莱德夫人的相貌相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明明是把安妮·凯瑟里克带到了福斯科伯爵家里，冒充了格莱德夫人；明明是把格莱德夫人送进了疯人院，顶替了那已死的女人——这件李代桃僵的事做得很狡猾，以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位医生和两名仆人，很可能还包括疯人院院长）都成了罪案的同谋者。
第一个结论，必然导致第二个结论。我们三人再也别指望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会放过了我们。由于阴谋得逞，那两个家伙已经到手三万镑——一个得了二万镑，另一个由他妻子转手得了一万镑。既然享受到这些利益，以及其他好处，他们就要尽一切力量使这件事永不败露；而既然要找受到他们迫害的人隐藏的地方，迫使她离开她仅有的朋友（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他们就要搜遍每一个角落，情愿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不惜尝试一切阴险的手段。
因为意识到这巨大的危险，这每时每刻都会临近我们的危险，我就留心去找一个可以让我们隐蔽的地方。我最后选择了伦敦的最东头，因为那儿闲着没事在街上溜达着看热闹的人最少。我选择了附近穷苦人家最稠密的地方，因为我们周围的男女越是需要为生活艰苦挣扎，就越少时间，也越少闲情去注意那些偶然从外地来到他们那儿的人。这些都是最合我理想的优越条件；此外，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好处。我们可以靠我日常双手的劳动维持简朴的生活，可以省下我们手头的每一文钱，用来达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达到我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要洗清冤屈，伸张正义的那个目标。
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一星期后已经做出决定，对我们的新生活做了安排。
那幢房子里没有其他住户，所以我们出入都不必穿过那家店铺。至少是在目前，我做出了以下的规定：除非有我陪同，不然玛丽安和罗拉都不到门外去；我不在家的时候，凭他外来的是谁，不管他用什么借口，一律不准进入她们的屋子。一经这样约定以后，我就去找一个现在业务很发达、从前我就认识的木版雕刻师朋友，托他为我找工作，同时告诉他，因为某种原因，我希望不要发表自己的姓名。
他立刻联想到这是因为我欠了债，于是像一般人那样对我表示了同情，然后答应尽力帮助我。我也不去纠正他的误会，只接受了他给我的工作。他知道我是经验丰富、工作勤勉可靠的。他需要的就是工作认真，手艺娴熟，好在这些都是我具备的条件；我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已够维持日常开销。
我们在这方面一有保障后，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就把自己手里所有的钱都凑到一起。她的财产还剩下二三百镑，而我离开英国前顶掉了我的画师营业所得到的钱也相当于这个数目。我们俩的钱凑在一起总共有四百多镑。我决定立刻开始进行秘密侦查工作，假如找不到别人协助，我就准备自己单独干下去。于是我把一小笔财产存在银行里，以便用来支付侦查工作的费用。我们认真计算着每周开销的每一文钱；除非是为了罗拉的利益，为了罗拉的缘故，否则我们绝不动用那小笔存款。
当时如果我们敢让陌生人接近，家务事原可以由一个仆人来做，但是第一天玛丽安·哈尔科姆就把家务事当作她的本分接受下来。“凡是其他妇女的一双手能从早干到晚的活，我这双手也能学会。”她说。她伸出手时那双手在哆嗦。她卷起了为了安全而穿上的朴素寒碜的衣服的袖子，瘦削的手臂说明了她过去所受的痛苦，但是她的热情像扑不灭的火似的在燃烧。她朝我看时，我只见饱含着的泪水迷住了她的眼睛，慢慢地从脸颊上流了下来。她又像以前那样精神振奋，一下子挥去了眼泪，微笑中露出以前那种高兴时的神情。
“你别为我的勇气担心，沃尔特，”她为自己辩解，“现在不是我在哭，是我那部分软弱的性格在哭。即使我不能战胜软弱的性格，家务劳动也会战胜了它。”她后来信守了诺言——傍晚我们会见时，她已取得胜利，正坐下来休息。她那双神情镇定的乌黑大眼睛瞅着我，像过去那样乐观地、坚定地闪出了光芒。“我并没有垮下来，对我应当承担的一份工作你尽可以放心。”她说。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又悄声接着说：“而且，对我应当承担的那部分危险，你也尽可以放心。等到那个时刻一到，你可要记住这点！”
等到那个时刻一到，我确实记住了这点。
早在十月底，我们已将日常生活程序安排好；我们三人在隐蔽的地方完全与外界隔绝，仿佛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一个荒岛，周围千千万万的同胞与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了一片渺无边际的大海。我现在可以有一些闲暇去考虑将来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计划，在即将与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进行的斗争中，一开始应当怎样最稳妥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我已经不再指望：凭我认得出罗拉，或者凭玛丽安认得出罗拉，就可以证明她的身份。因为，如果我们对罗拉的热爱程度比现在略差一点，如果那热爱在我们心中形成的直觉不是远比一切理智的判断更为可靠，不是远比一切观察能力更为敏锐的话，那么，初见到罗拉时，就连我们也不敢一下子就断定那是她本人。
令人担心的是，甚至陷入绝望的是，由于过去的恐怖与折磨在外貌上所形成的变化，现在看上去她和安妮·凯瑟里克更加相像了。我叙述自己在利默里奇庄园的事情时，曾经就我对她们俩的观察做过说明：虽然一般来说她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但假如仔细地进行比较，仍然可以看出许多重要的差异。在那些日子里，她们俩如果并排站着让人家看，绝对不会有谁会把她们闹混了，不会像人们对双胞胎那样常常认错了，然而现在我可不敢这样说了。以前我也曾责怪自己不该哪怕是偶然无意中把罗拉·费尔利和痛苦与折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痛苦与折磨已经在她年轻美丽的脸上留下了污迹，而那些致命的相似之处，那些我从前所看到的，看到时只是在想象中觉得可怕的，现在却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了。
陌生人，相识者，甚至那些不能够像我们看得同样仔细的朋友们，如果在她离开疯人院的那一天看见了她，也会不相信她就是他们以前见过的罗拉·费尔利，而如果他们怀疑的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唯一剩下的办法，最初我认为可以采用的办法，就是要她去回忆任何冒充者都不熟悉的那些人与事——但是，我们近来的试验证明，这办法也是毫无希望的。每一次玛丽安和我向她小心地进行试探，每一次我们试着用一些办法增强她那衰退的记忆力，以便逐渐恢复她那受过震惊的记忆力时，我们总是又一次看出这种做法很危险，因为它会使她回想起过去那些烦恼和恐怖的事。
有关那些往事，我们只敢鼓励她回忆其中的一部分：回忆我刚到利默里奇庄园教她绘画的幸福日子里那些家庭琐事。有一天，我给她看我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幅画。那是幅凉亭写生，也就是我们那天早晨分别时她赠给我的。我们见她从那画上回忆起一些事，于是我们的希望也随着复活了。
此后，以前结伴散步和驱车出游的情景，也逐渐在她记忆中亲切地重新映现出来，她这时那疲乏无神的可怜的眼睛就瞅着玛丽安和我，首次露出感到兴趣的神情和恍惚若有所思的眼光。从那时起，我们就鼓励她保持这种兴趣。我给她买了一盒颜料，一本写生簿，类似那天早晨我们那初次会晤时我看见她手里拿的那本旧写生簿。又像以前那样（哦，天哪，又能像以前那样了！），每次从工作中抽出一些闲暇，在伦敦暗淡的灯光下，在伦敦简陋的屋子里，我坐在她身旁，指正那颤抖不稳的笔路，扶好那衰弱无力的手。
一天又一天，我逐渐提高了她新生的兴趣，到后来这兴趣在她茫然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她到后来能想到绘画，谈到绘画，并且耐心地自己练习绘画，在我的鼓励下她稍微感到了一点天真的乐趣，对自己的进步越来越觉得高兴，这就渐渐地恢复了她昔日那种已经逝去的生活与已经逝去的幸福。
我们用这简单的方法，慢慢地帮着她恢复记忆力；在晴朗的日子里，我们一左一右搀着她出外散步，在附近幽静的旧城广场上不会遇到什么能使他受到惊扰的事物；我们从银行存款中匀出了几镑，买了一些她需要的葡萄酒、美味的菜肴、滋补的食物；傍晚，我们陪着她玩孩子们喜爱的纸牌游戏，给她看我从木版雕刻师雇主那里借来的贴满版画的剪贴簿；通过以上这些方法，以及类似的其他细微的关心，我们使她逐渐安定下来。
由于这样经常地体贴她，悉心地爱护她，我们都十分乐观，希望一切都会好转。但是，假使非要狠着心不让她一个人静静地休养，反而要她去接触一些陌生人，或者那些并不比陌生人熟悉很多的朋友——从而唤起我们一直小心翼翼不让她重温的那些痛苦的回忆——这一切，即使是为她着想，我们也不敢尝试。无论我们需要做出多大牺牲，需要焦急揪心地拖延多久，但只要那些困难是人力能够克服的，我们就必须在不要让她知道和不必由她出力的情况下为她洗清冤屈。
一经这样做出决定，我们接着就需要打好主意，第一步应当冒什么危险，一开始又应当从哪里着手。
和玛丽安商量之后，我决定第一步要尽量搜集更多的材料，然后去请教基尔先生（我们知道他这人是可以信任的），首先要向他讨教的是，我们究竟能不能依法起诉。为了罗拉的缘故，只要还存在一线希望，可以获得任何可靠的助力，增强我们所处的地位，我决不肯赤手空拳应敌，拿她的整个命运去冒险。
我需要掌握的第一部分材料，是玛丽安·哈尔科姆在黑水园府邸里所记的日记。日记中有一些涉及我说过的话，她认为我最好不要去看。因此，她读原文给我听，我趁她读时摘录下需要的材料。我们晚上只能迟一些睡，挤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为这事花了三个晚上，我终于掌握了玛丽安告诉我的一切。
第二步是：我要在谨防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尽量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证明材料，我亲自去看魏茜太太，要查明罗拉在她家过夜的事是否属实。调查这件事时，我考虑到魏茜太太的高龄和她衰弱的身体，同时，也像以后去其他几个地方进行调查时一样，为了慎重起见，我隐瞒了我们的真实情况，并且总是很当心地称罗拉为“已故格莱德夫人”。
魏茜太太对我的调查所做的答复，证实了我以前担心的事。罗拉确实写了信去，说要在老友家中寄宿，但是后来根本没有去那里。
从这件事例中可以看出，而且我担心在其他事例中也是如此，她思想混乱，曾经把一些自己打算要做的事想象成为实际已经做过的事。这种不自觉的自相矛盾，虽然很容易给解释清楚，然而却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刚开始就遭到的挫折，是证明材料中对我们极为不利的一个因素。
接着我就索要来罗拉从黑水园府邸寄给魏茜太太的信阅读，我看到的信没有信封，信封已扔进字纸篓，早被毁掉了。信上没写日期——甚至没注明星期几。它上面只写了这么几行：“最亲爱的魏茜太太：我现在十分愁苦烦恼，明天晚上可能要来您府上借宿。信中我不能告诉您详情，因为写信时我十分害怕被人发现，一点也不能集中思想。请在家中等候我。我要吻您一千次，把所有的事告诉您。爱您的罗拉。”这几行字有什么用呢？它们毫无用处。
从魏茜太太家回来后，我教玛丽安怎样写一封信给迈克尔森太太（也像我那样谨慎地写）。玛丽安可以对福斯科伯爵的行为泛泛地表示怀疑，要求女管家为我们写一份简明材料，据实叙述事情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