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性是自然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即使是在任何一种比较完善的自然语言体系中都客观地存在歧义现象。我们所使用的汉语更是如此，这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语言的歧义性最多且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词的歧义性上。当一个字或词的含义不只一个，而是多个时，这个字或词便具有歧义性。语词的歧义固然可能会引起交际的障碍，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而恰当地利用这种歧义性，将表示甲义的语词换过来表示乙义，并使两种意义建立起某种联系，使之产生特殊的意义或感情，那么语词的歧义性便可以成为论辩的有力武器。例如：
1897年孙中山侨居日本时，结识了著名的本政治家犬养毅，他们作过一次很有趣的论谈。
犬养毅：“我真钦佩您的机智——不过，我想问问您，孙先生，您最喜欢的是什么？”
孙中山：“革命，把清政府推翻。”
犬养毅：“你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但除此之外，您最喜欢什么？”
孙中山停片刻，用英语回答：“Woman（女人）。”
犬养毅拍手道：“很好！再其次呢？”
孙中山：“Book（书）。”
犬养毅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是很老实的话，我以为您会说最喜欢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书的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您这样地忍耐着对女人的爱而拼命读书，实在是了不起！”孙中山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犬养毅以为发现了一个“秘密”，这时他解除了“戒备”。接着孙中山很巧妙地“长驱”直人，展开来解释了自己的答案的含义：“不是这样！我想，千百年来，女人总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应该和母亲是同义语，当妈妈把她身上最有营养的乳汁喂给孩子的时候，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丈夫的时候，她们的牺牲是那样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我们好些人却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
这里，孙中山利用歧义将语义转移，把“女人”解释为包括母亲、妻子在内的广大妇女，把“爱”理解为广义的尊重、热爱、珍惜、钦佩，阐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也轻松地说服了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