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方从主观需要出发，运用种种似是而非的辩论术来为自己的荒言谬行辩护。对此可用针锋相对的方法，将其逐条进行反驳。失去这种针对性，辩论就丧失了具体性，就达不到征服对方的辩论目的。
例如，爱国将领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有两个外国人私自到终南山打猎，并打死两头珍贵的野牛，于是，冯玉祥把他们招到西安兴师问罪——
冯玉祥：“你们到终南山行猎，和谁打过招呼，领到许可证没有？”
对方：“我们打的是无主野牛，用不着通知任何人。”
冯玉祥：“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中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你们不经批准私自行猎，就是犯法行为，你们还不知罪吗？”
对方：“这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不是准许携带猎枪吗？可见，我们行猎已得到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是私自行猎呢？”
冯玉祥：“准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吗？若准许你们携带手枪，就可以在中国境内随意杀人吗？”
对方：“我在中国15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也没有不准许外国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冯玉祥：“没有不准外国人打猎的条文，不错。但难道有准许外国人打猎的条文吗？你15年没有遇到官府的禁止，那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身为陕西的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卫权之责，就非禁止不可。”。
在这场辩论中，冯将军针对两个外国人的诡辩，逐条反驳；
第一条：“打的是无主野牛，用不着通知任何人。”用领土和主权理论反驳；第二条，护照“准许携带猎枪”，指出犯了“推不出准许打猎结论”的逻辑错误，即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并用归谬法，再次驳倒“准许行猎”的论题；第三条，从时空上（“在中国15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打猎的”），从法律上（“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准许外国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再次寻找论据，冯将军用出奇制胜的对策，出其不意地攻击论敌。两个私自行猎的外国人被驳得既无空子可钻，又无再辩之力，只好认罪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