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推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2014年3月17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此前，李克强总理更在多个场合以多种形式阐述“城镇化”相关观点。新型城镇化思路从时间和空间上都紧密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新型城镇化在各种重要场合和文件中的密集“亮相”，显示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梳理李克强的从政经历也可以发现，从学术研究到执政实践，再到改革推进，有关“城镇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关注点之一。
学术研究：“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
据新华社发布的“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介绍，李克强在书记处繁重的工作之余，先后攻读完北大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李克强的硕士论文是《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该论文被厉以宁编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在这篇文章中，李克强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工业化发展历程，认为这20多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牺牲农业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扩大。
为此，论文指出，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论文进一步分析认为，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呈现出以农村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系统、农业系统和现代工业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多次提到“城镇化”的概念。他分析“城镇化”的意义时认为，实现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
此后，李克强在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对于“城镇化”的分析更进一步，他认为，城镇化的实现可以看做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城镇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城镇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从李克强的硕、博论文可以看出，他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上，经过深入研究，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进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探索实践：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发展良性互动
李克强对于城镇化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更注重付诸实践。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两省主政期间，依照两省特点和发展需求，使城镇化建设都得到量和质的提升，为全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工作思路上提供了示范。
“农业大省”河南的城镇化冲击：中原崛起战略
从省长到省委书记，李克强在河南的七年里，该省经济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工业利润增长近7倍，人均GDP从1990年代初期的全国第28位上升为第18位，总量跃居全国第5位，居中西部省份之首。当年河南的城镇化率为20.8%，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据新华社发布的李克强“人物特稿”记录，赴任河南后不久，李克强鲜明地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路径。2003年，他正式提出“中原崛起”的构想并加以实施，这为河南后来的发展定了基调，也成为国家后来制定出台中部崛起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专栏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注定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不可否认，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镇化的实现可以看做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城镇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城镇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然而，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不仅如此，还会制约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影响农业收益的提高，并且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较大的浪费，其结果很可能是三元结构出现新的刚性特征，给国民经济结构的最终转换带来新难度。
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中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10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目标的修正，使这一过程注入较多的现代化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迅速由数量型模式转为质量型模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就业结构的转换与人口结构的转换完全同步，而在于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呈现相同趋势，从而促进三元结构的不断演变，使之走上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推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流程来看，也应当是多层次发展的。目前乡镇企业的职工总数虽有9500多万，但完全脱离土地的不到一半，大部分是兼营土地的兼业户。无疑，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向城镇化推进，这些兼业户将逐步放弃土地，但后继的兼业户会不断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农村有着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从农业生产的特点来看，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又不一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必然有较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剩余，不可能都离乡转移。这一流程从一个方面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注定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按照这一思路，李克强强调，河南要在继续巩固“三农”优势、建好全国“粮仓”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推进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传统产业进行高起点、大跨度改造，拉长产品链条，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他系统谋划河南工业发展布局，提出了建设郑汴洛工业走廊的战略举措，大力推进洛阳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等，推动了一批支柱产业的形成，发展壮大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和知名品牌。
2000年年底，李克强在亲自主持制订河南省“十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为此，他还亲自选定了河南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同时，还就加快推动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行政区划调整等相关配套改革，全面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河南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李克强提出，要打破内陆省份的观念制约，实施“东引西进”，一方面充分发挥区位、市场、劳动力资源优势，吸引东部产业、技术、资金、人才、项目、管理经验和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抓住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加强与西部省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大力开拓西部市场，努力提高产品在西部市场的占有份额。这个战略思想为打开河南工业发展空间，推动河南从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克强说，实现中原崛起，基本途径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而实施中心城市带动、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三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不仅可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推进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能够大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要构筑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加快这一区域的发展步伐，使其尽快形成整体竞争优势，成为承接国外和沿海产业转移的主平台，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实现中原崛起的龙头，成为在全国有独特优势和重要影响的开放型经济区。
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伴相生，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为二、三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李克强提出，推动工业化，必须同步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其作为河南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提出要举全省之力，发展“构筑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着力构筑河南乃至中部地区具有强劲积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核心增长极。李克强指出，中原城市群能否成为带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河南“东引西进”的主平台、招商引资的主窗口，郑州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树立大郑州意识，以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标，加快郑州发展步伐，使其成为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的龙头。
中原崛起的基本内涵
1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推进河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扎实有效地提高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
2 持续较快地推进河南经济发展，到2020年，经济发展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55%以上，河南经济在全国的战略位置明显提升，河南的发展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
3 在产业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历史性地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全省GDP构成中农业占10%以下，二、三产业比重占90%以上；
4 在地区结构上，基本实现城镇化，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0%以上，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5 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和发展环境和谐、宽松，经济开放性较好；
6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大局稳定。
大力推动郑东新区建设，李克强提出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坚持集约节约、市场化运作、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发展思想，推动了旧城与新城的互动发展，实现了产城融合、要素集合，呈现了金融业、高端商贸业、物流业、旅游业多元发展。郑东新区的建设，为全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示范。
辽宁的县域城镇化：稳妥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
与河南不同，因为工业化的良好基础，辽宁省早就有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李文发表于2007年6月的一篇论文《辽宁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研究》记载，早在1990年，辽宁省城镇化率就达到50.56%。不过，辽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当时正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境地，大量国企破产，工人下岗。上述论文记载，在李克强赴任辽宁前的2003年年底，辽宁的城镇化率仍为55%，13年间增长了不到5个百分点。
面对国企破产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很多百姓生活在棚户区的窘境，李克强到任不久即开始关注棚户区改造工作，“万事民为先”的执政理念，也在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突出体现。在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李克强也强调城镇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稍有区别的是，与河南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同，辽宁城镇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
2006年3月，李克强在辽宁省法库县等地考察时，提出要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李克强提出的具体方针是：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使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要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依据比较优势确定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建设县域工业园区，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聚集效应和专业特色；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力培育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集聚，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
同年10月，中共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克强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中心镇，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不断壮大县城和小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和特色的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作用。
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推动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等工作上，也为辽宁的城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李克强于2005年指出，要走出靠机制、体制创新，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路子，城市间的合作要符合市场规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是建设沈阳经济区的基本原则。李克强强调，要在新的起点上走出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产业发展的新路子。在新一轮开放中建设沿海经济强省，既要注意学习借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经验，还要面对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用新思路、新机制、新方式走新路子。“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和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产业布局，要以先进装备制造业为骨干，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支撑。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充分发挥辽宁中部城市群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优势，以打造沈西工业走廊具有国际水平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聚集区为核心，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加快形成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努力在用中国装备支撑中国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构筑发展新优势，加快建设沿海经济强省的进程。
李克强强调，推进辽宁中部城市群建设要抓住重点进行突破，并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要充分发挥沈阳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打通沈阳到营口的入海大通道，使沈阳近海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发挥，成为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强有力的连接带。进一步推进沈抚同城化、沈本一体化、沈铁工业走廊建设进程，发挥中心城市和产业聚集区的辐射带动效应，有步骤地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辽西沿海经济区既要充分利用锦州湾这个渤海出海通道的有利条件，又要充分利用辽宁中部城市群的聚集效应，努力加快发展。全省上下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形成合力，面向沿海优化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发展良性互动。
此后，经过多年的筹划和准备，这一中国规模最大、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积累了完成新型工业化理论向实践转换的多方面要素载体和基础保障，打造沈阳经济区的条件趋于成熟。
全面推进：化解深层次矛盾确保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李克强曾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城镇化需要破解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上述问题的妥善化解，决定着未来新型城镇化能否成功。
“四化”协调发展：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
过去几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3年3月5日，李克强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经济转型，要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指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顺应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在增强城镇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使现代农业得到更大发展，实现良性互动。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土地流转难和资金短缺等几大瓶颈。2013年3月27日至29日，在江苏常熟调研时，李克强看到当地通过土地规范流转，小块地变成了大块地，大机械派上了用场，作物产量和农民收入都有了提高。李克强指出，通过股份合作、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现代农业是大方向。要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劳动力效率，更好更多地提供农产品，对新型城镇化会形成有力支撑。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江阴市新桥镇调研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李克强说，小城镇能够就地就近聚集人口、吸纳就业，是统筹城乡的重要关节点，要在优化布局中打造更多有活力的小城镇。同时，城镇化也要有产业作支撑，实现产城结合。进城的农民有就业能创业，生活就会安稳，城镇化就能走得更扎实。
注重“四化”协调发展，在此之前李克强就做过详细阐述。2012年9月19日，李克强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曾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从世界上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很高同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作为一个13多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会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需要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探索前进，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李克强说，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要抓住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结构调整的机遇，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构建创新转型的大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他强调，工业升级需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更是密切相关，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联系，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要顺应这一趋势，做大做强服务业，推进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人的城镇化”：从“物”回到“人”
这些年来，在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以大城市带大郊区的“成都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的“广东模式”，以宅基地换房居住的“天津模式”、以集体土地入市的“深圳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有共性，即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
十八大后，李克强多次讲话，将城镇化这个最大内需和改革这个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坊间诸多评论认为，这将是新一轮改革的开始。而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从“物”回到“人”，必将加速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财税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体制、养老统筹制度、医疗体制、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2013年新年过后不久，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时，首次明确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李克强说，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此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媒体报道热点。
早在2010年6月24日，李克强在会见城镇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学员时就指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美好，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成果。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要坚持以人为本、城建为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为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化的设施，使城市和谐稳定、舒适宜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李克强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李克强特别强调要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李克强所倡导的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各方面改革和进步的“润滑剂”。
总之，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城镇化与人口、财政、区域经济、农村建设等都有密切关系，在城镇化这一主题的串联下，有利于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和进步。其中，最受关注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必然走在前端。同时，李克强思路里城镇化的“润滑”作用绝不止于此，还在于对中国经济更大层面的调动和推进，城镇化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之一。
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守住耕地红线、防止城镇化跑偏
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保证粮食安全无疑关系重大。2012年9月7日，李克强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李克强的思路里，城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关乎世界的问题。2012年11月，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要立足自身，不可能靠世界市场解决，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加强环保节能，还要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
解决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要将其放在发展的全局中来统筹。城镇化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而农业现代化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我们说要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实质上就是要把好耕地红线、打牢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2013年11月4日，李克强来到黑龙江省抚远县查看粮食收储情况。号称中国的“粮仓”黑龙江，这里夏天也曾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在抚远浓桥粮库的储粮仓，李克强登上三米多高的粮堆，查看储粮安全。李克强对工作人员说，“你这是金仓，垫底仓，站在上面心里踏实。要保管好每一粒粮，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李克强就任总理八个月来第三次就农业问题进行考察，此前的3月，在江苏常熟市郊的农村，李克强关注的是家庭农场等农业现代化新形式，他指出，“家庭农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等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它代表着一个大方向。”6月，在夏粮生产受低温冻害影响严重的情况下，李克强前往河北安民心，他说，“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稳定粮食和农业生产，对于保证市场供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
粮食安全是城镇化的根基，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必须以保护耕地红线为前提，必须以维护农村、农业和农民利益为前提，全力防止城镇化“跑偏”。
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
随着各种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对于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李克强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这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
2013年5月24日，李克强访问瑞士，并在《新苏黎世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选择瑞士》的署名文章上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
李克强关于“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的阐述较为重要的两次均以全文刊发的形式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其中，《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文指出，中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内需潜力大，对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不仅可扩大投资，而且能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李克强在2013年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具体分析称，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新型城镇化中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同样，改革和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也将为中国带来更大的改革红利，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进行体制性变革，给予民间创造自由。要积极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大胆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镇住房制度，更要加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才会实现。
新型城镇化涉及人、地、钱、房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市场规律，统筹推进五大相关领域改革。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着力推进的五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
一是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全面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加快推进跨部门、跨地区的人口相关信息整合和共享，建设覆盖全国、安全可靠的国家人口综合信息库和信息交换平台，实行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依法记录、查询和评估人口信息的制度，为流动更加频繁的人口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
二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根本上要靠制度改革。要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执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探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与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三是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财力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推进城镇化必须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加快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PPP等多种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四是健全城镇住房制度。解决好住有所居问题是实现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前提。要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建立各级财政保障性住房稳定投入机制，不断完善租赁补贴制度；要通过调整完善住房、土地、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
五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必须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完善推动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建立区域间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新型城镇化规划公布后，也引来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普遍认为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规划体现了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本质；同时，也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机遇。尤其是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将需要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电力、燃气、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将创造大量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同时，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这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总体来看，这是一部指导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全面丰富，总结并吸取了国内外城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同时，为了避免走弯路，规划认真总结了中国近年来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包括：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等。尤其是对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对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土地粗放利用，浪费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加大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并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以及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围绕以人为本，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土地城镇化”等一系列问题。
为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规划突出城镇化要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节约集约等要求。接下来，各地在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时，就要避免“伪低碳”，即：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计划建超高层大楼，但把每吨水从地面提升到几百米高的楼层，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这是虚假的集约、低碳。真正的低碳城市应该是良好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便捷舒适的交通系统、适合居住的绿色建筑、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
总之，城镇化是现代化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