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落雨了。据这里的同志谈，每次三干会都要落雨，有人开玩笑说，以后每逢天旱，不必农民祈雨，只要召开三级干部会就行了。
一整天，哪里也没去，在家读书。早政治理论学习，读《历史唯物主义》。上午和晚间全读《纳吉宾短篇小说选集》，已读完。
纳吉宾是苏联一个青年作家，一九二〇年生于莫斯科，今年三十五岁。他二十岁就从事文学活动，出了不少短篇小说集子。他经常投稿的杂志是《星火》，大概是《星火》的经常撰稿人。
作者有着杰出的才能，他的短篇读起来是那样迷人，味儿是那样浓厚。从这个集子的十八篇小说看来，他所接触的题材是那样广泛，有描写战争的，有描写幼儿的，有描写集体农庄的，有描写在深山里一个人进行农业实验的农艺家年轻姑娘的，也有描写小学教师的。他所接触的主题和思想，既单纯而又广阔。说单纯，是他每一篇作品都是表现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处处展现苏联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说广阔，是他在这一个总的范围、总的思想主题下，什么样的生活中的问题都被他大胆地撷取来加以描写和解决。主题只有一个，表现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具体问题上却是无穷无尽的，这不能不佩服作者的锐敏的观察力。任何一件平凡的、琐细的问题（但却是有巨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关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在作者笔下都是那样生动，并显示它的深刻的社会思想的意义。
作者并不追求多么曲折离奇的情节，不卖弄复杂的故事和作弄人的穿插。他所采取的素材都是故事极简单，问题极平凡，司空见惯的事件，而他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苏联人上，放在苏联人的伟大的精神世界里，他紧紧抓着苏联人对事的态度、心理和行动上。因此，问题虽小，意义却极大，故事虽简单，但情节却复杂而有趣（他的情节就是苏联人对人对事的思想变化、态度变化和行动变化。那变化是极细致的、生活的情节变化），他不做故事性的穿插，却常常做生活的、思想的穿插——人物描写的穿插。
作者对于人物的描写，紧紧抓着人物的态度，并把他和苏联国家的美丽的风景溶化在一起。他对于风景的描写才能是很高的。因而，他的每篇作品看起来都是许多幅美丽的画幅构成的。由于作者总是把风景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情绪、行动结合起来，因而，那些自然景物都是活生生的，而不是静止的画片。由于作者又常常把自然景物和故事的发展、旋律、节奏巧妙地配合起来，所以自然景物描写充满了诗意。而那旋律却又是人物情绪的旋律，在那旋律中的自然风景，都被渗透了人物情绪，涂上了人物的感情色彩。
作者的每篇故事，却都具有人的单纯而又深刻尖锐的矛盾。那矛盾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思想的矛盾，是道德的矛盾。他有时写两个思想意识矛盾的人物，有时写一个进步者（落后者不出场），有时写一个落后者（进步者不出场或仅仅是陪衬），有时只写一个人物，写这个人物和他周围环境的消极因素的冲突。另外写一些与故事发展关系密切的，但仅仅只是作为见证的人物。由于作者在人物安排上，是那样节省，因此，他对于人物的描写是那样集中、细腻和突出。有时候作者写两个相冲突的人物，但冲突的一方，自始至终（直到另一方已转变）还不知道他处在冲突之中。如像《冬天的橡树》，读起来是那样入情入理，耐人寻味。
纳吉宾的短篇和柯罗连科、巴甫连柯，都具有着相同的才能和特点，他们的作品一样地感人。
晚上读完书后，和一个同志闲谈，他谈着他的苦闷，他爱人一度和别人相好，而他又爱她，现在她忏悔了，他不知该不该原谅她。原谅这类事，只有具有宽阔胸怀的人，才能做得到。
谈到十一时始睡，心里不愉快。为了别人的不幸。
十一月二日星期三
昨天上午未出去。外面落着雨。中午前后雨停了。上街买了十张邮票，并在一个小书店买了一本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下午读决议全文。老同拿来詹大杰所写的一份报告，叫我修改，准备给三级干部印发。
晚饭后，同绳武出东门，到野外去散步。出东门有十几家人家，其中也有店铺，乡村不像乡村，街镇不像街镇，街道污秽，也显得冷落。这便是渭南县的东关，从这里出去，道路田野倒是十分整洁。数十百步，有一砖砌的残败的拱形门洞，洞上有石刻曰：文昌阁，其实阁已拆除了，只剩了一个倒坍的平台，一旁有小径通到台顶。
我们站在文昌阁的废台上，迎着晚秋的冷风，眺望雨后的原野，陇海铁路就在脚下，它自西向东，疾驰而下，像一条直流向东直泻。路北是一片广袤肥沃无垠无边的耕地，土地已秋耕过了，播上了小麦，只有少数的棉田和玉米，在这黑色的土地上，留下褐色的和黄色的斑点。明亮的渭河，静静地在这黑茸茸的田野，画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银线，它越往东去越加宽阔，像无法收揽似的，散了开来，一直冲到南塬的脚下。
在我们的南边，是数丈高的黄土塬，这里突出一个斜角，在突出的塬角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庄，看见两个小孩子沿着屋墙玩耍，看来不过三四岁的样子。从下面望去，孩子们仿佛是在悬崖峭壁上行走，我们很担心他们从数丈高的土崖上滑落下来……我心里不由地想到，这几户农家，今年以后，就成为海滨的居民了，而在我们的脚下，正是三门峡水库的海底。
在台上站了许久，尽情地享受了四野的清新的空气，觉得浑身都清爽多了，直到四面涌上来暗淡的夜的影子，才回到县委。
三级干部从四乡纷纷赶来，有骑脚踏车的，也有背着行李步行的。他们喜气洋洋，说说笑笑，向分区党校走去，那里是他们开会期间的驻地。这里干部最大特点，是大多数干部都有脚踏车，每开三干会，东西南北大道上，崭新的车子鱼贯而行，像几条银色的小溪似的，汇流在县委会。
在生产合作部门口，遇大杰，又遇见五区八乡支书王世明、支干刘民先，刘是今年才从农村提拔起来的党员干部。他们都是来参加三干会的，他们是党在农村的骨干，他们是合作化的具体的建设者。
今天未开大会，全体阅读文件。
上午未做事也未读书，和绳武闲谈了许多业务和职业问题。什么工作也没做，这一天是很贫乏的。下午去理发，并给玉墀发了一封信，附寄了我的理论学习计划。
晚饭后和德元、老同闲聊，德元正在擦车子，他说：宣传部九个干部，就有八辆新车。但他又说，可是谁也没手表，表的事谁也不想，谁也不问。我说在农村表无大用。他说，有时还有用。老同说：为防止在农村开鸡叫会，有个表倒可掌握时间。德元接着说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说在带渭好些村子，鸡叫得特别早，九点钟就叫头遍，十一点就叫起二遍了。不知怎么回事。我开玩笑说，怕是群众嫌开会到深夜，把鸡作了专门的训练。德元说，现在已经没有开鸡叫会的了。不像统购那时，为卖余粮搞得那么紧张。老同说，怎没有？今春建社，还有开鸡叫会的，强迫群众入社，不报名不散会。
说到这里，德元谈到许多有关朱王村建社的怪问题。这个社，在建社中有不少毛病，社干为了拉富裕户入社，出了很多洋相：
一个农民不愿入社，推辞说：我娃爱吃甜瓜。还说我娃爱吃甜高粱。社干说，种几亩甜高粱娃们都可以吃。结果当然没种，这个农民经常找社干骂些很难听的话。
一户农民在麦收时，想退社，放出风说，我那一亩地麦子，非分到一千五百斤粮不行，分不到就退社。社干听了心里发慌，一起商量，一定给他分到一千五百斤，可是分的结果，只分到一千四百四十斤，社干便偷偷地从大堆里挖出六十斤给这个农民补上，别的社员来质问，社干无话可说。
一户农民入社时说，我入社可以，可是我欠的农贷就不能还了。团支书说，可以。竟然跑到信用社说，××的农贷今年不还，请缓一年。
一个县人民代表是个旧知识分子，他是富裕农民的代表者，不知怎的还参加了劳模会（此人从未劳动过）。县委副书记问社干，社干说：他是民主人士，要照顾一个。老同说，这人表现不好，经常骂朱庆迁（社主任），今年秋收，原定收益按生产队来分配。可是有一天，天将雨，有一个组怕谷受损，商量把已收下的分了，社主任批准了。分这些粮食的是富裕农民。过了两天，天晴了，收割的谷子比较干些。那几位早分谷的富裕农民不愿意了，觉得吃了亏，把原分的谷背到社里要调换，闹得乌烟瘴气，而那位人民代表却在社大会上骂主任：“不按章程办事，就是我们的敌人！”老同说，本来早应清洗这家伙出社，可是有些干部有顾虑，说人家是县代表，把合作化和县代表混淆不清，直到最近才准备清洗。
如此看来，朱王村合作社，在办社时是相当右的，用强拉、迁就，非原则的办法拉了一些富裕农民入社，在一年的生产中，发生了许多麻烦，这样的社必须大力整顿，不然，它是不会巩固的。
晚上，还是读文件，不开会。读书。
十一月五日星期六
三日上午，杨书记向全体干部作报告，地址是县府大礼堂，这座礼堂和县府县委的房子，全是解放后新盖的。县府的照壁和大门楼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建筑，从大门口，一眼可望见大礼堂，那崭新的礼堂入口门上，雕着“大会场”三个朱漆大字。会场有麦克风，扩音设备，有三个喇叭，会场内外，全可听到。参加三干会的约五百余人。
在休息十分钟的当儿，杨书记问我：“你看我们那位女同志漂亮不？”我说：“哪位？我没看见。”他说：“就是院子里那位，穿着一件呢子上衣。”我和白龙从窗口向外望去，什么也没看见，董秘书问我看什么？我告诉他杨的话，他在窗口看了好久说，不在了，进会场了。杨是个最老实不过的人了，可是他并不是一座石膏像。
四日一整天分区举行小组讨论会，我参加带渭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在农村贯彻党的阶级政策。大家发言，都批判自己过去在建社中，阶级观点不明确，没有依靠贫农，甚至歧视和排斥贫农入社，讲到很多实例。又讲到贫农和中农对合作化的不同表现。
农村的同志都是非常朴实的、谦虚的，他们对自己的缺点是不加掩饰的，但由于他们的理论水平不高，所以他们在谈话中不免有时片面，强调了依靠贫农，而对于中农的认识有了偏差，发言中表现出有些人，在思想上忽视团结中农的严重倾向，甚至有个别同志把中农和富农的本质区别——阶级区别也忘掉了，竟说富裕中农从来没有劳动习惯，依靠贫农，依靠剥削而生活等等。据说团支书会上，有个支书（中农成分），提出声明说，他家成分没定对，他原是贫农，是他父亲报成中农的，要求改变他的成分。这也说明他们对中农的看法上有了偏差，产生了顾虑，好在后来别的人发言，对一些错误观点有了纠正。在大会总结时，还必须重新讲一讲，党在农村阶级政策的几个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它的完整性。
今天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今后建社任务问题。多少问题，好坏问题等等。各乡干部情绪都很高，举出自己乡的许多便利条件，说明原来订的计划，毫无问题。可是流露出了盲目乐观，不愿考虑困难或不愿说困难，不准备做艰苦细致工作的偏向。
区上干部，特别是县上参加会的干部看出了这一点，在下午及时地指了出来。
赵继昌的发言，专门批判这种盲目乐观思想。他谈问题很巧妙。他一开始说：大家的发言给了他很大启示，使他开动了脑筋，使他想起了不少问题。接着他便用亲身的说法，说他在一九五四年做区委书记时，在县上开会，开始自己很乐观，但订的计划很保守，后来任务增加了一倍，自己也说毫无问题，应承下来了，为了不使自己区在别的区面前丢脸。可是没有好好考虑困难，也就不曾好好想到克服困难的办法，所以在建社中工作做得粗糙，甚至发生了群众中有一个自缢的血的教训。而今春，不得不投进去许多干部，流了很多的汗，进行整社。才将去冬粗建的社巩固下来。他说：我们区合作化发展得快，并且巩固，是由于我们流了许多的汗，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了那个血的教训，和有些社那么多的棘手问题，是由于盲目乐观，不做艰苦工作的结果。
他这样讲了一遍自己和全区，然后一转，转到了各乡同志在发言中所表露出来的盲目乐观、不深入钻研问题、心中无数的思想情绪，加以正面的批评。
四点钟吃饭。五点钟全体看苏联电影《阳光照耀到克奥尔地村》。从电影院回来已八点多，小组讨论会不得不停下来。
十一月六日星期四晴
昨天一整天开会，休息时间很少，疲乏，夜间睡得沉醉。晨起推开窗户，看见满天明霞，像是深蓝色的湖面，布满橘红色的花朵，成群的乌鸦，高高地穿插在彩霞之间，那散乱的霞片，像是被鸦群喙落飞扬的花瓣。高而蓝的天，明亮的云霞预告着什么？预告霜冻吗？为什么今天这样冷？东风卷着枯黄的落叶，风头冰冷，锐利而坚硬。
早饭后，大会讨论，是各区负责干部或乡的负责干部作大会发言。一整天大会，约有十三四位发言。除个别发言有特点、有内容外，其他发言均千篇一律，类似工作报告。其中较好者是把本区本乡的问题讲得比较具体，有情况、有数字、有许多的百分比。但生动活泼的发言是很少的。这恐怕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通病，人们都习惯于报纸的语言，特别是习惯于报纸上的八股文章，语言都非常枯燥。语言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说惯了干枯的语言，它会使人的性情也变得干枯呆板，像个泥菩萨似的。语言文字风趣横生，它会使人的性情，也变得活泼而诙谐。
操文字生涯的人，能不慎乎？
几天来，开会时间挤得紧，早晨起床时间迟，理论学习时间被挤掉了，但愿下乡能补上。
除开会时间之外，有时甚至在开会时间之内，脑子里不断涌现出一些人，不断地在编织一些片断的故事，几个短篇故事，一齐挤在脑海。而剧本中的人物，也不时浮上心头，使人心急。也许因为一个作品未写完，放不下吧。这次下乡来，简直像风筝似的我的情绪总有些飘忽不定。有时候想得很多，究竟今后如何长期规划，令人伤脑筋。眼前的计划，就不容易抓住，原拟在下乡过程中要写几个短篇的，可是在建社工作中，新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你。怎么能坐下来写呢？
有必要把在文工团时写东西那种精神恢复起来。那时在舞台上，化好妆，出台去演戏，回到后台就可执笔写词，而且写得颇不费力，能够得心应手，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在人声嘈杂中写呢？难道岸边的喧嚣，可以挡住奔腾的黄河吗？
上午会议中间休息，和地委刘书记在院子闲谈。他胸前挂着一个设计很精美的纪念章，是今年首都国庆节观礼特制纪念品。县委组织部高部长非常羡慕，他拿自己胸前的与之相比。大相逊色，据他说，他所佩戴的是他一九五二年首都国庆节获得的工作人员的纪念章。原来他一九五二年正在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每逢“五一”和国庆节大检阅时，他总是被选定为检阅台前的标兵，即是在游行队伍两侧值岗的兵哨。这一种临时职务也是北京市民和观礼者所敬仰和羡慕的。他们姿势雄健，精神昂扬，哨线整齐，一直要在那里站三个小时，不许挪动也不许左顾右盼，自始至终，保持着立正姿势。被选中的人，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体魄健全。高部长那时只不过二十七、八岁，身材高大魁伟。可是看他现在这个邋遢和嘻嘻哈哈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数次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听了他的叙述，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和他说说笑笑。刘书记更是拍着他的肩膀说：“想不到你还是受过那样严格训练的人！可你这当过标兵的人，怎么不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呢！”他很认真地说：“现在不行了，背有些驼了。”说着他用手反转去顶了顶自己的腰杆。
他是一个非常活跃而乐天的人，他的家乡在陕北佳县，他的父兄都是老革命，马明方同志做地下地委书记时，曾长期在他家隐蔽，乔扮他家的管账先生。他本人是在边区保小和干部子弟学校长大的。他从没忧愁，说话高喉咙大嗓门，他发起言来，很远的地方，隔着墙壁的房里都听得有些震耳，房子里发出金属的回声。革命的大家庭里，培养出他的乐天的性格，而他朴素得简直像个农民干部。
他说他这次下乡准备到带渭吴杨乡去，他约我同去一处地方工作，去赵村和梁村一带，我满口应承了，我乐于和他同行。他的重点是去整党，这对我的业务来说也是非常可贵的，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了解不少的农村党员生活思想情况。
晚上全区开小组会，未去参加。
十一月七日星期一
今天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电影院举行苏联影展。今天放映《走向生活》和《江布尔》，很想去看，但因开会忙，找不出时间来，非常遗憾。晚上有了空，却想着写小说。
上午县委副书记同益民同志向大会作关于建社、整社和规划问题的报告，讲得很生动。他是渭南县的合作化专家，一九五三年渭南试办第一批四个农业社时，我们一同在双王村做建社试办工作，那时我就深感他是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
中午休息时，接玉墀来信，并附寄中央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册。和陈静波、人民文学来信各一封。后者是约稿的。一直想动笔，也打算今天下午就开始，这封信恰又在这时候来，更促使我跃跃欲动。
下午和晚上都在考虑着几个题材，可是想写的东西太多了，不知先写哪个好，也不知哪个更有意义些。编辑部的信上又说了一大套道理，揭示了许多主题，也打搅了我的思想，一个概念闯入头脑里，会给写作带来多么巨大的骚扰啊！好在经过一番思索，总算有点眉目了，再考虑一下，设法在开会的空隙里把它写出来。
给玉墀回了信，又给山西家里写了封信，下午一齐发出去。
王绳武和白龙下午回西安去了，房里又只剩了我一个住客，虽寂寞，写起文章却安静和方便得多了。
写文章的人，是不能住公共宿舍或多人宿舍的，有旁人坐在对面，任谁也是无法创作的。或许文学大师们不在乎这些？
从全县调了六十多个合作社主任，到县上学习，学习结束后，去各地参加建社工作，昨天都已报到，今天开始学习。下午在门口碰见刘述贤，这几天得想法抽点时间，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谈谈。这是一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生力军，看到他们，心里立刻会体验到“力量”二字的真正含义。
十一月十日星期四
昨天下午和今天一整天都没去参加讨论会。昨天下午给作协分会写了一年来创作、学习、生活情况的报告。并写了对创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提出每年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前后，举行创作年会，把它作为文学创作每年一度的收获节。不知领导上是否同意这样做，这工作无论如何是应该做的，问题是肯不肯花一定的时间。
给壁舟写信的同时，又给玉墀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新计划。打算这次下乡时间长些，一直到明年夏收以后，只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回去一下。到夏收后回作协写作，到一九五七年再下来参加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工作，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不知她是否同意。
今天一天写短篇《三个伙伴》，开了三次头，废了两千多字，留下不到三千字。好久不动笔，总觉得写不好，文字上不是干枯，就是黏不清，意境不美。好在写下去还顺利，管它呢，抓住人物的造型，人物有了突出的造型，然后再着色点染也不迟。
老董适才来说：杨郭区某农业社发生一起奇怪惨情的事。该社昨天晒麦秸，准备晒干了分配给社员，结果在麦苋积里发现一个小孩头，大约六七岁，脸色还红红的。但不知孩子是谁家的？何人所杀？为何杀？又为何埋在农业社的麦积子里？农村不断发生暗杀破坏事件，说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嚣张，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可惜有些保卫工作者，还缺乏必要的警惕性。
必须大张旗鼓地，无情地镇压一下，否则是无法慑服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气焰的。
晚饭后，和德元一起上街，在一家刻字铺发现有人正在非法私刻“渭南县第一区阿杆乡人民政府”公章。立即和德元去派出所，把情况告诉他们。不知明天是否可以抓住这个刻公章的人。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参加了一天大会，听大会发言。晚上还是大会，一直开到九点一刻，发言者有十几位。讲得最好的是刘述贤，他讲民主领导问题。其次是王西岐（他是红星社副主任），他讲包工和包产问题。这些社主任，一般地均比干部讲得要好些，生动些。
找不出一点时间，刚开了头的文章，不得不放下来，明天的会也不能不参加，企图在三干会期间写完这篇文章的打算，难道要落空？到了村里，就更难了，如果白天躲在家里写，哪怕三四个钟头，工作情况也是不允许的，这正是接近群众的时候。晚上呢，正是召开群众会、干部会进行工作的时间，又不能睡得太迟，晨间是要早起的。
如能养成一个习惯，除工作以外，能挤一点时间，就挤一点时间，脑子经常在进行着“编写”，也许可以弄出点东西来。
今天报上发表了中央颁布的农业社试行章程草案，尚未见到报。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今天特别热，中午穿棉衣在太阳地开会，晒得人直出汗。各乡开小组会，讨论粮食、经济和其他工作，会开得十分不起劲，也许是开会日子太长了，大家情绪有些疲惫，不到休会时间，已经困得支持不住了。
下午未去参加会，出去吃了一顿饭。看了看今天的报。黄昏时和董树全、同益民、王治邦同去看苏联电影《瑞典的火柴》，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改编。
省电台气象广播说，明日有寒流自西而东来，陕西地区最冷将达零下十三度，一般在零下三四度左右，且有七级的大风。
昨天中央公安部来人调查韩××在凤翔竞中的历史政治情况。和公安部的人谈话，写材料，费去了大半天。
今日中午接到壁舟来信。信上说刊物要到明年四月份才能创刊。因干部调不齐。这是早就预料到的，问题不在于谁没有调来，而是办刊物的劲头不大，听一些人在会上发起言来多么严肃，激动，他们要求得多高啊，他们多半是在向别人作出要求，那发言那态度那措词都是尖锐调皮而富有攻击力量。有时也唉声叹气地挖苦自己几句。可是如果要干点对集体有益而多少会“损失一点自己的什么”，比如，时间的话，可就不那么“正面英雄人物像”了，他们互相推诿，互相埋怨，宁可把一件事一拖再拖。而如果这件事是别的人在干呢？他们中个别聪明人，会对那个工作者提出高度的要求，他那指标，就像寒暑表放在火炉上，水银柱立刻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秘书长再有本事，就是壁舟同志再怎么想把事情办好，也是困难的。
要办成一件事，无论怎样，都必须大家齐心去办，大家支持，领导者有决心，具体担负工作者真正积极肯干，才能干得起来。
究竟有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集体，贡献给整个文学队伍，真正地日谋夜算地想一想党的文学工作，下点本钱把自己的力量投进去，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指挥起来呢？目前还没有，泄气者倒是有的。
为什么这样热？棉衣扣也扣不住，是不是明天又要突然变冷，在骤冷之前要特别热一下？大自然也真懂得艺术的奥妙，弄出这么些曲折的情节来。
几天来，脑子里总是纠缠着许多短篇题材，可是写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这也不想丢那也不想割舍，难得压到一个短篇的框子里，看来“架子”都是很大的。今天下午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是自己的手拙脑笨，不善于处理，不善于掌握短篇的特点，再加上顾虑太多，这是很要不得的，是一种老头子的习气，必须加以抵制才行。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今日大风带雨，门窗关不住，风卷着门帘，摇动着树木，呼号着，从屋脊上飞过。风是很冷的，背风处，倒不见得多么寒冷，也许因为最近几天暖和，而今天又浓阴，大地被浓云覆盖着的缘故。
小组会未去参加，重写《三个伙伴》，越写越有了兴趣。看样子写不短，而时间也不是一半天可以写完的，需要较长时间，特别是下乡去后时间是很少的，许多生动的事情，迫使你不得不把它放下。在乡间写东西是很难使人安心的。
晚上杨书记作总结报告，在县府大礼堂，有扩音设备。刘、赵县长，邀我到房子去听。在刘的房子，虽然离得很远，可是报告却听得很清楚。问题是离开会场，注意力就很难集中了，几个人说起了闲话，讲到县上许多事情，讲到发生过的几桩奇案或棘手的案件，结果报告只听了一部分。
散会时已过十时，从刘的房子出来，礼堂里人已走光，县府的大院显得空洞洞的，顶着冷风独自走出县府，冷风给人以力量，颇觉有兴味。
睡觉时已十一时，好久未睡着。
风吼哮得更厉害，气象广播说，明天关中地区气温将是零度左右，后天大后天是零下四度到七度。
上午接玉墀来信，内附青年出版社信，同意原来预约的书，延期交稿，并约写一篇万把字或两三万字左右的短篇。他们准备近期出一批通俗读物，向全国农村青年作大量普遍地发行。希望我能写一篇。
自下乡来，这已是第二件要稿的信了。我能满足出版部门，也就是满足广大读者目前这一要求么？无论如何应该满足。因此，就必须很好地安排写稿和做工作的时间，不然是写不成的。工作很紧张，必须既不耽误建社工作，也能挤出时间写点东西。
按今天来看，如果想得成熟了，一整天可写四至五千字。问题在于，写作被打断了，又能设法接起头来，目前，这点本事，我还没养成。过去本来可以这样做，可现在把过去那点好习惯给丢掉了，这都是专业化的坏处，一专业，就想着“整块”时间，零星时间抓不住，而“整块”时间，又往往被消磨掉了。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醒来得很早，起来得很迟。一晚上都没睡好，脑子里翻腾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洗过脸已八时，老同和老董约去吃牛肉。
饭后大会，地委刘书记讲：认识和掌握合作化规律问题，讲解理论问题，但很生动具体，理论阐述也很通俗。大会十二时始散。
找老董，又找组织部把关系介绍到区上，见了傅兆弟，又把关系介绍到吴杨乡。会后去找吴杨支书王世民，给世民说明下乡地点，拟去朱王村。现在把关系接通，去时就再不绕区乡，可直接到村。
区乡干部，还有几天时间要训练，天也冷了，趁此时间回西安一次取棉衣、取文件。据说下午四时半有一趟车，得早点上车站去。
乡干部们，都纷纷收拾行李，整理脚踏车，人们将要向四面八方奔去，去掀起一次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上午天气有晴的象征，太阳的影子从云幕中显出来，这阵儿又阴重了，不知究竟会不会下起雪来。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日
十五日下午三时到车站，车票已卖完。上街吃了晚饭，从五点等到九时才售票。普通软席，票价一元七角二分。回到家已十二时，院里只有壁舟、丕祥房内有灯。玉墀已睡了，叫开门。离开只二十天，可是相聚的喜悦，使人好久也难于入睡。
十六日和柯老、壁舟、钢焰、丕祥闲话，谈了许多农村情况。
十七日上午买冬季用品，十一时始回家，和汾儿玩了一个钟头。要走了，他不让走，说爸爸不要下乡，和汾汾玩。给他解释了半天，他知道留不住，便要送我，叫杨光带上他同去车站，在车厢里坐了十几分钟。车快开了，才让他下去。他到了车站出口，回头向我招手送别，不到三岁的孩子，已懂得爸爸的生活和行动的规律了。
走时，玉墀去听课还没回来，令人怅惘。
当晚到县委，又在县委住了一夜。
十八日上午到合作社买了三斤棉花，找人给被褥里均添了些。缝好后，即雇架子车拉行李下乡。到王家村时已黄昏，村干部均去乡政府开会。把行李寄存到村长家，村长的女儿烧来茶水。天黑后，村长才回来，乡长也来了，参加了村干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