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底，汶石在杨梧“五七”干校受审劳动三年后，调到刚成立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这时确是在“文艺黑线专政”的专政之中，天空阴云密布，正是阴霾满天，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气候严寒令人窒息，作家的生命随时光在流逝。汶石本是位不肯虚度年华的人，暗地里调整着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在认真地思考：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对党的老干部丑化得不像样子，这种对党的干部的全面丑化必然造成对党的形象的歪曲和丑化，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严重歪曲。重返工作岗位后，汶石对这一重大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说：“为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恢复党和党的干部的真实形象，在青少年中重新建立对党的信念，我计划以我熟悉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为生活依据，写一组有关老干部战斗生活的短篇。”便创作了《通红的煤》《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种地的人》等小说。可写好后，它们都被关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果然，在一九七六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春天，某日，文创室的负责人在会上传达上级的指示，检查“走资派”是否还在“走”的问题。说文化局的某领导问：你们那里的几个作家都写了什么？我说没写什么。他说没写就好。这说明作家虽重返了工作岗位，但紧箍咒还套在作家的头上，又一次扼杀了作家的创作激情，这是对作家心灵的最大摧残。汶石再次内心充满了郁闷，眉头紧锁，饭量剧减，心脏同时出现了频繁的早搏，健康每况愈下，在不长的时间里须发皆白。
至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延河》相继约稿，《挥起战刀的炮手们》《通红的煤》才重见天日。而《种地的人》一直未发表，这是初稿，至今也是汶石未发表的遗作了，把它收在文集中，供读者了解汶石小说创作的全过程。
十年浩劫，折断了汶石那支灵秀生华的笔，不仅系统的创作计划未完成，造成无法弥补的是损毁了他原本健康的身体，有时竟连坐在写字台前都很困难。身体状况再也不允许他去熟悉的生活中与农民打成一片，扶犁耩地，担水点种，吃百家饭，做群众和干部的知心朋友了。只有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写点散文、回忆录。并把精力和热情投入扶植文学新人，关注文学事业的发展上去。
“文化大革命”后，汶石为我省荒芜了的文学园地锄草、松土、浇水、育苗，寄厚望于年轻人“树大高入云”。他身体力行深入到延安地区去参加改稿会达半月之久；建议作协举办读书班，每期他都语重心长地谈理想、谈做人、谈读书、谈写作；为加强我省儿童文学创作担任了儿童工作委员会的顾问。并多次参加作协、《延河》或省上召开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座谈会。每次都认真做准备，结合创作实践体会作了发言，他的许多论文学的文章，如早期的《漫谈构思》，后来的《一个老兵的话》《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前》《我的自修》《漫谈革命作家的使命感》《不到黄河心不甘》等文论，都是在一些创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奖掖后进，扶植文学新人，也充分展示了汶石博大的胸怀和坦诚的胸襟。他认真读作品、谈看法，为他们写评介文章，把他们推荐给读者，或引起报刊和评论家的重视。有的作品不仅读一次，有时还要记些提示，才将看法率直地告诉作者，讲长处，谈不足，从没有虚假。对于有成就的老作家、中青年作家或初学写作者的作品都是一视同仁，这也是汶石一贯的作风。
在怀念汶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些记载：陈忠实在《为了十九岁的崇拜》中写道：“……关注一个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在他最需要支持的羞愧心境里，做出如此热忱的举动，足够我去体味《风雪之夜》创作者的胸怀，修养和人格境界了，具有这样人格境界的人，才能酿制出《风雪之夜》的蜜来。我要接受的显然不单《风》书的艺术，而是创造者本人的人格魅力了。”晓雷在《天白未了雏年志》一文中说，听了汶石的意见“肯定得让我们感动，否定得让我们心悦诚服……带给人莫名的温馨与勇气。”李凤杰在《悠悠思念情》中说，“有了王汶石老师这样的关爱、指导，我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了文学的神圣殿堂。”京夫在《怀念汶石先生》一文中说，“我深为他塑造的各色关中农民所倾倒，也为他富于时代感和对新生活的饱满激情所感染，也为他的平易近人，热情随和而惊讶……”这些文章都反映了老作家王汶石对文学事业与年轻作家的关爱和情谊，也是赢得年轻作家们的尊敬、信任的原因所在。在他评介过的作品中有获得奖项的，其中一些作家仍活跃在当今的文坛上。
汶石的晚年受尽了病魔的摧残，使他常年与氧气瓶和药物为伴。严重地影响着他的行动和正常生活，但只要能坐到桌前，仍在用功读书、读报，即就是吸氧气时，也手不释卷，有重要新闻也要戴上耳机收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为重温古文，函购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两批共一百册，全都认真读过。并重新学习研究、练习书法和学写旧体诗词，他学习古诗词，又不愿受局限，只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现代词汇融入古诗词的格式中抒发自己的胸臆和情怀。文集中选发了百十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词，也充分地反映出汶石晚年的精神世界。
汶石是位严谨务实、讲究效率、追求上进、崇尚完美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的人。早年在延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工作需要他学会了使用多种文艺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能捞到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写剧本、写歌词、写街头诗，打腰鼓、唱歌、演戏（演英雄、小职员，还演懒汉二流子）。观众在《解放日报》撰文说，汶石演得“神形兼似”。一九四九年进西安城后，办过刊物，较长一段时间又做文艺行政组织工作，是筹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员之一。负责具体工作，起草简章，组建机构，调配人员，寻找办公地址，并担任了首届秘书长。为组建西北五省及陕西的文学队伍和活跃文学创作，为陕西作家营造了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付出了他的心血和艰辛。
他也经常受命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和外事活动。汶石参与的那些外事活动，都是国际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出访的：一九五一年的赴朝鲜慰问；一九六〇年中苏关系紧张，汶石这年先参加作家代表团访苏，接着又代表中国文联参加以许光达大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苏；一九六二年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召开，我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十六人代表团出席会议。汶石是团里年轻的团员，理应照顾茅盾，在大会总宣言的起草小组，汶石作为茅盾的代表与朱子奇参加这个小组的会议，为争取团结亚非广大作家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这个小组竟不休息连续开会十七个小时，中间也只吃了一个夹香肠的面包。
可见其斗争的激烈程度（见一九六二年的日记）。这次会议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了亚非广大作家，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周总理的评价是：这次亚非作家会议咱们又打了个胜仗。在北京总结工作时，夏衍说，谁说我们缺做外事工作的作家，这次就发现了个王汶石。会后任命汶石为亚非作家联络委员会委员，并决定汶石为该机构常驻科伦坡代表。汶石提出允许他把正写的《黑凤》写完再去的请求，最后经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头头恩准，才暂缓外出。一九六五年中越边界又起烽烟，全国作协决定汶石和茹志鹃第二批赴越去战地采访，写通讯报道，后由于形势变化这事便放了下来。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汶石都要做认真的准备，读文件领会中央精神，读有关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出访国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及风土人情等），做到心中有数，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尽管他个人的爱好兴趣在于文学创作，但却用去了许多时间和花费了许多精力，去担任需要他去做的工作，他都愉快地去完成了任务，这些工作也都得到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幸福的心情是什么？幸福和欢乐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工作的欲望。人的最高品质，应是时刻都在企望做着和实际做着许多许多做不完的事。”又说：“应像我国（运动）健儿那样，不论胜负如何，都从零开始，攀登新的高峰，争取新的胜利。”在他六十三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自题“千里”二字，嵌在书柜上，激励自己，向往驰骋。在此前后，汶石还写了《时代需要新人》（该文收《中国作家自述》一书）文中写道：“……人问，回首往事，面对当前，你会不会也有点后悔？那怎么会呢！如果说有点后悔的话，倒不如说有点遗憾和愧疚。我遗憾自己所写新人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特别是不曾写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不曾塑造出在和平建设时期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崇高情操的新人典型。”可看出晚年的汶石仍在执著地追求着更高的艺术境界。其实，他一生都在努力实践和兑现着自己的理想，他从未对自己放松过、满足过，他没虚度过年华，一生也很自然地牺牲了许多常人该有的享受和欢乐。逝去的时光不再重现，损毁了的身体未能康复，汶石的遗憾也好，愧疚也罢，也只能随他一起去经受那火的洗礼了……
汶石的作品留在喜爱他的读者的记忆里。汶石的人品活在崇敬他的人们的心田里。汶石的在天之灵是该得到些许的安慰了。
文集四卷的编排：第一卷短篇小说、散文；第二卷中篇小说、部分剧本、诗词；第三卷论述文学，包括文论、序文、文学书信，在这一小辑中除散失的书信外，收录了已发表的以书信的形式所写的评论和有关文学活动中的一些信件，也选发了一小部分给初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复信，所有书信基本上是按复信时间编排；第四卷日记，在这一卷中，除少部分纯谈文艺的言论，曾摘要发表过外，其他都是首次发表，其中只删除了一些报告、工作计划及“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的部分日记外，均保持了原貌。这是一部汶石的生活史、创作史和工作史，详细记载着读书、生活、工作、性格及其喜怒哀乐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这部日记对了解、研究汶石的人品、作品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作家的精神世界、所走过的生活历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补充资料。
我之所见，可能会因偏于感情而有过誉之词，也会因水平和能力所限，有粗疏遗漏之处，担当编选工作，实在是力不从心，更因我仍深深地陷在思念汶石的感情漩涡里不能自拔，思绪往往处于纷乱状态，又深恐选择不当，违背了汶石的心意，这些均敬请读者指正。
在汶石逝去的这些日子里，许多同志用各种方式传递来他们对我和孩子们真诚的关怀。在我艰难的整理文集的过程中，也同样得到许多汶石的读者、同行、老战友、新朋友真挚的帮助和鼓励。世上没有什么衡器能量出这份情谊的分量，可我体会到了只有这真情能化解生活长河中的坚冰，这真情也支撑着我完成汶石未竟的事业。
借文集出版之机，向所有的老友新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也衷心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玉墀
2001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