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讲，人皆有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在孟子看来，这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也是人与兽类区别的根本界限。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期，中山国国君带着大队人马出猎，当他们浩浩荡荡开赴山中，各种野兽仓皇逃窜，发现一只母鹿领着刚出生的小鹿落在最后，国君看到母鹿护犊之情，不忍射杀，没有放箭，谁料就在这时，他手下的一名士卒发箭射杀了母鹿。国君顿时大怒，命人将鹿崽小心饲养，成年后放归山中，并将这名射杀母鹿的士卒按军法处治。一个国君看到母鹿的舐犊之情，尚有恻隐之情，何况人呢。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人们常提到的中国古代的一句熟语叫“杀妻求将”，讲的是有关吴起的故事。吴起身处群雄争霸的战国初期，出生于常受强邻欺凌的弱邦卫国，家境又由富庶走向败落，这一生存环境造就了他求强争功却又狭偏易狂的心理。他自幼聪颖好学，成年后为出仕而送礼活动耗尽家财，可是在卫国他终究没有找到用武之地，卫国统治者没有给他一显身手的机会，结果一官未得反受同乡讥笑。吴起由此狂怒，竟杀非议自己的三十邻人后逃往鲁国。临行前，他和母亲告别，咬破手臂，以明其志，用滴着血的手臂向母亲起誓道：“孩儿此去求学谋职，如果不能做到公卿将相，绝不踏进卫国半步”。他的母亲也曾苦苦挽留，但吴起毅然跨出北门，头也不回地去了。他的母亲含泪送走了儿子，知道儿子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也许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个人想要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从而进一步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最大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符合人生追求的基本目标的，尤其处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吴起，确立这样的理想人生目标，应该说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是合拍的，更何况大丈夫生于世间，建功立业方是英雄本色。所以，对于吴起的离家求学，志在他方，我们没有理由说三道四。问题在于吴起离家抛母，有母不养，求学他国，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难免狭隘自私。名利的可恶之处，在于它的巨大诱惑不仅使一个人如痴如狂，而且还会使一个人的性格发生裂变。追求功名利禄，这是春秋末年战国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价值观，吴起的这种人生追求并没有过错，任何事物一旦走向它的极端的时候，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吴起为了功名利禄而与母亲的决绝，从中透视出了他人性的卑微。在讲求孝道的中国封建社会，为了身外之物的功名而无视高堂老母者为礼法所不容，更为世人所不齿，光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偏差，从因果关系来看，他后来的罹遭不测也是事出有因了。
吴起离开卫国后，辗转去了齐国，拜在曾参门下做学生。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吴起“昼研夜诵，不辞辛苦。有齐国大夫田居至鲁，嘉其好学。与之谈论，渊渊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曾参之门，岁余，参知其家中尚有老母，一日，问曰：‘子游学六载，不归省觐，人子之心安乎？’起对曰：‘起曾有誓词在前，不为卿相，不入卫城’。参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恶其人。未几，卫国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号，旋即收泪，诵读如故。参怒曰：‘吴起不奔母丧，忘本之人！夫水无本则竭，木无本则折，人而无本，能令终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绝之，不许相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他的勤学苦读和灵智早悟，很得曾参的赏识，不久便小有名气。这期间，他还娶了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儿为妻。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没有回家，曾参知道此事后，视其为品行不端，断然了结了和他的师生之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在所有的礼仪形式中，孝是最大的礼仪。吴起有母不养，母亡不奔丧，这是最大的不孝，严重的违背了儒家的礼法规范，这是他的老师曾参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被视为品行不端而被驱逐，这个理由可以说是充足的。不得已，吴起又去了鲁国。
到了鲁国，他舍弃儒术，学习兵家，开始发愤攻读兵书，研究战争规律，从此走上了军事理论研究的坎坷征程。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选用吴起为将，但却对他娶了齐国田居之女为妻这件事疑虑重重，担心他心存二志，对他有所怀疑。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说明吴起有海外关系，历史不清白，政审不过关，无疑，妻子的海外关系成了他破格提拔高级职务的一大障碍，如果放到现在，只需要将档案中的国籍这一栏目做技术处理即可，可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这样做的，要解除婚姻关系也比较困难。吴起得到这个信息后，由于渴望担当将领，成就功名，功名欲望的无限膨胀致使此时的吴起丧心病狂，毅然将妻子残忍地杀害，表明自己与齐国彻底决绝，这就是所谓的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
以前读史书，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将军，都是用成千上万的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然而，吴起是用妻子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这确实算得上千古一例。这使我想起了春秋时期的管仲，他在临终之际，曾在病榻上与齐桓公有一段对话，在谈到桓公的三位近幸之臣时桓公说：“易牙曾经把自己的儿子蒸了来满足我的口欲，爱我超过了爱自己的儿子，这个人的忠诚难道值得怀疑吗。”管仲说：“人的天性中没有超过爱自己的儿子的，对他的儿子尚且忍心这样做，更何况对其他人。”桓公又说：“竖刁将自己阉割了来侍奉我，这是爱我胜过爱自己，难道他的忠诚也值得怀疑吗？”管仲说：“人的天性中没有超过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对于自己的身体都忍心这样做，何况对于他人？”桓公接着说：“卫公子开方舍弃卫国的太子不做，不远千里来齐国侍奉我，他的父母死了也不去奔丧，爱我胜过了他的父母，这样的人还值得怀疑吗？”管仲说：“人性至亲者没有超过父母的，对他的父母尚且忍心这样做，何况对其他人。”从管仲的答话中不难发现，他对人性的剖析可谓深刻之至。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推理出，吴起母死不奔丧，悖坏人伦，为得将而杀妻，灭绝人性，一个人一旦悖坏人伦、灭绝人性，必然为世间所不容。固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已经形成，由于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和鲁国政治利益的双重作用，致使吴起如此令人发指的杀妻行为得以无罪，但毕竟遭到后人的唾弃。正是他的阴险狠毒，残忍自私，冷酷血腥，连鲁国国君听了都惨然感叹：“吴起杀妻以求将，此残忍之极，其心不可测也。”似乎他取得了鲁穆公暂时的信任，但他令人发指的人性蜕变行为却最终不为鲁国国君所容。不过鲁国国君还是任命他做了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并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吴起大败齐军，贏得了鲁国的安宁。但不久闲言四起，议论纷纷，无非是他的为人不良等等。鲁穆公也因此不再信任他，收夺了他的兵权，吴起只好怅然离开鲁国，投奔魏国。
魏文侯一见到吴起，便有心重用他。但他对吴起的情况不很了解，于是就向他的另一位大臣李悝询问。李悝说：吴起贪慕名色，然而他用兵极精，就连司马穣苴也敌不过他。魏文侯听了李悝的介绍，玩起了“大恶不掩其大美”的把戏，任命吴起为大将。吴起治军以后，与士卒同衣、同食、同住，行军不骑马，自己多余的粮食都拿出来与士卒一起分享。有一个士卒身患疽疮，吴起跪地为他吮吸伤口的脓血，士兵的母亲看见后痛哭不已，有人不解地问这位老母：“将军对你的儿子这般体贴，你为何哭泣？”士兵的母亲讲：“当初他的父亲有病时将军也是这样对待的，他的父亲为报答将军的大恩而战死疆场了，今天将军这样对待我的儿子，他也会以死相报的，所以我才痛哭。”我想，老母的痛哭并不是因为身为大将军吴起的所作所为而感动，而是透过吴起这样作为的表面看到了他用心的深刻，无非是为了铸就自己辉煌的人生和理想的丰碑，要他们心甘情愿的为自己效命，这才是他的初衷。在封建社会，一个身居高位的将军，一个把功名看得至高无上的政治狂人，在他的眼里，世间万物不过是自己为获取功名利禄而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这样的人心底自然是冷酷的。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很难用“体恤”“爱护”等字样去表述吴起的这一行为，否则就缺少了真诚，甚至充满了伪诈。许多善意的读者或学者说他是一位快意恩仇的建功立业者，不过我觉得吴起对恩仇的界定令人费解。但我仍觉得，一个人一旦没有了“道”的驾驭，在他的内心里没有了道德尺度，难免会在人生的歧途上越走越远，那么，他的不能善终也只能归于禅宗的因果说了。
从文化的多元性出发，我们换一个切入点来分析吴起前后如此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由于人性中善与恶并存的多元组合方式，使我们往往对于一个人的性格的复杂多变难以琢磨和把握。也许吴起的手杀三十邻人、母死不奔丧及杀妻求将的作为，是他人性中恶性元素的膨胀，致使他性格中的丑陋凶残的一面得以张扬，做出了灭绝人性的判断。替受伤士卒吮吸脓血，可能是他人性中良性元素的萌动，才有如此善良的举措。总之，在吴起这个人身上魔性大于人性，即便在他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不已，并进一步的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其动力仍源于他性格中的魔性，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承了王位，吴起继续担任大将军。一次魏武侯与吴起乘船在黄河中观光，魏武侯坐在飞流而下的船上，望着两岸的峭壁悬崖，不禁感叹：“多么美丽的锦绣山河啊！固若金汤，这是我们魏国的至宝！”吴起接过魏武侯这番话，从历代王朝的变更入手，阐述了关于治国安邦的政治观点，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素质。吴起说：“从前的三苗部落，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地理形势可谓万无一失，但因君王堕落颓废，被夏王朝消灭。夏王朝末代都城在安邑，东临黄河、济水，西有华山阻隔，南有龙门拒道，北有山西壶关的羊肠小道，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可君王昏聩，朝政腐败，而被商王朝取代。商朝国都的东边是孟门，西边是太行，南有黄河，北有恒山，可纣王暴虐无道，涂炭生灵，最终被周朝取代。”吴起在讲了这样一番君王不修德爱民，虽然居于险阻重重的地理形势之中，但最终被推翻的事实后，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国家的安危，不在于关隘的险阻，而在于君王的品德！吴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一席话语，明辨是非、深谋远虑的政治远见，深深地折服了魏武侯，进一步取得了魏武侯的信任。
吴起追求功名是一往无前不择手段的，虽在道德上为千夫所指，众人唾骂，但出于强烈的事业心及其超凡的毅力，还有他的身体力行，以及军事上的百战百胜，政治上的成熟老到，使得吴起壮大了胆子，也张扬起了要在公卿将相的交椅上施展宏才大略的雄心壮志。公元前385年，魏国拜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没想到结果却是贵戚重臣田文。吴起很不服气，组织了一次听证会，和田文论理。吴起问：“率领三军，使士卒奋不顾身，敌国不敢轻举妄动，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行？”田文回答：“我不如您。”吴起再问：“治理百官，使百姓归附，国库充实，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行？”田文接着回答：“我不如您。”吴起又问：“守卫西河前线，使秦国不敢东侵，韩国和赵国乖乖归顺，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行？”田文又回答：“我不如您。”吴起于是从容说：“既然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为何却官居我之上呢？”田文这个人倒也实在，对吴起的三个提问都是据实回答，非常坦白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因为这些都是摆在桌面上不争的事实，他无可辩驳，只能认可。不过，作为战国四公子之首的孟尝君田文，不仅老成持重，计谋高深，而且能言善辩，纵横捭阖，他面对吴起咄咄逼人的气势不是委曲求全，更不是低三下四，而是待机而发，等到吴起说出了自己的全部理由，田文也攒足了底气，然后忽然发难道：“国君还年轻，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大臣还没有全心全意地亲附，百姓还没有全心全意地信任，在这种情势下，是把朝政大事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谁知他的这一发问可谓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让吴起始料不及，毫无准备的吴起只有沉默，他不得不承认田文的确要比自己老成稳重，不仅如此，而且还老谋深算，善于狡辩。他深知，田文刚才的发问，答案是个多项选择，这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摆在谁的面前都很难拿出一份标准答案，在田文的强势攻击下，他不得不认输。此时的吴起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靠时间来解决一切问题了。他想：田文毕竟年迈体弱，多病身衰，支撑不了多久。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田文死后，驸马公叔坐上了国相的位置。公叔也参加过吴起的听证会，知道吴起对国相一职觊觎已久，尽管自己已经坐在了国相的宝座上，到底心里不踏实。因为他心里明白，只要吴起在魏国存在一天，他这个国相就缺乏安全感，想到这里，他心头不禁一阵震颤，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而生，那就只有让吴起在人间蒸发，然而，转眼又一想，谈何容易。吴起为人心狠手辣，计谋高深，他断然不是对手，就在公叔为此事处心积虑但又无可奈何之时，他的智囊给他支了一招，智囊出主意说：“吴起为人有骨气，但是好沽名钓誉。您可以先对武侯说，吴起是贤士，但咱们国家太小，又与强大的秦国接壤，恐怕庙小供不了菩萨，请您把另一位公主下嫁给吴起将军，试探一下他的真实想法。如果吴起想留在我国，一定会欣然接受公主；如果不想留下，一定会找理由推辞。然后，您再找个借口请吴起到国相府赴宴，席间假装让您的公主妻子发怒，百般辱骂您，您千万别回嘴，恭恭敬敬地听着就行了。吴起看到您在公主面前如此低声下气，他还敢答应娶公主吗？”公叔一听大喜，这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于是依计而行。果然，吴起乃心高气傲之辈，看到公主蔑视公叔，公叔却战战兢兢不敢还嘴的样子，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委婉谢绝了魏武侯许配公主之事，又怕魏武侯疑心自己，有性命之忧，就从魏国悄然离去。
但我们不能否认吴起在魏国的功绩，他在魏国前后任职27年，辅佐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主，治绩突出，战功卓著，作为中流砥柱，守卫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地四面，拓地千里。在铁马金戈的洗礼中，吴起作为威震八方的军事统帅，名闻遐迩，声誉日隆，但最后竟不得不怅然离去！他离去不久，秦军对魏国开始了反扑。
吴起到了楚国，楚国是个古老而又正处于衰败状态的弱国。楚悼王早就敬慕吴起的才华，当他见到吴起，如获至宝，立刻任命他做了丞相，帮吴起实现了出将入相的夙愿吴起很快得到楚悼王的信任，放开手脚，施展才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整套改革措施。他以立法的形式，罢黜所有只领薪水而不干实事的闲散官员；撤销了世隔好几代还打着皇族血统旗号而享受俸禄的遗老遗少的爵位；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整顿军队，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参与大国无缘无故践踏小国的侵略行动。时间不长，楚国便产生了巨大的改革效应。史载：在吴起剧烈的革新运动下，楚国在几年间发展成为南方的强国，南面疆土扩张到百越，北面有效地阻击了赵、韩、魏三国的南侵，西面数度击溃秦国的进犯。天下各国对楚国的迅速复兴大为忧虑。但好景不长，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尸骨未寒之际，因吴起推行改革而丧失地位、丧失利益的王公贵族乘机作乱，追杀吴起。吴起深知已无法逃脱，只好闯进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边。他以为如此就能躲过乱箭的射杀，不成想，为夺回既得利益早就憋红了眼的王公贵族，把仇恨集中在吴起身上，乱箭齐发，不仅射杀了吴起，也射向了楚悼王的僵尸。楚悼王下葬之后，太子继位，开始秋后算账。因为残害国君的尸体是死罪，那些射中楚悼王尸体的宗室大臣尽数被诛杀，总数达到70多家。
吴起历仕鲁、魏、楚，是历史上早期的著名职业官僚，能力自然不用多说，他个性鲜明，蔑视传统道德规范，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所指的去追求功名、施展抱负。但他义无反顾的性格使其在激进的改革中，无法左右逢源，恰恰相反，改革却触动了一部分王公贵族的切身利益，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也是必然的。由于他过早的死亡使楚国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变法的时间短，所以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远不如他后辈同乡商鞅后来在秦国变法所取得的成效显著，这也是“力功争强”的战国最后由秦而不是由楚来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的一生给了我们这样几点思考：首先，从道德层面上来看，他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效忠，虽然遵循的是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训，虽然用行动践行着儒学的精义，但他至死没有看清儒学的虚伪。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吴起是“猜忍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猜忌残忍的人。在吴起眼中，不奔母丧、杀妻和替士卒吮脓血，这三件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种种行为都统一于出将入相的终极目标。无情和有情，在他身上并非自相矛盾的两种情感，因为吴起根本就没有情感，一切都服务于这一终极目标。为了终极理想，他可以不择手段，只重结果不重过程，这绝不是君子的行径。其次，孔子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追求功名而能名垂青史，这是吴起的成功之处。因为在盛名之下不避收敛而丧失性命，这又是他的失败之处。假设吴起顺应自然，追求和平，注重内敛，不事张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许他会平庸了此一生，博得个寿终正寝、颐享天年的结果，也算是对生命有一个完满交代。可是由于他性格中的激进偏执、不安于现状以及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的作祟，所以他曾经雄心万夫的力主改革，大张旗鼓地变法图强，虽然从国家的利益上来看，吴起通过变法革新使楚国一度成为了诸侯中的强国。但从个人的得失来看，一个已经涨停板的宰相位置，却招来无数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的仇恨，因此埋下杀身之祸，也是事出有因，在所难免。第三，任何改革，一旦触及权贵的根本利益，注定是要失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中心治国理念，无非是为了维护集权内部的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一旦改革的措施和条款伤害了他们的利益，等于改革本身就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得不到权力阶层的支持，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改革者在危难临头之际，他们往往显得一筹莫展，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吴起、商鞅变法，还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张居正革新，以及近代的戊戌变法，都因为抵挡不住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只好用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做历史的殉道者。最后一点，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在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治军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深得部众之心。但其为博取功名而杀妻求将的做法，一直为后人所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