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胯下之辱后崛起
由于秦二世胡亥推行暴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揭竿起义。接着，山东豪杰纷纷响应，涌现出了刘邦、项羽等几支农民革命队伍，一时间，一批政治风云人物也纷纷登台亮相，韩信就是其中一位。在此，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位沉冤千年的历史人物，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韩信，他不仅是两汉历史上的一个军事奇才，更是中国古代历史天空中的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他年轻的时候，家贫，无以为生，常到当地南昌亭的亭长家里去蹭饭吃，时间长了，亭长倒没说什么，亭长的夫人很不乐意，但又不好直接拒绝，于是，她想出这样一招，半夜起来做饭，天亮时已将饭摆放在桌上。韩信早晨起来后，摇摇荡荡地来到亭长家，进门一看，人家一家人都吃过饭了，并没有给他摆放餐具，他心理明白人家讨厌他，就负气离开，从此和南昌亭长断绝了往来。
韩信来到城下的河边钓鱼，河边有许多老妇在冲洗棉絮，其中一人见韩信饿得可怜，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饭分给他吃，过了些日子，这位老大娘漂洗棉絮的工作做完了，她对韩信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以后吃饭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吧。”韩信非常感激的告诉这位老大娘：“将来我一定要厚报您的。”老大娘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只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图你的报答吗？”说完，老大娘离开河边回家了。
一天，韩信在淮阴县的大街上闲逛，迎面走来一位当地的泼皮无赖挡住了他的去路，并当众羞辱道：“韩信，你小子枉为七尺男儿，整天还带着一把剑行走于人群，冒充什么大丈夫，在我眼里你不过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经他这么一说，围上来一大群人观看。这个泼皮无赖见这么多人围观看热闹，更来劲儿了，他指着韩信挑衅道：“你不是带着剑吗，如有能耐，你用剑来刺我，不然，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思考了片刻，就从这个泼皮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一市的人都耻笑韩信的懦弱无能，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所谓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
中国有个成语叫“忍辱负重”，就是说，只有忍受得了奇耻大辱，才能担负重大的责任。所以，苏轼说过，真正的英雄豪杰，他们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忍受人情所不能忍受者。至于那些见识浅陋的平庸之辈，遇到些须不顺心的事或人，就要拔刀相见，挺身而斗，这样的行为不能算作是勇敢。所谓勇敢，决不是率性而为，它包涵了一个人理性的思考，价值取向以及行为上的果决和性格上的刚毅，它是有道义束缚的。没有道义束缚的勇敢只能算作鲁莽，赳赳武夫、村野莽夫常常行事没有价值尺度，没有道义束缚，往往会犯上作乱，成为逆子贰臣，以致沦落为聚众为寇的强梁盗贼，终将成为祸国殃民的一大社会肿瘤。所以，苏轼还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真正的英雄豪杰面对突发事件，不仅不惊慌失措，也还能神色自若地沉着应对。即便别人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他身上，他也能处之泰然。因为这样的人，他胸怀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对人生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不会为眼前的微小是非恩怨而盲目行动，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举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智慧选择，更何况干大事业的人自有容人的宽宏器量。
汉六年，刘邦的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在分享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候，刘邦并没有忘记为刘汉政权建立奇功的韩信，委任他做了楚王，都城就在淮阴，韩信可谓是衣锦还乡。当年仗剑而行、独步伶仃的贵族破落子弟，而今则是车骑千乘、威权煊赫的一方君王。韩信到楚国后，先找到当年给他分饭吃的漂母，赏赐她千金，以报他的馈赠之恩，所谓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说的就是韩信。接着他又派人找来南昌亭长，给他一百钱，并说：“你老人家气量狭窄，帮人没有帮到底啊。”最后，他又令人将当年于淮阴大街当众羞辱他的那个市井无赖传唤来，一市的人都认为韩信会对其进行严厉处罚，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处罚，还任命他做了相当于现在的省公安厅厅长的楚国中尉，并对众人做出如许解释：“这是一位壮士，当年他侮辱我时，我不是不能杀了他，杀了他也不会扬名，所以就忍了下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现在我更不能杀他，不仅不能杀，我还应该重用他才是。”
从韩信来楚国处置这三件事中传递出来了这样一些信息，对漂母的知恩图报，这是在守护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非常明白，不用多谈。对南昌亭长的一席话语及对那个曾经当众羞辱他的泼皮无赖的重用，从中传达出他对人性的透视和解密，明确界定和诠释了小人与君子。中国有句熟语，叫做“小人眼中无君子，君子眼中有小人”。我对小人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眼光短浅，所见不远，常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得失，耿耿于怀于个人的进退。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一篇叫《历史的暗角》的文章中指出，小人，这是一个一向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忽视了的群体。他们既不能是英雄豪杰，也不可能是元凶巨恶，很难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分饭给韩信吃的漂母是好人，当众羞辱韩信的泼皮无赖是坏人，这是非常明确的，完全可以通过他们的道德行为来准确定位。那个南昌亭长夫妇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给他们做结论的分寸还真难把握。我常常想，不论在社会结构的运行中还是在历史发展的演进中，小人这个群体释放出来的能量之大，常常令人难以置信，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之所以变得暗淡模糊，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变得复杂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变得迷离紧张，许多响亮的人生命题之所以变得紊乱荒唐，都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历史上许多悲剧的发生，这个群体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虽然他们常常没有登台亮相，只是潜藏在幕后，其中的作用力远非前台的角色可比拟。所以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那些曾经给自己很多甜言蜜语和突变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人物。
小人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们见不得美好，不是说他们不能发现美好，恰恰相反，他们对生活中的美好的反映比常人更敏感，但从来不可能对美好投之以由衷的虔诚，而是竭力把它作为一种自己进行交易的筹码加以利用。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承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使美好事物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使美好事物玉石俱焚，而小人则会把一切美谈变成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漠草野之中，也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之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或过眼。
谈了小人，再谈君子。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不忧、不惑、不惧。君子首先具备仁义的博大胸怀，内心无比的宽和仁厚，对许多生活秩序中的琐碎细节可以忽略不计，更不会纠缠于各种微小的得失，但却非常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方向，在人生的重大抉择和取舍上有着智慧明达的选择。一旦坚定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他们就会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他们有着兼容的气度，自强的力量，灵变的智慧，胸怀天下而奋发有为。
从理念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界定小人和君子，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他们二者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相互之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而界定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但由于界限的模糊，使我们长久地放弃了这个界定，致使小人在生活中如同决堤洪水，汹涌泛滥，隐去了我们追求的祥和气氛，也淹没了多少智慧的灵光，使生活中无数正直之士对其无可奈何。
三分天下的贻误
有一句俗语叫“时势造英雄”，秦末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山东豪杰纷纷响应，韩信投奔了项梁项羽叔侄领导的这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但项羽并不重用他，用司马迁的话说“无所知名”。由于不得志，他离开项羽投奔了刘邦，但仍未得知名。不仅如此，有一次因触犯军法，差一点脑袋搬了家，却也于时因祸得福。故事是这样的，韩信和他的同事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已经被拉出去砍了十三人，接着轮到韩信受刑了，韩信一看监斩官是夏侯婴，就大声喊道：“汉王不想得到天下吗，为什么要杀掉英雄豪杰呢？”夏侯婴一看这人相貌魁伟，气宇轩昂，令刽子手刀下留人。不料这一喊，使韩信不但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因祸得福，很快得到重用。萧何在和韩信的几次交谈中发现他是个人才，将他推荐给刘邦，做了治粟都尉，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后勤的司务长。只这一举动，我们不得不佩服韩信在人生的这个严重危机和重大风险面前，在命悬一线之际，有如此敏捷的反应，这才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韩信仍然心里觉得委屈，他多次找萧何交谈，无非是推销自己，得到萧何的赏识和推荐，并进一步得到刘邦的重用。萧何发现韩信是个奇才，打算寻找机会把他推荐给刘邦。有一次，刘邦打了败仗，许多将士都逃跑了，韩信也跟着跑了。韩信一走，萧何急了，他来不及向刘邦报告就亲自去追赶。手下人向刘邦禀报，丞相也跑了。刘邦一听大惊失色，如同失去了左右手。后来又听人报告说丞相回来了，刘邦又喜又怒，他责怪萧何道：“别人逃跑，难道你也逃跑？”萧何告诉刘邦：“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赶逃跑的人去了。”刘邦又问：“你去追赶谁了？”萧何回答：“韩信。”“这么多将士逃跑了，你没有去追，单单去追韩信，这不是欺骗我吗？”萧何告诉刘邦：“别的将士逃跑了我们还可以招募，像韩信这样的人才，现如今是不会有第二个了。”用司马迁《史记》中的话说就是“国士无双”。接着，萧何又告诉刘邦：“您如果打算一辈子在汉中这个地方称王，也就用不着韩信这个人了，如果您要争夺天下，干一番更大的事业，那您就得一定重用韩信这个人。”刘邦一听就明白了，他答应重用韩信，于是设坛拜将，委任韩信做了统领三军的大将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我想，韩愈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结论也许就是从这个故事中抽离出来的吧。
韩信做了大将军以后，不到三年时间，率军先后灭了魏、赵、燕等各路诸侯，接着平定了齐国，齐国平定之后，他写信给刘邦说，齐国人狡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西南又与楚国相邻，如果不设立一个君王暂时镇守，局势将不会稳定。言外之意，韩信认为自己已近功成名就，与其说是在提醒刘邦，倒不如说是在敦促刘邦将列土封侯的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当时，项羽正把刘邦紧紧围困在荥阳，情势危急，看了韩信书信，刘邦十分恼怒，大骂韩信不救荥阳之急，竟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明白韩信的意图，见刘邦如此生气，怕他不够理智意气用事，忙暗示刘邦，汉军处境不利，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就此机会立他为王，好好善待他，让他独当一面，把守一方，不然，乱起不测，祸起萧墙，局面难以收拾。经提醒刘邦也明白过来，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诸侯，削平叛乱，立功如此，便做个堂堂正正执掌一方的君王又有何不可呢，何必暂代？”于是派张良前去立韩信为齐王，并调遣韩信的部队攻打楚军。韩信攻下齐国后，使项羽非常恐慌。他派谋士武涉前去游说韩信反叛汉王，与楚军联合，然后三分天下，在齐地称王，因此劝韩信道：“天下久为秦国的暴政所苦，诸侯出生入死，合力攻打秦国，终于推翻了秦朝。项王按照诸位将领的功勋封赏土地，士卒因此获得休息。可是汉王仍然举兵东进，侵犯他人的权利，收夺了三秦的土地，率领军队出关，联合其他诸侯，向东攻打楚国，大有吞并天下之势，他的贪得无厌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更何况，汉王也未必取胜，他一再落入项王的掌心，项羽怜其才不曾杀他，而他一旦脱险就忘恩负义，兴兵攻打项王，其人不可信赖如此，而今大王您自认为与汉王交谊深厚，替他出兵作战，终有一天汉王会对大王您下手的。大王您一时得意，能到今天，都是因为项王还在。现在楚汉相争，主动权掌握在大王您手里，大王您投奔汉王则汉王取胜，投奔项王则项王取胜。项王如果今日败亡，明日大王您当赴其后尘。大王您与项王是旧交，为什么不联合项王来对付汉王，与项王三分天下而称王呢？如果错此良机，你势必要倚靠汉王攻打项王，作为智者如果这样处分事情，你觉得恰当吗？”韩信辞谢道：“我跟随项王，官不过郎中，地位不过宿卫，意见不被采纳，计谋不被重用，这才离开楚王投奔汉王的。汉王拜我为上将军，拨给数万军队，拿上等衣服给我穿，分美味的食物给我吃，言听计从，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人家待我如此宽厚，我怎么能背叛人家呢，俗话讲，受人之恩背之不祥，请你回去替我谢过项王的一番美意。”武涉自觉无法说服韩信，怏怏而去。
武涉离去后，齐国人蒯通也知道天下大局举足轻重的关键在韩信，于是用相人术劝说韩信。蒯通对韩信讲：“先生相信天命吗？”韩信回答说：“相信。”“这么说先生也相信相面之术了？”韩信点头称是。“那么我能给先生相面吗？”韩信说：“可以。”相面之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数术之学，它源于中国早期哲学的阴阳五行之学，经汉代的谶纬之说的阐述，把它进一步神秘化，认为从一个人的面相骨骼上可以暗示出他一生的吉凶祸福。这在现代大部分人看来纯属无稽之谈，自然不足为信。可古人对宇宙人生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去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把生活中的许多际遇变故都归于宿命追求，自然也就对谶纬之学中的算卦相面之类的俗命哲学是深信不疑。不过蒯通只是把相面之术作为借口，目的还是通过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及楚汉军事实力的比较来说服韩信。我们来看两个人的下面一段对话。先是蒯通仔细端详了韩信的面部，又转向他的身后打量了一会方才说道：“看君面部，不过封侯而已，且多风险，很不安稳。看您的背部，其实贵不可言。”韩信问道：“先生有何说法。”蒯通于是从容对韩信讲道：“大王您而今手握重兵，占有齐国这样一个拥有七十余城的土地，如能听我一言，大事可成。不然祸且难测。”韩信追问道：“先生请明示。”蒯通接着说：“恕我直言相告，大王能既不附汉又不助楚，自立门户，天下三分，鼎足之势已成，等到时机成熟，削平楚汉，统一天下，也不是没有可能。何必要受他人支配，仰人鼻息，更何况大王您，功高震主，难保不赴文种等人的后尘。汉王为人残忍，前面已经诛杀功臣，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俗话说得好，‘天予不取，必受其殃’，愿大王认真考虑我的这番话，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韩信的答复：“汉王待我有知遇之恩，我可不愿背信弃义，离开汉王，留下千古骂名。”韩信虽然有所心动，但考虑到刘邦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还是断然拒绝了蒯通的建议。蒯通见计不能行，深知他劝韩信谋反之事如若泄露，必死无疑，乃悄悄逃走，佯装疯狂以图避祸。
武涉、蒯通前后游说韩信之语，司马公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之独详。后世许多人都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述武涉、蒯通之语，只是想说明韩信从心底里就没有谋反的念头。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韩信靠向刘邦一边则汉胜，倒向项羽一边则楚赢，若自立为帝则天下三分。韩信之举手投足，实已关乎天下大势。可以断定的是，如果韩信听从蒯通之言当机立断，天下将会陷入更加复杂纷乱之局，到底鹿死谁手，实在难以预料。即便韩信没能取胜，也强于他蒙冤受诬，最终束手就擒、身首异处以至被夷灭三族。武涉蒯通两位策士对当时楚汉战争的实力对比把握非常到位，对几大政治集团的消长盈虚及最终走向的判断也是十分准确，尤其对韩信当时的处境的分析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光从这两人对韩信的一番谏言，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两人的政治远见。可惜，韩信在军事上应该说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奇才，但其政治智慧实在不敢恭维。刘邦早已公开流露出对韩信的不信任，但韩信却没有察觉到这一变化，还念念不忘刘邦的知遇之恩，忠心耿耿的为刘邦打天下，也正是因为他对刘邦的为人认识不足，对自己的将来估计过于乐观，最终落得个兔死狐悲的下场也就不足为奇。中国的谋臣良将，历来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你重视我，信用我，给我发展机会，那好，我给你打工的时候出力卖命。相反，你不信用我，甚至怀疑我，那就对不起了，用不着你炒我的鱿鱼，我先炒了你的鱿鱼，我何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我可以到别处寻找发展的机遇，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没有必要对你这个旧主子有丝毫的情感上的留恋和良心上的不安。古代尽管有“列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说法，但是这种理想主义的说法，对于一个精明的谋臣和政治家来说有如对牛弹琴，事实上只有少数人物如屈原之流，才执著的坚持这种信念，而坚持这种信念的人往往换来的是悲惨的下场，屈原这样一位政坛上的稀有“烈女”就是一例，韩信也没有例外。武涉、蒯通之于韩信正如范曾辅佐项羽，所遇非人。在人才的识拔和品鉴方面，萧何可谓巨眼英豪，远远胜出范曾、武涉及蒯通等，他在风尘中就能慧眼识辨刘邦这样的英雄，并预见到他将来必能成就大事，所以他一生追随刘邦，不离不弃，始终如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心辅佐，最后终成帝业。武涉、蒯通看到了韩信当时为汉王建立的不世奇功，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但二人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看到了韩信的赫赫战功，同时也敏锐地洞察到了，在这种人生辉煌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他们明确的看到了并一再劝诫韩信本人，你现在的处境是周围陷阱重重，险象环生。你应该懂得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辉煌与险情成正比例发展，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可能，更为甚者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这个时候，你规避人生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另起炉灶，自己去独立经营那一亩三分地，再也没有必要替别人打工了。也只有这样，你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去创造你人生的真正辉煌。遗憾的是二人到底没有搞懂，韩信只是一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对他们的政治预见不可能认同，对他们的正确建议也不可能采纳，毫不怀疑地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交给了刘邦，同时也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交给了刘邦。不然，天下三分，历史就要改写。
功成不退“固当烹”
高祖六年即公元前201年的一天早朝，刘邦突然接到一份检举信，信中状告楚王韩信图谋不轨，谋求造反，其罪恶彰显，请求皇帝即刻出兵讨伐，以防乱臣贼子阴谋得逞。刘邦看着手中的检举信惶恐万状，束手无策。问计于群臣，该如何处置。满朝大臣异口同声：“派兵灭了他，活埋那小子，陛下您如此厚待他，封他做了楚王，他不想着知恩图报，反而恩将仇报，如此无情无义的小人，按律法规定，将他诛灭九族，斩草除根，方能不遗祸后世。”刘邦见满朝大臣群情激奋，于是又问道：“谁愿担当此任？”这一问使整个朝堂上大臣个个面面相覷，鸦雀无声。刘邦深知朝廷诸将都不是韩信的对手，于是，他问计于陈平，陈平为刘邦献策说：“陛下，朝廷的兵将比不上楚国，以武力除掉韩信是不现实的，不如智取。”刘邦问：“如何智取？”陈平说：“陛下您带人去南方云梦巡游，按大汉规定，天子所到之处，当地及附近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各国君王诸侯必须前来拜会，云梦靠近楚国，按惯例楚王韩信不会不来，此时陛下可以乘机扣押楚王，只用一卒而已。何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更何况两军作战，胜负难测，只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刘邦依计而行，在云梦扣押了韩信。据说韩信接到天子云梦巡狩的诏令后，是不是去拜会天子也曾犹豫过，身边的谋士也给他做了一些预测，或者叫分析，认为此去凶多吉少，韩信也觉得刘邦这次南巡，来者不善，但由于他政治上的不成熟，遇事缺乏敏锐的反应、准确的判断和果敢的决定，使他在重大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败局。也就在这时，有人给他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说是为了安全其间，让他带着刘邦最痛恨的楚将钟离昧的首级去见天子，言外之意，割掉楚将钟离昧的首级，等于用朋友的头颅为自己买到了一份人身保险。可是这一招并不灵，他还是被刘邦逮捕后押解到洛阳。到了洛阳以后赦免了他的死罪，却降封他为淮阴侯，让他居住在长安。韩信被抓时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醒悟何迟，悔之晚矣。
我们常讲，世界上的许多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优柔寡断的人容易丧失机遇，丧失了机遇，就等于超过了保质期，也就会发生变质。何况人在机遇面前的反应是有层次的，我简单地把他们划分为超人、强人和凡人。超人不是等待机遇，而是创造机遇，叩开命运之门，走出阴影，走向辉煌。强人只要有机遇就一定能抓住，借机遇走向成功。凡人常常是机遇到了手边都可能抓不住，任由机遇悄悄溜走，然后自己再追悔莫及。韩信的军事才能及在行军布阵用兵作战方面的智慧毫无疑问反映出来的是一个超人的才具，但在政治的敏感程度上却显得非常平庸，致使他一再错失良机，最终身死人手，为天下奇冤。
从此以后，韩信常常称病不上朝，也就是不上班，闲居在家养病，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日夜怨望，居常怏怏”八个字形容韩信的不满情绪，意思就是满肚子的怨气，整天发牢骚。他后来与握有重兵的边将陈稀约定，里应外合，准备叛乱。等到陈稀在代地起兵以后，刘邦亲率兵讨伐，韩信托病不从，依原来的计划，准备在长安都城响应陈稀。他与家臣谋划，在夜间假传诏令，赦免各宫室衙门的刑徒和奴隶，把他们武装起来，去袭击吕后、太子。部署已定，但却被他的一个舍人的弟弟告发。吕后就与萧何定下计策，令宫中人传出话来，说是陈稀叛乱已经平息，皇上已经班师回朝，命令朝中大臣入宫庆贺。韩信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恐，不得已入宫参加庆贺。他哪里想到，刚一人长乐宫，就被吕后命人拿下，并于钟室中立斩决。“立斩决”就是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将罪犯正法。
刘邦回到长安后，对韩信之死的反应，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且喜且怜之”。刘邦喜的是，能征善战的淮阴侯韩信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生，除却了他的心头大患；怜的是，他知道韩信是无辜被诛，因此不禁心生怜惜。刘邦问吕后，韩信临死之前说了什么？吕后答道：“韩信说，他悔恨不用蒯通之计。”刘邦也听说过蒯通这个人，于是命令齐国公安厅将蒯通拘捕归案，并押解到长安，皇上要亲自审讯。刘邦一见蒯通便问道：“蒯通，你知罪吗？”蒯通从容答道：“臣不知所犯何罪。”刘邦非常生气地问道：“听说你曾经煽动韩信谋反，有这回事吗？”蒯通据实回答：“不错。臣是曾教他谋反，但那小子不用臣之计策，因此落了个身死族灭的下场。如果那小子听我的话，陛下怎么能将他灭族而您却安稳的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呢？”刘邦听后大怒，命人将他烹了。蒯通喊道：“烹了我，冤枉啊！”刘邦说：“你唆使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的？”蒯通不慌不忙地说：“秦朝走失了一只鹿，天下人共同追赶他，于是能力强的跑得快的先得到鹿。盗跖的狗冲着尧帝狂吠，不是说尧帝不够仁德，而是因为狗吠尧帝不是它的主人。当时，臣唯独知道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况且，天下披坚执锐想做皇帝的人多得很，只是力所不能而已，陛下能将他们全烹了吗？”刘邦因为韩信已死，听蒯通这番话，也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就释放了他。
韩信之死，令人深思，历史上许多优秀的人才，不会轻易倒在敌人的刀枪下，却很容易招致君王的猜忌，从而给自己引来一场灭顶之灾，这是古往今来一直令整个人类蒙羞的事，它是西汉第一大冤案，也是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我分析有这样三个原因，首先，他功伐自矜，居功自傲。韩信平定齐国后，借口齐国反复无常，而且和楚国相临，要求刘邦封自己为齐王。但此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处境非常艰难，望眼欲穿的等待韩信来解围，没有想到等来的是韩信急切要求刘邦封赏他的传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刘邦的革命并未在全国取得胜利，而韩信却急于裂土封王，恰恰冒犯了刘邦的大忌。正如司马迁评述的那样：“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意思是，假使能够让韩信修学道德，养成谦让有礼的品格，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功劳，那就可以功名与福禄齐全了。那么，他对于西汉王朝的贡献，简直就可以和周代的周公旦、召公奭和姜太公齐名，而他的后代子孙也可以长久地祭祀他了。其次，历来开国元勋功高震主，对皇权构成巨大威胁的时候，也是皇权和元勋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矛盾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此时，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功成身退，不然，对于功臣而言，将面临的是一场灭顶之灾。用韩信自己的话讲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也是历朝统治者处置功臣的一贯手段。其三，中国有句熟语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韩信的赫赫功勋使得朝廷中许多人由嫉妒而产生嫉恨，陈平、萧何之辈很难撇清，他们前后为刘邦、吕后出谋划策，陷害以致除掉韩信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对其觊觎心态的一个最好的诠释吗？韩信被杀以后竟没有引起朝廷上下的任何反应。士大夫们可以为天子的无端受辱而不顾性命，也可以为自己的忠诚不被理解而直言抗疏，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为韩信的千古奇冤说上一句公道话，这不仅是韩信的悲哀，也是历朝历代忠臣义士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