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化现象叫“正始之音”，“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时限为240年至249年，整十年，“正始”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响亮的名称。“正始之音”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魏晋时期的玄谈风气，二是指纯正的乐声。曹芳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三代皇帝，魏明帝曹睿的养子。公元239年，明帝驾崩，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登基，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佐朝政。由于王族的衰微，曹魏政权的后期，政局十分混乱，曹芳、曹髦两任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致使司马懿父子乘虚而入，执掌朝政。公元244年，在曹爽的建议下，曹芳下诏伐蜀，结果无功而返。公元249年，曹芳离开洛阳，前往祭扫魏明帝墓陵，曹爽兄弟都跟从而去。乘此机会，司马懿率领他手下的兵马，发动政变，控制了京都。然后，他上奏永宁太后，罗列曹爽的种种罪状，逼迫免去曹爽兄弟的全部官职。曹爽手中无权无兵，只好屈从，自请免去职务，不久被司马懿定罪，夷灭三族。自此，曹魏政权实际上已转入司马氏手中。接着，司马懿废除了曹芳，杀掉了曹髦，并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护曹氏政权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而终。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学产生并盛行起来，文人们为避祸，所以纷纷下野，不问政事，或放浪形骸，或故作怪诞，用老子、庄子思想，糅合儒家的经义，谈玄析理，盛于洛阳。人们以此来暂时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回避残酷的现实。魏晋之际这种崇尚玄学清谈的风尚言论，被后人称为“正始之音”。文学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改建安之雄深雅健而为曲折隐讳或清淡玄理，体现出一种幻灭悲凉之感。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含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谨、固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老庄的道家学说在先秦时期虽为显学，终究曲高和寡，不能蔚然成风，还停留在上层部分所谓通达人士的个人选择的层面上。可是到了魏晋之际，老、庄、易糅合的新道家学说却成了中上层人们的时尚，像美酒情歌一样不可缺少，善于玄谈的清谈之士处处受到人们的尊重，也常常成了贵族清谈沙龙里的座上宾。如果笨口拙舌不会清谈，不但做不了名士，还有可能要下岗失业。贵族们对你不是刮目相看，而是侧目而视，仿佛大观园的小姐看刘姥姥一般。举一个案例，《世说新语·文学》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在朝为官的叫殷浩的人，一次来到刘尹家里做客，于是三五个朋友便清谈起来，殷浩唱主角，谈着谈着，有点前言不达后语，忽然停下来了，隔了好长时间又接上话茬，使他一开始谈话的立论站不住脚，殷浩自知谈话走了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就避实就虚、海阔天空的侃了一番离去。殷浩走后，刘尹大骂道：“庄稼汉，也在那里强迫自己鹦鹉学舌，附庸风雅，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殷浩也是当时的大名士，一时持论不严，授人口实，被人家斥为山野村夫。可见，清谈并不轻松，决不是今天的所谓的“侃大山”，把“今日股市崩盘”“缅甸当局动荡”“预计彗星近日要碰撞地面”等等乱侃一气的漫谈。主要话题大概是天地人生有无之类的形而上的命题，这些问题富于思辨，哲理深邃，但又让人觉得虚无玄空。可是，这些名士常常辩论的热烈非凡，互不相让，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国会会员的辩论，优雅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世说新语》中收集的一些故事来看，也有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譬如，有一回，桓温和我们上文提及的殷浩等人清谈，桓温很不服殷浩，两人暗中竞争，桓温问殷浩道：“你和我比怎么样？”殷浩回答说：“我常常和我自己周旋，宁可做我自己。”桓温无话可说。再讲一个故事，十岁的孔融随父亲到了洛阳，当时担任洛阳司隶校尉（相当于洛阳市市长）的李膺享有盛名，登门拜访者都是当时的名流，或者是他的至亲。其他各色人等，李膺很少接待。一天，孔融拜访李膺，到了门前，他对看门的老头讲：“我是李大人的至亲，快去通报。”李膺接待了孔融，客主坐定后，李膺打量着眼前这个只有十岁的孩子不解地问道：“请问这一少年，你和我有何亲戚？”孔融答道：“我的先祖孔子与你的先祖老子有师友之谊（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李聃），这样说来，你我是世家同好。”李膺和在座的客人听了无不惊叹。不一会儿，有一个太中大夫叫陈韪的也来拜访李膺，座中的客人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这位陈大人，陈韪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了了，聪慧的意思），大未必佳。”孔融接过陈韪的话题说道：“既如大人所言，想必您老也是小时了了。”满坐大笑，陈韪十分尴尬。从这些话题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名士，不仅心胸豁达，谈话风趣幽默，而且富于智慧。
许多文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道德，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正始之音”的悲怆，是由于魏晋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代，王夫子曾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亡而清议绝。”魏晋风度、正始之音成了血染的风采。由于篡位者的振振有词，杀人者的有恃无恐，还有信仰者的痛苦压抑以及官方的迫害等诸多因素，致使这一时期的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促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怪异现象。于是，他们菲薄儒家的纲常名教，援引了老庄的自然主义，摆脱了人伦名分的压抑，归于人心人性的自然。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统一体，自然推崇的是生命的自由，而名教重在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然而，儒家经学建立的价值体系经历了两汉折腾以后已经失去了它所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应有的能力，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构建起来，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乱世的无序制造了黑暗，在生存自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转而追求心灵的自由。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和她话别，这件事传出去后，有人就讥笑他。古代礼法，叔嫂不通音问。阮籍如何回答的，他说，礼节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吗？据说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照样饮酒吃肉，顾不得许多。于是有一个叫何曾的官员在司马昭面前状告阮籍，说他不守礼法，败坏名教，应该流放海外，以正风俗。谁知司马昭不但没有听从谗言，反而非常刻薄的奚落何曾：“你难道看不见阮籍为母守孝身体都瘦成个什么样子了？”再一则，说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雪夜饮酒赏雪，忽然想念他的朋友戴安道，于是就连夜冒雪乘船去戴家，因路途遥远，天明才至。他没有进门也没有见人又原路折回来了。别人很奇怪，问他为何这样，他说：“我本来是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安道？”“越名教而任自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名教的压抑之后的人性的觉醒。我们一直奉行的儒家经典，其主要教化功能在于引导和压抑人的欲望，但人的天性喜欢无拘无束，从心所欲，获得生命的自由，从而达到与自然的和谐。
魏晋是一个乱世年代，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无序的社会状态在制造了黑暗的同时，也酿造了英雄。所以，把这一时期又称为“后英雄时期”，曾经涌现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英雄群体，但毕竟“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英雄们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相继谢世了，留下来的是残酷的杀戮。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控制了政权，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续执政，十多年间，酝酿了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中，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和感染，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惨，所谓“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余秋雨大师曾在他的《遥远的绝响》一文中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玉树临风
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为了免遭杀戮，许多士人不得不躲避于山林之中。于是，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竹林七贤”，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由于他们曾经在竹林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么个雅号。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逐渐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士人精神理想的象征。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
还在嵇康少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靠母亲、兄长抚养长大。在讲究相貌风度的魏晋时代，他是人们公认的才貌出众、气度非凡的名士，为一世之标。史有所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别清秀，见者无不慨叹“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也就是说，嵇康身材高大，魏晋尺度无明确换算标准，约在汉尺与晋尺之间，折合现在的计量约为1.85米至1.9米之间，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站在那里如玉树临风，超脱的气度中流露出一种自然之美。
魏晋时期，《庄》、《老》盛行，士子们都以追求象征庄子理想人格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仙子形象为美，所以名士们都非常注重仪容服饰上的修饰，出门前非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手执羽扇，身佩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这样出门方能凌波微步，望若神仙。另一方面，魏晋时期对士人容貌气质特别看重，起初是与当时官员的选拔制度休戚相关的。无论是汉代的察举制还是曹魏两晋的九品中正制，士人在家庭背景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给推举的官员以良好的一面之缘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士人们对容貌气质的重视与对彼此容貌气质的品赏就风行开来。
谈到这里，我在此不得不一提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美男子，他不是香港的周润发，而是和嵇康同一时期的潘岳，俗称潘安。他是西晋著名诗人，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民间也常以“貌若潘安”来形容男子的美貌。关于他的美貌有许多版本的传说，在此举一例来说明。说是少年时的潘岳，常常带着弹弓在洛阳城里郊游，致使无数的青年女子，也就是他的那些粉丝儿们疯狂地追逐他，以致交通阻塞，行人无法通过。可见那个时候，追星族的狂热程度并不比现在逊色多少。
回头再说嵇康，他不同于那些身娇体弱，上不了马，开不了弓，只能袖手谈玄的名士，身为皇亲国戚的嵇康还非常重视体力劳动。他常常与好朋友向秀在自家房舍外的大树下打铁，并通过打铁这样的实际劳动，自食其力。魏晋风度中，嵇康打铁，陶渊明种地，都是士大夫主动走进社会，切身感受老百姓实际生活的表现，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尤为难得。此外，嵇康还通过打铁挣钱，服务人民，练就了一身强壮的体魄。他那健美的肌肉，魁梧的身材，即便以古希腊的审美标准看，也是第一流的美男子。想那米开朗其罗的“大卫”比嵇康也只是形似，而远不及嵇康之神韵。
当然嵇康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既不是他的天姿秀出，也不是他的才情四溢，而是其独立健全、震古烁今的人格威力。在司马氏为稳固统治，以名教的名义大肆杀戮异己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嵇康的一个至交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是司马昭的心腹，并担任吏部侍郎这样的高职。一次山涛离职高升，便邀请好友嵇康来接替自己的职位，想必山涛这样做也出于好心，他希望嵇康能借这次机会改变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以便躲避司马氏血淋淋的屠刀。可他太不了解自己的朋友了，或者说他太低估人类的高贵品质了，刚肠疾恶如仇的嵇康接到邀请后，为了显示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断然作书与举荐他的山涛绝交。这封信写得很长，其中有些话语说的很中肯，也很伤感，我们不妨引出一段看看：“听说你最近要高升了，显得忧惧不高兴，想让我去接替你的职务，从中可以看出你了解我不够。你这个厨师一个人不好意思屠宰下去了，定要拿一个祭师去帮忙，让我也献上屠刀，沾一身膻腥味……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教育自己的孩子，常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喝一杯淡酒，抚一曲长琴，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做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太监身上一样。你如果想让我与你共同登上仕途，一起欢乐，这等于在逼我发疯，我想，你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你能明白我这样说的意思吗？也借此与你绝交。”嵇康作书与举荐他的挚友山涛绝交，体现了他不为强权所迫，不为荣华所惑的独立人格。然而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外施仁义而内怀阴狠的伪君子，他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去挑战他们的专制，更何况嵇康面对的是以滥杀滥赏闻名的司马氏集团。司马昭得知嵇康拒绝出山做官，并且书中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勃然大怒。因为司马氏父子擅自拥立皇帝，并且以周公摄政自居，更何况司马昭还想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嵇康这样的话语隐含攻击，捅到了他的痛处，使他对嵇康恨之入骨。所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出，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此后，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的对象是吕巽。嵇康的一个朋友叫吕安，他妻子被他的哥哥吕巽偷偷地占有，为了掩饰他的肮脏的丑行，竟给弟弟安上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吕巽这样做，无异于衣冠禽兽，但他却成了原告。而且给弟弟罗织了一条最恶毒的罪名，不孝。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示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既有天大的冤屈也难以申辩，一个处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怎么能将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之于众呢？而且，这样的暧昧之事，证据何在？妻子如何在社会上处身，家族门庭的颜面不能不顾。面对这样的无赖行径，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罗织罪名的人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之心和社会公众易于接受和愤慨的罪名都已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引颈就死，别无选择。唯一的安慰就是找来几个知己朋友倾诉一番。然而，不要说那个时代，即便是道德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今天，我们仍然明白，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躲开，很少有人投来一束同情的目光，甚至有的朋友还会落井下石。所以，我常常想，朋友之间的感情纽带是相当的脆弱，尤其在你遇到社会性的人身攻击，当你成为众矢之的时候，朋友之道的脆弱性以及它的珍贵稀罕同时就凸现出来。此时的吕巽即便身有百口，也难以辩白，要洗刷自己的清白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剩下的就只有伸头挨那冤屈的一刀。在绝望之中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就是嵇康，他闻听此事拍案而起，但只能痛骂吕巽一通，然后宣布绝交。这封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了吕巽包藏祸心、诬陷无辜的可恨和无耻行为。在吕安被吕巽控告后，司马氏集团当然党同伐异，判吕安有罪，并将他发配边疆。面对朋友的无辜蒙冤，嵇康自然义愤填膺，断然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信中为吕安仗义执言，怒斥吕巽的禽兽行为。自古以来，将他人文章或书信中的只言片语，单独剥离出来，断章取义，并以此为由，影射出罪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铲除异己的惯用手段。而嵇康的这封情绪激烈、意气慷慨的书信，自然也撞到了司马氏集团的枪口上。很快，这封信就被吕巽告发，司马氏集团也正好以此信为由将嵇康逮捕下狱。
千年绝响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司马昭的心腹宠臣，时任司隶校尉的钟会。
钟会出身高贵，是魏太傅钟繇的儿子，钟会本身博学多才。但早年却是嵇康的疯狂粉丝，对嵇康一向景仰到敬畏的地步。有文字记载，一次，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的文章，很想让嵇康指导一番，借名家点评，增加自己的学术声望。可是，当他走到嵇康的家门口时，他犹豫了，终于没有勇气走进嵇康家，只好偷偷地将文稿从嵇康家的窗户里塞了进去。
后来，钟会事业有成，得宠于司马昭，成了朝廷里的重臣。便决定再次拜访嵇康。这次为了显示对嵇康的尊重，钟会特意穿上了精致华丽的衣裳，并带了大量宾客，浩浩荡荡的开往洛阳城外拜访嵇康。
而此时的嵇康为了力行他的不合作主义，以打铁谋生。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向秀正在树下打铁，担任京都最高行政长官的司隶校尉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向嵇康家走去。钟会原以为嵇康会受宠若惊地施礼拜见，哪知嵇康视而不见，旁若无人地只管挥锤锻打。我想，嵇康一看到这阵势，自然会产生一种抵触和拒绝心理，崇尚自然的嵇康素来恬静淡泊，这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破坏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只是不经意地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没有打，继续和向秀埋头打他的铁。当时的场面十分尴尬，钟会很窝火，又不便发作，耐着性子等了一个时辰，仍不见嵇康答理，觉得受到冷落，就转身想悄然离去。这时嵇康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做出一副很有涵养的样子，接口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言罢，头也不回地上马而去。问答非常简洁，也十分巧妙，可以想象，钟会心里不是滋味，从此对嵇康恨之入骨，总想找个机会将他置于死地。对于钟会而言，机会终于来了。嵇康被牵连到好友吕安的案子里，于是，钟会对司马昭讲：“嵇康，当今名士，其人傲慢无礼，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从他的两封绝交信中隐然流露出谋反动机，这样的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容不得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就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这一段话句句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点燃了司马昭的杀机。这使我想起了余秋雨教授的两句话，钟会，在道义人格上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在诽谤技巧上堪称大师。之后，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吕安处以死刑。问斩的消息传开，群情激奋，大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
走向刑场的嵇康神态自若，他抬头看了看太阳，还未到行刑的时辰，便向监刑官提出弹琴一曲的要求，监刑官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便要来一架古琴，开始弹奏起《广陵散》。霎时，四周一片宁静，只有琴曲激越昂扬，如泣如诉，萦回低转，余音悠长，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弹毕，嵇康长叹道，过去袁孝尼曾经要求跟我学弹《广陵散》，我总是不肯教他，《广陵散》如今却要失传了！言罢，从容赴死。
一代名士，终究难逃权臣魔掌，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年仅四十一岁，留下《广陵散》绝响，成了千古遗憾，蒙上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
关于《广陵散》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嵇康曾经游历会稽（今浙江绍兴），夜间宿在华阳亭，夜半时分扶琴而弹。忽有一客翩然而至，自称为古人。俩人侃侃而谈，言笑甚欢，之后客人抚琴奏乐，所弹之曲，声调绝伦，余音袅袅，宛若天籁之音。来人称此曲为《广陵散》，并亲自传授于嵇康，但要其发誓绝不传于他人，嵇康庆幸能学得仙曲，但当时恐怕绝没想到，此曲竟会成为自己生命的绝唱。
当《广陵散》烟消云散以后，这个时代也一去遥远了，留下来的是文章和精神，美妙灿烂的文章和超凡脱俗的精神。
嵇康的行为在当时的人看来是荒诞而不可想象的，但他从不为世俗的舆论所左右，坚定地宣传着人性自由的理想，身体力行着自己的学说。一个如此离经叛道之人，又生在一个政治风云云谲波诡的年代，其悲剧性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这种深沉的悲剧性才使他的生命显得更为厚重，才使他的思想成为穿越历史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