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方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大发雷霆，指责南方方面违反了双方达成的默契。1912年1月2日，袁世凯罢黜了唐绍仪的首席谈判代表的职务，亲自用电报来跟南方谈判。
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两件事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吃惊地发现，事情已经不再朝着他所引导的方向发展了。为了寻回主动权，袁世凯决心加速逼迫宣统皇帝退位。
这时袁世凯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朝廷的政治、军事、财政三大权。他到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通过奕劻在隆裕太后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费为名挤出了隆裕太后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世凯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清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国家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
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
在密折中袁世凯谈道：海军尽叛，天险已无，北洋六镇的兵力难以拱卫京津，即使效仿周室迁都，也没有相容之地，目前只有“民主如尧舜禅让”，下诏退位，实行共和，否则皇室性命难保。在皇帝和太后面前，他表现得痛哭流涕，似乎自己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隆裕太后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竟然当着她和皇帝的面提出皇帝退位！她被吓得不知所措，连续召开多次御前会议，集中宗室王公商讨对策。但宗室王公中，除了已被袁世凯收买的奕劻、溥伦等少数人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少壮派都极力反对。
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溥伟！
1912年1月17日，溥伟抱病出席内阁会议。内阁总理袁世凯借病请假不来，派赵秉钧、梁士诒代他出席，醇亲王、庆亲王等王公和蒙古王公都来了。令溥伟感到惊讶的是，出席内阁会议的王公大臣们，三三两两，各在说各的事，彼此闲谈，谁也不提及国事。他坐不住了，就质问赵秉钧和梁士诒说：“总理大臣要我们来参加会议，究竟是要谈些什么事，请指示。”赵秉钧说：“南方的革命党势力强盛，现在各省都在响应。北方的军队也靠不住了。袁总理打算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跟南方谈和，是战是和，再作打算。”溥伟说：“朝廷先是派慰庭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是靠他来讨贼平乱的。现在他要在天津另立临时政府，难道是想把北京的朝廷晾在一边吗？我方军队已经收复汉阳，正应该乘胜攻占武昌，然后再停战议和。你们说是不是？”梁士诒说：“我方军队虽然攻占汉阳，奈何各省已纷纷独立，我方缺枪少弹，已是强弩之末。设临时政府在天津，以便尽量避免惊扰年幼的皇帝。”溥伟说：“以前的长毛之乱，捻匪之乱，都侵扰到近畿地区，朝廷用兵近二十年，也没有说要跟乱匪谈判。今天的革命党，远远没有到达当年长毛、捻匪的气势，为什么要跟他谈判呢？假如是为筹集军饷，这是朝廷应尽的责任，当勉为其难。如果是一遇到乱匪就讲和，那么人人都可以去做，何必召袁慰庭出来呢？”梁士诒和赵秉钧被问得哑口无言。胡惟德说：“外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我们两边一直打下去，北方如果一直主战，恐怕会遭到外国人干涉。”溥伟说：“这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哪里来干涉？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都是君主国，哪里肯支持乱党迫胁他们的皇帝？没有这个道理嘛！你既然说有外国人干涉，请你指出是哪个国家的人，我当面去问他！”这个时候，庆亲王奕劻说话了：“不要再争论下去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主，应该听太后的意见，太后怎么主张就怎么办。”说完，庆亲王奕劻站起来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家都一致附和他，不附和溥伟，内阁会议就这么散了。
1月19日，隆裕太后召集了十四位王公贝子开御前会议。会议前，五叔载沣对溥伟说：“今天这个会，老庆本来不想让你参加，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你自己要来。”等到十四位王公贝子到齐，会议开始。关于这个会议的过程，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
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
太后叹气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溥伟愤愤地说：“摄政王不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拿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劝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磕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太后仍然没信心。溥伟就请求“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
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连忙磕头回答。
太后不做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你们先下去吧。”
末了，善耆又向太后嘱咐一遍：“一会，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觐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我真怕见他们。”太后摇头叹气。
王公大臣中主战最得力的人是34岁的良弼。良弼是青年王公中最有头脑和最有能力的军事人才。他的先祖是大清帝国的开国元勋、赫赫有名的摄政王多尔衮。良弼出生在成都，和四川人一样健谈，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旅居湖北，被张之洞派往日本陆军士兵学校留学。良弼是一个非常时新的人物，很赞成康梁的主张，对于戊戌变法失败，感到深深惋惜，曾在别人面前大声朗诵谭嗣同那首“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绝命诗。
在留学日本期间，良弼知道汉人在奔走革命，图谋推翻清朝，但仍然跟汉人交往。他有很多很要好的汉人同学，吴禄贞算是其中一个。良弼对吴禄贞说：“吾两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絜，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虽然吴禄贞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他仍然跟吴禄贞交往。回国后，吴禄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良弼家里，二人意气相投，无话不谈。良弼极力在军谘府大臣载涛面前赞誉吴禄贞，说吴禄贞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生中，不但是学科术科兼优的后起之秀，而且是当今堪能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因而保荐他担任第六镇统制。
有人说，良弼如果是个汉人的话，以他的性情和为人，他一定会是革命党，但他是个满人，有着纯正的皇家血统，因此不甘心把三百年的江山拱手让给汉人。于是想效法明治维新，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延续满人的统治。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很快组织宗社党，是宗社党众望所归的灵魂人物。载涛一次对良弼说：“我们宗社党也可以学学革命党人的暗杀手段，我和其他几个密谋好了在京师屠杀汉人，对那些反满的人来个杀一儆百。”良弼一听，连忙劝止说：“他们搞得暗杀，我们不行，现在全国的汉人都要起来反对我们满人，你这样做只能激发全国人民的公愤，加速革命党人和民军北上，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一席话，说得载涛心服口服，对良弼更加言听计从。
1912年1月26日，良弼在自己的家门口附近被革命党人彭家珍扔炸弹刺杀，炸成重伤，抬回家后不治身亡。良弼一死，王公大臣中主战派群龙无首，人心顿时涣散。段祺瑞等清军统兵将领又联名从前线发来通电，声称如不接受共和，将率军进京，直接推倒朝廷。隆裕太后吓坏了，只好接受袁世凯跟南方谈定的《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及优待满蒙条件》，同意宣统皇帝退位。
《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及优待满蒙条件》共分甲、乙、丙三项：
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下：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优待条件已经谈定，但不能马上公布，因为各方面的阻力仍在。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禁卫军。载沣亲手创建的禁卫军，其编制除了步队第三标是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招来的汉人外，其余的步队三标、马队三营，炮标及工程、辎重两营，全是旗人。禁卫军军官认为袁世凯跟民军谈议和，皇室灭亡，旗人也要灭亡，于是非常反对议和。以致袁世凯的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公布。禁卫军总统冯国璋是效忠朝廷的，但作为袁世凯派来掌管禁卫军的军官，地位非常尴尬。隆裕太后已经跟袁世凯签订了优待条件，禁卫军仍然蠢蠢欲动。冯国璋集合全体官兵，在广场上摆了三张大方桌，正中的大方桌上面又摆上一张。冯国璋站在最上面，先作一番解释性讲话之后，就开始大声地宣读《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及优待满蒙条件》。
读着读着，下面队伍开始乱了，很多官兵都在彼此小声议论，一场骚乱似乎不可避免。冯国璋不理会，读完之后，冯国璋提高嗓门大声地说：“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是官长或是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官兵很快推出代表出来说话：“刚才总统所说的话，我们全听明白了。不过，我要代表大家问两句话：第一，皇太后、皇上的安全，总统能够担保吗？第二，我们禁卫军将来归陆军部编制，是不是会取消？总统对于这一点是不是可以担负完全责任？”冯国璋立刻答复：“两宫的安全，我姓冯的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在优待条件上，虽然有日后要搬到颐和园的条文，可是，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然由禁卫军照常担任守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日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什么地方，永远不跟你们脱离关系。”官兵们不信，冯国璋就说：“我还有话跟你们说，你们不管是官还是兵，赶紧推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支手枪，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在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准许这两个人开枪把我打死，并且不准许我的家属出来报复！”官兵们一听，当场公推出福喜、德禄这两个人，冯国璋当天就发布命令，将这两个人任命为他的副官，每人月支银饷50元。于是，一场暗藏的流血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过了禁卫军这一关之后，没过几天，朝廷的退位诏书就公开发表了。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乾清宫举行了清朝最后一次召见大臣的仪式，宣布接受经南北协商达成的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
这天清早，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仍旧顶戴花翎，早早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等候。没过多久，便有人过来传话说：“太后就要上殿了，请各位大臣上殿。”胡惟德等依次进入乾清宫，在距宝座约1丈远的地方停下，横列一排。片刻，先进来两名太监，分列两边。随后，隆裕太后领着小皇帝溥仪进殿。胡惟德带领大臣们向太后和皇帝三鞠躬，这是大臣们上朝时首次变跪拜为行礼。隆裕点了点头作为还礼，然后在正中宝座上落座，溥仪则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胡惟德上前一步说：“受总理袁世凯委托，胡惟德带领各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隆裕回答：“是。”就把预先写好的诏书拿在手里说：“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说完，隆裕太后慢慢站起身来，将诏书递给胡惟德。胡惟德毕恭毕敬地走到太后座前，鞠着躬双手接过诏书，又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此时，小皇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隆裕的表情却很是凄惨。胡惟德讲完话后，隆裕就退朝了。
《清帝退位诏书》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布，全文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诏书，系由立宪派大臣张謇的幕僚、清末举人杨廷栋捉刀，经张謇润色、袁世凯审阅写成的。它将清帝被迫逊位写得含有禅让味道，多少给清室留了一些面子，对于辛亥民军起事则不贬不褒，不致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文辞十分得体。袁世凯审阅时，又在里面加了“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的话，则试图表明他接管政权是受命于清廷，源自正统，在与南方革命政府打交道时可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同日，又颁布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及优待满蒙条件》，诏书内容和优待条件均被列为正式公文，由清室和袁世凯双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请其转达各自的政府。至此，大清帝国267年的统治，以《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为标志，正式宣告结束。
§§尾声：何去何从？
当大清皇帝的逊位诏书昭告天下之时，陕甘总督长庚正在率军猛攻陕西，他强忍着泪水，将诏书秘而不发。全国各地像长庚那样的官吏并不少见，他们一面流着泪，一面不愿意将事实告诉他们的民众，但事实终将不可逆转，大清终将一去不复返。在遥远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由于世代的封闭和有别于内地的文化，他们很少知道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弄不清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只知道，有个地方叫北京，北京住着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派官员来管他们。地方的王爷、喇嘛、土司都是北京的皇帝册封的，皇帝把土地交给他们管理。老百姓服从皇帝委派或册封的大人，是因为他们服从皇帝。如今世道变了，皇帝没有了，曾经令人敬畏的神圣没有了，一夜之间，这些地方的百姓也跟官吏一样，一下子不能适应过来。从北京那边传来皇帝逊位的消息，新疆好多地方的官府迟迟不肯把皇帝逊位的文告公之于众，甚至伊犁的军队响应革命，在新疆的大部分地方只是传闻而已。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前，伊犁将军志锐对新军极不信任，下令解散新军，停办讲武堂，并将新军协统杨瓒绪免职，收走新军士兵的子弹，但保留他们的枪支。志锐遣散新军，但又不发遣散费，新军士兵都是从内地招募去的，回不了家，便只能坐困伊犁。于是，坐困伊犁的新军士兵饥寒交迫，怨声载道。1911年12月27日，迪化（乌鲁木齐）的哥老会会众在革命党人的煽动下，猛攻新疆巡抚衙门，但被巡抚袁大化击败，消息传到伊犁后，新军士兵打算于1912年1月12日起义。然而，起义事先泄密，伊犁将军志锐认为，新军的子弹都收走了，单凭空枪，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1月7日晚上，新军士兵提前起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将军署，锐志从睡梦中醒过来，慌忙越墙逃入协领乌尔格春府内。锐志和前任伊犁将军广福有矛盾，广福系蒙古族旗人，是个老好人，他叫蒙古旗兵停止抵抗，新军士兵得以顺利占领惠远城（伊犁将军府所在地）。当晚，志锐在乌尔格春府内被搜出来枪决。第二天，也就是1月8日，伊犁临时都督府成立，推广福为临时都督，杨瓒绪为总司令。临时都督府电告驻迪化的新疆巡抚袁大化，要求他向都督府投降。
新疆巡抚袁大化怎能轻易投降？他紧急调兵遣将，于2月初派兵向伊犁都督府进攻。正当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宣统皇帝退位的消息传来，袁大化大哭，不得不跟伊犁方面议和。正当议和期间，1912年4月，喀什独立，袁鸿佑得到袁大化的支持任新疆都督，但袁鸿佑还没得到袁世凯的任命就在喀什被部下杀死，袁世凯只好任命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主持跟伊犁方面议和。杨增新先跟伊犁达成和平协议，但后来就大肆捕杀伊犁的起义人员。接着，新疆的局势因为俄国人的介入而日趋复杂。虽然在名义上新疆仍隶属于中国，但历届的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管不了它，直到“二战”时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和他的重庆战时政府趁苏联红军全力抵抗德军之际，派兵进入新疆，才将新疆重新纳入中央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武昌起义爆发前，西藏拉萨的驻藏川军正为没发军饷闹事。1911年11月15日，闹事士兵扣押驻藏大臣联豫，川军统领钟颖派队官丁克敌直接到闹事士兵的兵营里枪杀带头闹事的叶纶三。11月21日，联豫逃回驻藏大臣官署，但终日惶惶不安，一个星期之后便悄悄潜逃进入藏人的哲蚌寺。钟颖见事情闹大了，又枪杀李冶平和范金这两个带头闹事者。正在这时候，驻江孜一带的川军士兵突然开回拉萨。钟颖打算遣散川军士兵，就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发给川军士兵每人三个月的银饷和从西藏返回四川的路费，西藏地方政府照发了。12月中旬，驻波密的川军士兵杀死参赞罗长琦和标统陈庆，并离开波密，杀向拉萨，川军士兵抢夺官库，劫掠藏民财产，接着包围三大寺中最富有的色拉寺，企图抢劫，但被色拉寺的喇嘛打退。
川军士兵的烧杀抢掠激起了藏民的愤怒。驻藏大臣联豫是满人，他联合达赖喇嘛和英国人，以打击汉人为目标，调集五千藏兵向驻藏川军进攻，先攻占江孜，后攻拉萨。达赖喇嘛下令西藏地方政府以后不听令中央政府，命令各地的藏民把汉人驱逐干净。由此，西藏的混乱局面开始形成，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曾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但并没有对西藏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管辖。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才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北地边疆的蒙古就不同了，内地各省的独立如同儿戏，独立这两个字的意义，仅仅是宣布跟北京满人的朝廷脱离关系。而蒙古的独立，不仅是宣布跟北京满人的朝廷脱离关系，而且是宣布同中国脱离关系。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于1911年12月28日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布独立，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被驱逐出境。
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外蒙古引入俄国人的势力，局面更加复杂化。内蒙古的一些王公和活佛起来响应哲布尊丹巴活佛，秘密投往库伦。后来，袁世凯当政，花大力对内、外蒙古的王公和活佛进行拉拢和封赏，他的努力只能把内蒙古拉回中国的版图，外蒙古则越去越远，最终彻底脱离了中国。
隆裕太后主动宣布宣统退位，让中国社会在20世纪初从帝制向共和转身时避免了很多的流血牺牲。但隆裕太后毕竟是身处历史漩涡的人，毕竟是大清帝国最后的皇太后，她的地位和身份，使得她在退位后的岁月里整天以泪洗面。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江山就是在她的手上丢失的。隆裕太后越来越心如刀割，她认为自己犯了滔天罪行，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感到大清帝国的列祖列宗在遥远的天国等着她，召唤着她，不觉一病不起，于1913年2月22日医治无效去世。在弥留之际，她喃喃地对由她封为太保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死时才45岁。
载沣倒没有隆裕太后那样的痛苦，照理说，他才是真正送断大清帝国的人。
作为一个历史失败者，载沣用他的安静和淡定来回应所有对他的指责。他在他的书房里张挂着他亲笔写的一副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政局给各色政治人物都提供了振臂呼喊的机会，但载沣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一天到晚躲在书斋里闭门读书。孙中山来到北京，想见一见曾经的大清帝国监国摄政王。见过世面的载沣竟然非常紧张，手脚都抖了，因为孙中山曾经是他的“大囚徒”，曾经提出“驱除鞑虏”，他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要闯到他的家里来访问他了。孙中山一见面就说：“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呀！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载沣赶紧回答说：“我拥护民国，这是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直到后来民国政府对他不照顾了，不发优待费了，他才对儿女们发点牢骚：“你看，英国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贵族，至今照样存在。日本灭了高丽，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继续保持着贵族的爵位。可是咱们，现在一点优待都没有。”
载沣的妻子瓜尔佳氏很看不起载沣，瓜尔佳氏对丈夫的安静嗤之以鼻。大清的江山丢掉了，她不甘心，也不服气。瓜尔佳氏没有像隆裕太后那样每天以泪洗面，为了儿子溥仪继续登上皇帝的宝位，不惜四处大手大脚地花钱。瓜尔佳氏经常教育她的二儿子溥杰，要他辅佐哥哥恢复祖业，把本来属于大清的江山重新夺回来。
瓜尔佳氏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企图用钱去拉拢军阀，结果钱被骗走，复辟事业一次也没有搞成。张勋算是给她带来一次最大的希望，但仅过月余就彻底地失败了。张勋的忠诚使她相当感动，一听到外面对张勋不利的谣言，就对天磕头祈求张勋的安全。她又是一个很有自尊的女人，受不了一点小小的刺激。溥仪在宫中跟端康太妃闹翻，端康太妃找瓜尔佳氏告状，瓜尔佳氏作为生母，觉得儿子不听管教，委屈得受不了，就要吞服鸦片自杀。在自杀之前，她给二儿子溥杰留下一封遗书：“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父亲那样没志气，要好好地念书，好好地帮助你哥哥，才不负我生你一场！”
溥杰因为受母亲影响，就把帮助哥哥溥仪恢复大清祖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他九岁进宫会亲，整个青春期都在陪哥哥溥仪在宫中读书。溥杰身体较弱，当军人不够资格，但他雄心勃勃，拼了命去日本留学学军事，然而日本军校严酷的军事训练并不能改变他多少，他到底只是一个柔弱而温和的人。
溥仪退位后，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后来，随着自己的逐渐长大，渐渐对自己失掉的江山怀着无限的遗恨。他开始不安分，不甘心只在紫禁城里生活，他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渴望复辟。
复辟与反复辟，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是中国政治的主旋律。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共和”这个名词的实际意义因为宋教仁的遇刺而变得渺茫。孙中山掀起“二次革命”，袁世凯轻易地把它镇压下去。胜利来得太容易了，举着“共和”大旗的革命党似乎不值一提，袁世凯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他厌倦了“共和”，经不起身边人的吹捧，妄图给自己黄袍加身，贸然复辟帝制，最后在一片反对声中死去。
失去了袁世凯的中国，再也没有一个强人能收拾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国家命运沦落在一群又一群不负责任的军人手中，共和政治有名无实。各派军阀混战不已，中华大地四分五裂。孙中山扛着“共和”的大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以他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通过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形式上统一了中国，随后又是日本侵华。回首20世纪前半期，中华大地没有一日安宁，人民饱受痛苦。直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才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
——龙成武2010年11月完成于上海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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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编译社编：《黄花岗烈士殉难记》，国民编译社192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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