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5日李时岳猝逝，广东省社科院的朋友及时电话告知，老成凋零，不胜感慨。
我们都是与共和国同时成长的一代历史学者，所不同者时岳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师从著名学者邵循正教授，较早活跃于史坛。我则僻处武昌一隅，忙于教学与自我充实，与外地学者很少联络。直到1961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会，我才有幸与时岳及其他一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青年俊彦欢聚一堂。当时，他已有《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两本著作问世，堪称我们这一群落的先进分子。
1963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随后又参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时岳偶尔出差来京，我们也有晤谈的机会。那时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除身边少数密友外，很少与外地学者深交，不过在内心深处深深敬佩时岳的功力与才华，把他当做学习榜样。至于时岳当时如何看我，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因为我当时的成就有限，且不乏自知之明。
时岳与我有深厚感情交流，始于“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我到哈尔滨参加批判某些苏联学者反华历史著作的会议，刚到宾馆时岳便闻讯赶来。一声饱含深情的“开沅你来了”，使我热泪盈眶。因为我们都是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相识，在历经磨难的年代里相知，江山阻隔，心灵相通，这样才滋育了真挚而深沉的友情，所谓“相濡以沫”是也。“文革”以后，特别是他南迁以后，每逢我到广东开会或办事，他只要得空便会来找我叙谈。进门还是那句朴实无华的“开沅你来了”，然后便无拘无束地坐下抽烟喝茶，海阔天空地谈学论道或随意闲聊。我们已成为相知甚深的晚年挚友，尽管两人都过于疏懒，很少通信或打电话，但彼此却时时关切着对方的工作与处境。
时岳的学术才华在“文革”后才真正得到彰显。他有志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改革与重建，并且以洋务运动作为突破口，进行深入而又缜密的探索。他先后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等重要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起初理解者较少，持保留态度者较多，亦有少数直指为“离经叛道”者。但他决不迎合时论，锲而不舍，深入研究，据理力争，以上乘的论著赢得越来越多学者的理解和认同。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学科的改造与重建过程中，时岳是带头作出重大贡献的。
当时我正集中全力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对他有关洋务运动的新见尚属有保留地尊重，而且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还不免有所驳难。但时岳毫不在意，似乎“犯而不校”。而在其后他的某些论著中，也决不放过我的若干“前科”，如批评我1963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短文《洋务运动有进步作用吗》。见面时他笑嘻嘻地说：“我是点了你的名的啊！”在关于基本线索的讨论中，与他争辩最多也最激烈的是汪敬虞。汪先生是我们师友之间的前辈学者，大家都很钦佩他的学术功力之深与著作之谨严且勤奋；但在学术争论中时岳毫不含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追求真理、择善固执精神，与汪先生反复认真商榷。
我觉得时岳在学术争论中富于理性精神，力求以论据精详与逻辑严密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理，但决不强加于人，表现出较多的包容。在这一点上，与他的亲密合作者胡滨又有所不同，因为后者在日常学术争论中词锋过于犀利，常常强要对方作出明确回应，颇有“得理不饶人”的味道。但胡滨的好胜与时岳的冲淡相映成趣，都洋溢着学者的执著与天真。他们在洋务运动问题上并不认为我是同道，但在推动史学革新方面却能相互理解，而今他们或死或病，想重温过去的争吵已不可复得矣！
几十年来，我有幸结识几代中外学人。相较而言，时岳的天分、素养、才华都堪称上乘。他本来可以做更多工作，成就更大业绩，但毕竟时间损失太多，工作环境也不尽如人意，而又过早结束了学术生涯。这种遗憾之深沉，我们这一代学人都有同感。所幸者时岳已有佳作多种辉映史坛，又有一批尊重并理解老师的及门弟子薪火相传，这样也就足以慰藉平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