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原稿
海外友人曾于十余年前寄赠此稿复印本，由于复印技术精良，墨色鲜明，笔力遒劲，几可乱真，诚佳品也。全文如下：
在昔美利坚独立，而法之拉飞德助之，希腊革命而英之摆伦助之，皆于历史为美谈。中国革命仆专制为共和，由酝酿时代底于成功，凡数十年，其间有日本义士仁人起而为助。盖一国革命应于当时政治之不平，而人民乃生其抵抗。先觉者建自由平等之帜，以次磅礴普遍，而为多数人心所归，鼓吹主义者其功固大。而临时之努力奋斗，不啻予国民以实物之教训者，尤当重视。用是能前仆后继，至建其最初之目的而后已焉。则夫本于道义之同情，犯难相助，虽牺牲其生命而不悔，此其人非寻常声气应求之可比，宜乎历史家以为美谈。墨子曰：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兼爱大同之旨，今世犹未可望。然而仁人义士之心，则初不囚于狭隘国家主义。故国际公法，一国有内乱，他国不能干涉。然以个人而为他国革命致力者，则政府不负其责，亦所以尊人道正义与个人之自由也。吾国以共和主义起兵革命，实始于惠州之役；而山田良政君死其事，殆外国义士为中国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余未尝识君，而得交君弟纯三郎，知其奔走中国事业，革命十余年如一日，盖能竟君未成之志者。去年君弟既以君骨归葬，今秋复为泐碑。余因为文以志景慕之意，俾后人有所观感焉。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十三日撰 唐绍仪
山田良政（1868―1900）于1890年来华，任北海道昆布会社（海带公司）上海支店职员。戊戌政变后曾助王照逃往日本。1899年在东京结识孙中山，1900年死难于惠州之役。孙中山称之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唐绍仪（1861―1938），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同乡，为中国早期留美幼童之一。1885年回国，历任税务、海关等涉外官员。1907年任奉天巡抚，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南北和谈。1912年3月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不久为维护《临时约法》既定原则辞职离京。以后参加护法运动，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次年复被推为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充南方军政府总代表，与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为山田良政写墓志铭即在此期间。唐虽出身于晚清官员，与袁世凯关系亦深，但由于早年在国外受过现代教育，思想比较开明，所以能促成民国诞生，并为维护民主共和进行一系列斗争。冯自由曾给以很高评价：“考先生生平，素以骨鲠风节闻，自清季作吏以迄于今，不慕虚荣，不畏强御，数十年如一日。人有以非礼或不义干之者，辄遭白眼，时人莫不敬之惮之。或有以少川为高傲峭直，不合时宜者，余以为此适足以表示其人格之纯洁及伟大，诚非世俗朝秦暮楚争权夺利之流所可同日语也。”（《革命逸史》第二集“唐少川之生平”。）
从铭文可以看出，唐在政治思想上已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保持一致。但把1900年惠州起义作为共和革命之始，则不同于孙中山把1895年广州起义当做“第一次革命”。可能唐绍仪认为广州乙未之役未经发动即已流产，不足以看做是一次正式起义吧？铭文还把外国志士自愿参与他国革命与干涉他国内政区别开来，这正说明唐绍仪不乏国际法知识，作为民国第一届国务总理堪称当之无愧。过去我们对他了解不够，评价难免偏颇，那是有失历史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