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话的必要，不仅是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潜在对话，而且还包括历史学者与其他各科学者之间的外在对话，我把它称做广义的对话。
潜在对话常表现为无言。戴叔伦《题三闾大夫庙》：“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诗人与古人均形成超越时空的无声对话，亦即思想与感情的沟通，其贴近感正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史学家唯有如此贴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才能形成真正的沟通与理解。
古之学者颇重虚静，今之学者与历史人物对话也需要虚静。唯虚始能承受，始能容纳新知，用我们法国同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思维暂时从头脑中退出去，而把古人的思维让进来。静是一种心境，外在的环境可能匆迫烦扰，但学者的内心必须平静如水，超然物外而又沉潜于学，如此才可以有所悟解。李白诗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刘长卿诗云：“遇雨看松石，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寻南溪常道士》）这是诗人与山峦、溪水、松石、花草的无声对话，忘言正是有言，唯禅意玄妙难以言说耳！
山水本无知觉，经诗人想象而人格化，而有灵性，关键仍在作者内在的虚静。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想其所想，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布洛赫深知其中奥妙，所以才说：“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旨哉斯言！
从学科分工而言，历史学家虽然侧重研究过去，但也并非沉溺于古而冷漠现实，况且我们往往是以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为基础，逆行而走上通向往昔之路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已把道理讲得很全面。必须强调，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难以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史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但现代社会生活更为错综复杂，而历史学家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知识结构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了不断扩展对过去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历史学家便不得不经常向许多其他学科专家求助，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科技专家等等。我把这种求助也称之为对话，因为历史学家不是乞丐，并非零打碎敲地向其他学科索取若干急需的知识，而是学科与学科之间平等对待的交流与互补，在科际整合过程中历史学家并非消极的附和。我早就说过：“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他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蓬勃生机之所在。”（为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所写序言）
现今已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生活节拍更趋急速，对学者工作亦产生深刻影响。加以出版社急于抢先求利，职称评定决定于是否出书，项目资助更限定进度与结项时间，功利主义遂弥漫于学术界，而拼凑、剽窃之作日多。在这种情况下还侈谈什么虚静、对话、沟通、理解，必然会被一些人讥刺为迂腐、落后于时代。但我仍然深信史学自有其内在规范，实系千百年若干代人心血与经验熔铸而成的。顾炎武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将前人所铸精良之钱，舂锉碎散以成粗劣新钱，这一比喻对现代某些纂辑之书而言，仍然是惟妙惟肖，尽管方法已经从剪刀糨糊进化为电脑拼接。
强调职业道德与学术规范，诚然为当务之急。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主政者应该按照学术规律来领导学术，为学术健康发展营造宽松正常的环境。现今有关学术发展与学者成长各项政策的制定，都有可以商榷之处，诸如学术职称评定对成果重量而忽略质，遂使率尔操觚乃至剽窃拼接者得以节节高升，沉潜于学并严谨撰述者反而被埋没。就文科而言，各级科研项目资助投入极少而要求甚高，各种手续、报表又极繁琐。对项目承担者而言，不啻经常处于鞭策之中，徒增紧迫之感而难入沉潜之境。学者或有因此不愿申报项目者，但又往往不容于所在单位，因为单位的评估指标体系中又有共获项目资助若干个，共若干元之类。如若不作彻底反省，加以必要改进，长此以往势必会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可悲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