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卷三十七载，王莽时，有个清名之士叫唐尊，学问好，品行高，世人很看好他。然唐尊仕从王莽，却经常身着济公装，足履卓别林鞋（衣敝、履空），因此被人讥为虚伪。清名之士在世人眼里，当是高人，然而林子之大，还真有鱼珠之混，唐尊算一个，难怪范晔作《逸民传论》，对所谓逸民大为不满。
范晔撰《后汉书》，名显后代。《逸民传论》出于是书，亦入选《昭明文选》。范晔认为，真正的山潜之士，就应该真正地让他们潜到山里去，他们喜欢林海雪原，喜欢梅妻鹤子，是其性格使然（“亦云介性所至而已”），那就成全他们好了，不必强求。范晔列举东汉时有名的隐逸之士为例，如严光、周党、王霸数辈，刘秀很客气地请他们出山，严光他们是来了，可先后又都走了。于是，范晔抛出了一个惊世的结论：“斯固所谓举逸人，则天下归心者乎？”对夫子的“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这句话，提出严重的质疑。
观范晔此论，似乎不大认可有所谓“义不食周粟”的气节型逸民，只承认有性格型逸民。次一级的，如唐尊辈，范晔很不客气地说“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对范晔的观点，前人有否表示异同，余不得而知，然而史上果无高人乎？
公元29年，光武帝诏征处士周党、严光等至京师。周党是来了，也上殿去见刘秀，可是见了皇帝只作揖，不跪拜，并且一再表示不做官，只想当“野人”。博士范升看不下去，上了一章杀气腾腾的奏章，说，周党这些人，牛气，使者三请才肯就车，见了陛下竟然不跪，相当的“偃蹇骄悍”；陛下将他们交给我，我要考考他们的“图国之道”，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以“虚妄之罪”论处，而若他们果真是“钓采华名”之辈，嫌陛下给他的官小，一心想当“三公”，则以“大不敬”罪论处。刘秀说，算了，算了，“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
刘秀在范晔的眼里，地位很高的，称他有三代遗风，而周党、严光，时逢盛世不出来做官，俨然是性格型逸民，因此，范晔才生疑夫子那句话。可是，据我所知，刘秀延请的那些“野人”，并不是人人都推三阴四，也有来的，当然不是披逸民外衣的沽名之辈，而是真的逸民。
与唐尊同享盛名的，还有一个人，但没有出仕新莽，此人便是薛方。王莽派专车接薛方出山，薛方因使者向王莽辞谢说：“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薛方这话好象有点马屁，但也无妨保身，乱说话是有性命之忧的。北齐高洋从东魏抢了帝位过来，一天，问东魏旧族之元韶，“汉光武何故中兴？”元韶说了一句气话，“为诛诸刘不尽也。”那是王莽没将刘氏斩尽杀绝。搞得高洋火起，第二天就大开杀戒，将东魏旧族青壮全部杀死，婴儿扔向空中用枪尖挑了，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尸体扔进漳水喂鱼。一言丧命之威力如此，真是无谓的牺牲。
王莽对他的马屁话很受用，“说其言，不强致”。刘秀继位，征薛方，他立马来了，只是此老命不好，死在半道。刘秀还征了另一人，北海逄萌。公元三年，王莽因吕宽之狱，穷治党与，连平日看不上眼的一同砍了，凡死者数百人，海内震焉。逄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光武也请他，逄萌对使者说：“朝廷所以徵我，是想让我出来做事，可我年老，连东西都分不清楚，安能济时乎？”连徵不起，以寿终。
观逄萌所为，亦是智慧中人，后来所以不至，大概如他所说，真的老了，却是与乐于山水无关吧。而王莽请龚胜出山给太子当老师，兼国立大学校长。龚胜知道王莽不会放过他，对门人高晖说：“吾受汉室厚恩，无以报，今老矣，旦暮入地，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时年七十九。
范晔所以如是说，我想也是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范晔刘宋时人，而南北朝行士绅政治，并不以忠义相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