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风格的理论批评，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代，批评者即注意以“体”、“体貌”这些相当于现代所谓风格、风貌的词语来指陈作家、作品以至一个时期的文学的风格特征。曹丕《典论？论文》把多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归纳为四种风格，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中评论建安七子的作品，说“徐？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等，都是就风格立论。陆机《文赋》指出，文章的体貌千变万化，所谓“体有万殊”。他列举了十种重要文章体裁的风格特征，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语，为一般人所熟悉。
到南朝，关于风格的理论批评，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结前代文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书中有许多地方论述或涉及风格。书中《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四篇，是专门论述风格的。《体性》篇探讨文章体貌和作家才性的关系。它把文章分为典雅、远奥等八种体貌，指出文章的体貌，决定于作家的才气和学习，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以至潘岳、陆机等12位大作家，指出由于他们才气不同，因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全篇对文章风格和作家个性修养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定势》篇把章表奏议等20来种文章体裁归纳成典雅、清丽等六大类，较之《典论？论文》、《文赋》，持论更趋细密。《风骨》篇针对当时靡丽柔弱的文风，提倡文章应当写得爽朗刚健，即具有风骨。《通变》篇探讨历代文风变化，从上古到晋宋，由质趋华，风力（即风骨）日衰；主张折中今古，使文章有文有质，主旨与《风骨》篇提出的风骨与藻采兼备的观点互相呼应。此外，《时序》篇论述历代文学发展，很注意揭示各时期的文风特征。如说东汉文章深受儒学影响，形成“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的文风；建安文学因社会动乱，“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东晋因玄学流行，文章“辞意夷泰”。分析都颇精辟中肯。在《辨骚》、《情采》、《物色》诸篇中，刘勰纵观历代文学发展，指出文章的两大源头，《六经》之文雅正，楚辞之文奇丽；后来汉赋以至晋宋文章；着重学习楚辞，日趋藻饰，形成不良文风。因此他大力提倡宗经，要求以学习《六经》雅正的文风为本，同时吸取楚辞的藻采，以期做到执正驭奇，使文风华实结合。由此可见，关于文学风格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不但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当时另一文论专著钟嵘的《诗品》，也着重从体貌风格方面考察和品评诗人。《诗品》在评论许多诗人时，常常注意揭示他们创作的风格特色，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成为《诗品》的主要构成部分。它常常指出某家之诗源出某家，也是根据对各家诗歌体貌进行分析和比较得来的论断。如评西晋张协诗曰：“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即是说张协诗具有华净、巧构形似之言的风格特征，而此种风格特征又渊源于王粲。钟嵘在《诗品》中根据对各个诗人作品体貌的分析、比较，把诗歌分为源出《国风》、源出《小雅》、源出《楚辞》三系。《国风》一系又分两支，《楚辞》一系又分三支。钟嵘在这方面的分析、论断不一定都正确，但他从体貌风格方面对前后许多诗人的渊源影响关系进行探索，重视诗歌流派的研究，开拓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风格批评和流派探索，构成了《诗品》一书的主要部分，由此也可见风格论在该书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有关风格的理论已经相当发达，归纳起来，大致有作家风格论、体裁和作品风格论、时代风格论、建立在风格分析基础上的文学流派论等诸种。此外，江淹的《杂体诗序》有曰：“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关西、邺下、河外、江南，分别指西汉、曹魏、西晋、东晋四个朝代，它们分别建都于不同地区。江淹的评论，既指不同的时代风格，也涉及地域，为后来地域风格论开了先河。至唐初《隋书？文学传序》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不同有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地域风格论的色彩就更加明晰了。
唐宋元明清时代，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发展，除专著、论文外，还出现了诗话以及词话、曲话、选评、评点等多种样式。有关文学风格的批评，仍然分量很大，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在诗、词、散文批评中尤为显著。其情况纷繁，不能详述。但就其论述角度而言，大致上也不脱上述作家、体裁、作品、时代、流派、地域诸种。举其著者，如署名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大致描述不同类型诗歌的风格，属作品风格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分，论散文有阳刚、阴柔之别，则属流派风格论。由于有关文学风格的理论批评，材料众多，地位突出；因此，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但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包括作家、作品、流派等）增加认识和理解。
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