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文学爱好上的一个特点是尚奇。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这里“奥旨”指渊深的内容，奇辞即指奇特不凡的语言。韩愈的这种尚奇倾向，不但表现于他自己的诗文创作，还表现在他对别人作品的评价上。
在诗歌方面，韩愈重视孟郊、卢仝、李贺等诗风奇崛的作家。他对孟郊尤为推重，在不少作品中倍加赞扬，还同孟郊一起写了许多联句。韩愈推重孟郊的诗具有古意，“古貌又古心”（《孟生诗》）；更推重孟诗的奇辞硬句，所谓“钩章棘句，掐擢胃肾”（《贞曜先生墓志铭》），“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荐士》）这为大家所了解，这里不再多说。
对前代和唐代的散文作家作品，韩愈也同样尚奇。对前代作家，他很推重扬雄的艰深之作。一则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再则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三则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又在《答崔立之书》中称“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为“古之豪杰之士”。这些都说明他对扬雄文章（包括辞赋、散文）的爱好。所以柳宗元也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答韦珩书》）
对唐代前辈散文家，除陈子昂外，韩愈推重苏源明、元结、李观等人。《送孟东野序》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这是很重要的表白。他把苏源明、元结、李观三人同大名鼎鼎的陈、李、杜三人并列，表现了对苏、元等三人的偏爱。苏源明的散文，现存很少，《全唐文》卷三七三仅存五篇，其风格比较古朴。按杜甫《八哀诗？故秘书少监苏公源明》有云：“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脔。制作扬雄流，溟涨本末浅。”杜甫把苏源明的作品同扬雄相比，可能因为源明著有《易元苞传》，其书性质与扬雄模仿《易经》的《太玄》相类；也可能兼指两人的文章风格相近。杜甫非常推重苏源明，在诗中屡屡提及；杜甫自己的散文风格也颇古奥。苏源明最推重元结。《新唐书？苏源明传》说源明“其最称者元结、梁肃”；又《新唐书？元结传》载“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问天下士，荐结可用”。源明推重元结，当然首先在于看到元结的学问思想好，但也当包括元结古奥的文风。这些资料都可作为旁证，推论苏源明的文风当属于古奥一流。元结的散文偏于古奥艰深，后人多有评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评为“辞义幽约，譬古钟磬不谐于俚耳”。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萧（颖士）、李（华）文尚平典，元（结）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一变而樊宗师诸人，皆结之倡也。”（《全唐文纪事》卷五八引）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不提当时名声很大的古文运动前驱者萧颖士、李华而独提元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文学好尚，绝非出诸偶然。李观的散文也属于艰深一派，《四库提要》有这样的评语：“大抵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殆与刘蜕、孙樵同为一格。”
这里，我们得谈谈韩愈对樊宗师的赞美。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前面说：“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赞美樊文的独创性。后面说：“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赞美樊文的重大成就，并要别人向樊文学习。在《与袁相公书》中，又赞美宗师“善为文章，词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推挹可谓备至。宗师的文章艰涩到了极点，韩愈如此推许，当然也是他的偏爱。有些评论者尝疑韩愈对樊文的推许不是真心话，如元代刘埙说：《樊绍述墓志铭》“其意已寓抑扬”，“似以樊为不然者”（《隐居通义》卷十五）。近人钱基博说：《樊志》“文从字顺”二句“所以讽绍述之故为僻涩”，“而告求者之勿以此为躅耳”（《韩愈文读》）。这种解释都不确。韩愈对于他一向推重的樊宗师，不会在他死后加以讥讽；何况韩愈推重文风怪僻艰涩的作家，是他的一贯主张，不仅表现于对樊宗师一人。
樊宗师的散文如此艰涩，韩愈为什么称之为“文从字顺”呢？须知在酷爱奇崛的人看来，奇崛过甚而流于艰涩，也仍然是通畅自然的。韩愈《荐士诗》称孟郊的诗为“妥帖力排？”。皇甫？《答李生第一书》论文章之奇说：“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固深泉。”认为既有不平凡的鸟、兽、山、海、珠宝、建筑等等，也必然有不平凡的文章，这些都是合于自然的。皇甫？是韩愈的嫡传弟子，其文“得愈之奇崛”（《四库提要》），他对于奇的解说很可能出自韩愈，至少同韩愈的主张相符合。再说，韩愈又喜欢扬雄，喜欢古文字，他在《科斗书后记》中说：“凡为文词，宜略识字。”从古文字的角度看来，许多艰深的用字都是于古有据，不算过分。近人谢无量说：“退之为文，不以奇字为嫌，故于宗师之文，称其文从字顺。今观世传宗师《绛守居园记》，虽经训释，犹多不可读，其艰深过扬雄远矣。退之称之，殆以为犹愈于雷同剿说也。”（《中国六大文豪》第六编第四章）这解释是中肯的。韩愈为了提倡古文，竭力反对董？所说的当时浮浅鄙俗的文章，反对雷同剿说。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基本上是奇而不涩，但在议论、主张方面，某些地方是不免矫枉过正的。
韩愈同白居易同时，在长安时还有来往，但韩集中没有一处称道白居易的作品，这说明韩愈对于白居易的浅切通俗、“下偶俗好”的文风是不满的。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皇甫？斥白居易作品为“桑间濮上之音”，是同当时古文家鄙夷通俗时文的态度息息相通的。韩门弟子皇甫？对白居易文章的鄙视，实际也反映了韩愈对白居易文风的不满。
韩愈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的尚奇倾向，对后来古文家发生很大影响。中晚唐著名的受他影响的古文家中，只有李翱的文章比较平易，其余皇甫？、孙樵、刘蜕的作品都相当艰深。韩愈的儿子韩昶拜樊绍述为师，所写文章连樊绍述也读不通（见韩昶自为墓志铭）。这些显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元代吴师道《绛守居园池记注》说：“后来有学韩愈氏为文者，往往失其旨。尝有人以文投陈尧佐（北宋前期人）。陈得之，竟月不能读。即召之，俾篇篇口说，然后识其句读。陈以书谢，且戏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为其人在则其文行，盖谓既成之而须口说之也。”（《全唐文纪事》卷五八引）所谓“往往失其旨”，说明当时学韩文者常常流于艰涩。柳开《应责》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河东集》卷一）这说明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古文必须“辞涩言苦”，才算古雅。《新唐书》的编者宋祁，喜用怪僻的字，也是当时这种风气的表现。
这种风气到欧、曾、苏、王等六家出来，是完全被扭转过来了。他们不但在创作上表现得较韩文平易流畅；而且在议论上也鲜明地反对艰深，过去韩愈所推重赞扬的一些作家都遭到他们的非难。欧阳修《集古录》卷七“唐元结洼□铭”条批评元结说：“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为，惟恐不异于人；所以自传于后世者，亦惟恐不奇，而无以动人之耳目也。视其辞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诚耻于无闻，然不如是之汲汲也。”对于樊宗师，他在《集古录》卷九“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条和《绛守居园池诗》中也深致不满。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批评扬雄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言。若正言之，则人人皆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宋文的趋于明白晓畅，应当说跟欧、苏等作家有意识地发展韩文平易流畅的一面，同时纠正他的艰深偏向及其不良影响分不开的。
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