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有相和歌辞十八卷，清商曲辞八卷，二者构成了中古通俗乐曲歌辞的主要部分。其乐曲后世总称为清商乐，简称清乐。
相和歌原是汉代民间谣曲，后被乐府官署采撷、加工、模仿改制而成相和乐曲。通俗乐曲使用管（竹）弦（丝）乐器，声音比较清越动听，不似贵族郊庙乐曲使用金石乐器钟磬等显得庄重呆板。据《宋书？乐志》，“相和”一名，即取管弦乐器伴奏，“丝竹更相和”之意。相和歌各曲调，多数产生于汉魏两代，西晋已较少。西晋以后逐渐衰亡，虽仍有不少文人按旧曲题写作相和歌辞，但大抵都是案头之作，并不配乐演唱。
相和歌的曲调与歌辞，《乐府诗集》分为十小类：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侧调曲、大曲。其中平调、清调、瑟调，尤受人们喜爱，称为清商三调。它们在东汉时已流行，曹魏更盛。汉《古诗十九首》之一云：“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曹丕《燕歌行》云：“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说的都是唱清商三调曲的情况。“清商”一名，指的是清越动人的乐调，其确切涵义如何，学术界尚没有一致看法。
“五四”以后，梁启超在他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古歌谣及乐府》篇第三章中，认为清商三调不属于相和歌，其说得到了有些现代学者的附和。实际梁氏的怀疑恐不足信。《乐府诗集》把清商三调等归入相和歌，是根据南朝后期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的记载，而《古今乐录》又是根据南朝前期刘宋张永《元嘉正声伎录》、萧齐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的记载。张、王两人都通晓音乐，所记相和歌曲调名称、次序等情况，是刘宋前中期宫廷中宴乐时演唱的，张永所记是刘宋当代情况，王僧虔所记是近代情况，当不会错。拙作《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一文于此有较详论证，该文收入拙著《乐府诗述论》下编。
曹魏时代，由于女乐（女妓演唱清商三调）的发展，因而有清商乐专署的设立。《魏志？齐王芳纪》裴注引《魏书》：“（齐王芳）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下文还提到清商令令狐景、清商丞庞熙。《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纪》升明二年胡注：“魏太祖起铜雀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此点对后来影响颇大。
《乐府诗集》把清商曲辞分为以下诸类：吴声歌曲、神弦歌、西曲歌、江南弄、上云乐。其中以吴声、西曲两部分最为重要，歌辞数量亦多。吴声、西曲原来也是民间谣曲，后被上层阶级采撷、加工、仿作而产生许多乐曲，其兴盛期在东晋、宋、齐三代。其歌辞内容，绝大部分表现男女情爱，并多用女子口吻叙说，适合于女伎来演唱。六朝时代的清商曲继承曹魏传统，由掌管女乐的清商署来管理。据史载，晋代光禄勋属官有清商署。宋齐两代，因官制简化，一度并清商于太乐署，但宋代女官中仍设有清商帅一职，见《宋书？后妃传》。梁陈时代，太乐令下属仍设清商署丞。（参考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收入拙著《乐府诗述论》中编）曹魏的清商三调和六朝的吴声、西曲等，长时间内大体上均由清商署管辖，因此隋唐时代把它们总称为清商乐（简称清乐）。
兴盛于汉魏西晋时代的相和歌，流行于北方，它以清商三调为主要部分，是清商旧乐。兴盛于六朝时代的吴声、西曲等，流行于南方，是清商新声。《乐府诗集》为了表示两个时期清商通俗乐曲及其歌辞的区别，把前者称为相和歌辞，后者称为清商曲辞，是有其道理的。相和歌辞与清商曲辞，在歌辞内容、形式两方面，也颇有不同。大致说来，相和歌辞一般篇幅较长（每首多数在十句以上），题材内容比较广泛，有一部分表现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此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唐人有一部分古题、新题乐府以歌咏民生疾苦见长，即是显著的例子。清商曲辞一般篇幅短小（大多数为五言四句，后人或称为小乐府），着重表现男女情爱。它对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风格轻婉的绝句有明显影响。在句式方面，相和歌、清商曲歌辞绝大多数为五言句，则标志着汉魏六朝时期五言诗的成长与发展。
中古通俗乐曲，除相和、清商二者为大宗外，尚有一部分杂舞歌，如鼙舞歌、铎舞歌、巾舞歌、拂舞歌、白伫舞歌等，亦属通俗乐曲。其中除白伫歌后世拟作较多、影响较大外，其他舞曲歌辞均少。北朝乐府把这些杂舞曲与吴声、西曲都称为清商乐。《魏书？乐志》曰：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均鼙舞曲）、《公莫》（巾舞曲）、《白鸠》（拂舞曲）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廷宴享，则兼奏之。
直至唐代的清乐，也包括了相和歌、清商曲、杂舞曲三个部分。这在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乐典》中有具体记载。
在《乐府诗集》中尚有杂曲歌辞十八卷，歌辞分量很重。其中多数恐是文人案头之作，并不合乐。有一部分可能原合乐，但合乐情况后来又不清楚。所以《乐府诗集》把它们总称为杂曲。从歌辞风格看，大部分接近相和歌辞，小部分接近清商曲辞，因此，杂曲歌可说是相和歌、清商曲的支流。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