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礼乐志》和《艺文志》都记载西汉武帝开始建立乐府机构，采集赵、代、秦、楚各地的风谣。据《艺文志》，当时采录的民歌有“吴、楚、汝南歌诗”等共计138篇。东汉的承华府，是否继续搜采民歌，《后汉书》虽无记载，但我们推想它必定采诗，因为现存汉乐府中的民歌，事实上绝大部分是东汉的作品。
说现存汉乐府中的民歌绝大部分产生于东汉，这可以从这些歌辞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诗中提到的名物来证明。
先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谈。我们且把《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来跟乐府民歌作比较，现在大家承认《十九首》是东汉后期的作品，这种比较是足以说明问题的。沈德潜《古诗源》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这几句很好地概括了《十九首》思想内容的话，也适用于一部分乐府民歌。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战祸延及各处，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故诗歌中多“逐臣”与“朋友阔绝”之感。在乐府民歌中，如《悲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篇）、《高田种小麦》、《古八变歌》等作，都写游子客处异乡、不能返家的悲凉情感，呈现出动乱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又因社会动乱，当时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痛切地感到生命无常，一般地趋向消极悲观，贪图目前的物质享受。这充分表现在《西门行》、《怨诗行》（古辞《天德悠且长》篇）和《驱车上东门行》等诗作中。
汉代出妻的情事很普遍，故汉诗中表现弃妇的悲哀作品也较多。在乐府，则有《白头吟》、《怨歌行》、《塘上行》、《上山采蘼芜》诸篇。《白头吟》，《宋书？乐志》说它是汉世“街陌谣讴”之一，有人说它系西汉卓文君所作，不足信。《怨歌行》相传为西汉班婕妤所作，近人已考订其不可信。《塘上行》的作者传说很纷歧，或云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文选》李善注引《歌录》），当是建安时代的产品。总之，以上诸篇应当都是东汉的产品，一方面因为如上所述，“西汉说”不足信，一方面则因为“弃妇的悲哀”这一社会问题，到汉魏之际才蔚为风气，被广泛地反映于文学作品中间。除乐府和“古诗”外，这方面的文士作品，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曹丕的《出妇赋》、《代刘勋出妻王氏作》，曹植的《出妇赋》、《弃妇诗》和王粲的《出妇赋》等等，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次从表现形式来说。大家承认，西汉是五言诗的产生时期，东汉是五言诗的成长时期。五言诗文辞在产生期比较质朴，在成长期则比较圆熟。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部分是五言句，其文辞都比较成熟，富有文采，应当是五言诗成长时期的产品。中如《陌上桑》、《孤儿行》，排偶句子均达半数光景，更是东汉文体日趋骈偶化风气的一种反映。
再从诗中提到的名物来谈。《文选》李善注《古诗十九首》题注说：“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李善从古诗的“辞兼东都”来证明其中一部分诗篇不出于西汉，这方法可以用来考订乐府歌辞的时代。现存乐府歌辞也有若干处“辞兼东都”，条举如下：
（1）《王子乔》词云：“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朱乾《乐府正义》卷六引王隐《晋书》曰：“永嘉中，洛城东北角广里中地陷。”
（2）《长歌行》（《？？山上亭》篇）词云：“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
（3）《长安有狭邪行》词云：“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案此诗首句有“长安有狭邪”之句，但既云“衣冠仕洛阳”，以仕于洛阳为荣，洛阳必为当时京都，而此诗也应为东汉作品。
（4）《步出夏门行》，案夏门为洛阳十二门之一，见《续汉书？百官志》（四）注补。这一曲调当产生于东汉。
（5）《西门行》词云：“出西门，步念之。”又云：“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案西门当即是上西门，系洛阳十二城门之一。《风俗通义》卷二《叶令祠》条说：“《周书》称灵王太子晋，幼有盛德……后世以其豫知其死，传称王子乔仙。……国家畏天之威，思求谴告，故于上西门城上候望。”应劭记的是东汉的事。今《西门行》提到西门和仙人王子乔，必为东汉作品无疑。
（6）《艳歌行》（《南山石嵬嵬》篇）词云：“洛阳发中梁，松树窃自悲。……持作四轮车，载至洛阳宫。”
由上可知东汉乐府歌辞颇多产生于都城洛阳一带，这跟六朝乐府吴声歌曲多起于建业一带，情形正相仿佛。乐府采录的歌谣，固不限于京城左近；但京城左近的歌辞，采录起来比较方便，因而搜采较多，也是很自然的事。
综上内容、形式、名物三事，我们有理由可以肯定：现存汉乐府中的民歌，绝大部分是东汉的产品。
195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