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内容都比较复杂；从思想渊源来讲，兼受儒、道两家的影响，还接受了纵横家的一些成分。
李白一生主张积极用世，把建功立业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这种思想同儒家所宣扬的忠孝观念是有联系的。他明确宣称：“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其一）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示“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才甘心退隐，也是这个意思。对于地方行政，他赞美循吏一类地方长官，主张注重教化，使民知礼让，反对多用刑罚，这也受到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影响。李白对孔子基本上是很尊重的。他在诗文中常称孔子为“圣人”、“大圣”。《古风》第一篇表示自己要学习孔子作《春秋》，有志于不朽的著述事业。《临终歌》结句云：“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更以孔子早已逝去、不遇知音为憾事。孔子仍是李白心目中的一个伟人，是他学习、效法的一个对象。
李白思想中也有反对儒家传统的一面。儒家重视封建等级制度，强调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李白对此却比较漠视甚至蔑视。他平交王侯，鄙夷权贵，“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借引夏侯湛赞东方朔语），表现出一定的蔑视封建秩序的反抗性。李白要求在政治上建立赫赫功业，他赞美、向往豪情满怀的侠客，因此，他对于那些死啃儒家经书的儒生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他宣称：“羞作济南生（西汉儒生伏胜），九十诵古文。”（《赠何七判官昌浩》）“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嘲鲁儒》诗更对死守儒经章句、不懂经世济民策略的鲁地迂儒给予尽情的嘲讽。同时，李白对汉初目光远大、帮助刘邦建国立业的儒生叔孙通则加以肯定，引为同调。这说明李白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儒学和儒生，但对烦琐的经学和庸俗迂腐的儒生则表现出鲜明的挑战态度。在封建社会大量崇儒尊孔的知识分子中，李白对于儒家传统表现出一定的叛逆精神，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李白“功成身退”的思想源自道家。《老子》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税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谴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主张“功遂身退”，从他那盈虚倚伏、祸福消长的观点出发，强调的是“身退”，是要全身远害。李白在这方面固然也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说过“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但他更重视“功成”，把它作为前提条件，认为功成后才能安心退隐，这里虽然引用了老子的话，但已经加以改造，赋予了新的内容，显示出他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奋发精神。同时，由于李白在政治上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而不是爵禄富贵，因此，当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甚至遭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不像一般热衷于荣华富贵的人那样向统治者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而是从道家思想中借取武器，学习庄周和庄周所赞美的许由、巢父一流人物，鄙夷权贵，蔑弃爵禄富贵，使他的诗歌焕发着对统治者的兀傲态度和反抗精神。
李白主张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治，让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这种理想也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什么“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赠清漳明府侄聿》），什么“百里独太古，陶然卧羲皇”（《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句，还带有一些道家所宣扬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的痕迹。然而到此为止，他并没有像老庄那样宣传“绝圣弃知”，也不像陶渊明《桃花源诗》那样具体地歌颂“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的愚昧落后的文化状态。李白所强调的，主要是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和平宁静，风俗淳朴，较少道家所宣扬的那套返回原始社会的思想杂质。
李白的思想中还包含着一些纵横家的成分。唐代刘全白说李白“好纵横术”（《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表示要以纵横家的游说手段来取得帝王的赏识。他的《别内赴征》其二云：“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赠崔侍御》云：“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更以纵横家苏秦、张仪自比。李白非常仰慕、在诗中屡屡提及的鲁仲连，《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均列入儒家，但从其行为来看，也富于纵横策士的气味。李白《奔亡道中》其三云：“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表示要学习鲁仲连，通过游说来建立功业。纵横家依靠他们的辩才，常常通过游说取得统治者的信任，骤登高位，这同李白以布衣而取卿相的理想相合，这是他作品中常常提到纵横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纵横家多数醉心于爵位权势，李白却是鄙弃这些，他所追求的是建立赫赫功业，因此他的思想作风显得比一般纵横家要高尚。
比较说来，李白受法家思想影响最少；相反，他作品中反法的言论倒是相当多。上面说过，李白主张地方长官对吏民应当注重教化，不重刑罚，做到百姓礼让，政事清闲，不用诉讼，这种政治理想同法家强调以法治民的主张是对立的。李白对秦始皇和秦朝的统治也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他说：“昔祖龙（即秦始皇）灭古道，严威刑，煎熬生人，若坠大火。三坟、五典散为寒灰。”（《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又说：“斯高柄秦，赢世不二。”（《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赢民秽德，金精摧伤。”（《朱虚侯赞》）批评秦始皇、李斯、赵高等严刑峻法，以致秦祚短促，其态度是很鲜明的。李白的这种批评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他不赞成秦朝的法治则是毋庸置疑的。
不错，李白对秦始皇、李斯也发表过一些赞美或同情之词。《古风》其三赞美秦始皇并吞六国，“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但其主旨在于称颂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统一中国的伟业，不是称颂秦朝的法治。况且，这诗下面以更多篇幅批评秦始皇大兴土木、追求神仙，全篇重点还在于批判。《登高丘而望远海》篇纯然批评秦皇、汉武迷信神仙，毫无称颂，主旨更为鲜明。李白作品对李斯的结局表示过同情。《行路难》其三云：“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拟恨赋》云：“及夫李斯受戮，神气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动天。执爱子以长别，叹黄犬之无缘。”李白同情李斯，是由于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功，最后却落得个悲惨下场，而并不是推行什么法家路线。此外，李白还赞美过法家先驱人物管仲，注意以法治国的诸葛亮（不能说是法家），并以他们自比。李白赞美他们，仍然是由于他们辅佐君主建立赫赫功业，而不是由于推行法治路线。至于根据什么要求进步、反对倒退，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求爱国、反对卖国的标准来论证李白是法家，那么，这类标准本身就是“四人帮”臆造的唯心主义模式，其荒谬是极明显的，这里更无须细驳了。
由上可见，李白思想兼受儒、道两家的影响，并杂有若干纵横家的成分。这种复杂情况，是唐代儒、道、释三家同时流行，思想界，比较活跃，帝王注意从地主阶级中下层人士中不次地选拔人才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李白不赞成法治，他批评秦始皇等严刑峻法，使秦朝迅速灭亡。“四人帮”说李白是法家诗人，完全是胡说八道。
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