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发展了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对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王廷相自幼聪慧，童年时就因为会古文诗赋而著名，在学业上精专。28岁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对于人民具有着正义心，丝毫不畏惧当时握有重权的宦官，曾先后两次遭受宦官的迫害。
王廷相博学多识，对天文学、音律学都有颇深研究，对农学、生物学等也十分关心。其主要著作有《王氏家藏集》60卷，哲学著作有《慎言》、《雅迹》、《答薛君采论性书》、《横渠理气辩》与《答天问》等。
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
这是王廷相提出的一种本体论命题。在《王氏家藏集·太极辩》中，他明确指出：“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在他看来，气是唯一的普遍的物质性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及理的根本依据或本体。理作为气本身所具有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是依赖于气、存在于气中的，既不能产生气，也不能脱离于气，而是“载于气”，即在气中，为气所具有。“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这一命题唯物主义地表述了物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的关系，击中了宋代朱熹等人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要害。王廷相认为，程朱学派的观点和佛教把形相和本性绝对对立起来，现实世界为虚妄，以所谓“真性”为真实，以及老子的道生天地说，是同样错误的。
只有“气质之性”的人性论
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
“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知行观
王廷相的认识论重视感性认识，认为这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同时他也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对于感性认识要善于运用，克服其片面性，要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他认为，只有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存在是以亲眼所见来证实的，只相信道听途说就会受蒙蔽。认识事物精微的内在联系要靠用心思考，只凭记忆问答就很粗略。要掌握事物诀窍的奥秘，就要亲自实行，只是空口说说所得就很肤浅。这里包含了认识的“见”、“思”、“行”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是“知”，三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的，它反映了王廷相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了“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主张，认为只有做到“知行兼举”，才有最完美的认识。这是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批评，对王夫之的知行观有直接的影响。
延伸阅读
王廷相诫新任御史
《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在初任御史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时，王廷相讲了个乘轿的故事。他说，一天乘轿进城，刚好下大雨，其中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刚开始这个轿夫还小心的择地而行，怕弄脏了新鞋。进城后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水中，之后，便“不复顾惜”了。王廷相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王廷相用此故事来告诫新御史们，新任要职，要走好每一步，以防一不小心踩进污泥浊水，受到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