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鸡为代表的家禽类很早就已经出现，并且鸡也是人类最早用于祭祀的畜牲。祭祀之中不仅有直接对鸡的利用，还有其它一些与鸡有关的文化，这些都是民俗生肖文化的重要延伸。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鸡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最常见的祭品。早在河北磁山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当中，考古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鸡骨，据专家考证，这些鸡骨大多为公鸡的骨头，并且是为祭祀之用。可见，早在8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鸡祭之俗了。祭祀中对于鸡的运用非常广泛，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鸡祭文化。
祭祀之鸡称翰音
古时用于祭祀的牲物有很多种类，除“六畜”外，还有六畜之外的其它动物。据《周礼小宗伯》记载：“毛六牲，辨
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供奉之。”对于这“六牲”，汉代郑玄注：“司徒主牛，司伯主鸡，司马主马及羊，司冠主犬，司空主豕。”古人认为牲物是供奉神灵的，与日常生活中所食的动物应该有所不同，于是为了区别和日常所食，便给用于祭祀的牲物另取了一套名称。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鸡称翰音，翰是长的意思，有种解释是“鸡肥则鸣声长”，所以鸡叫翰音，寓意鸡长鸣则能通灵、降福。
鸡祭之器称“彝”
近代学者郭沫若从“彝”字的古字形——“二手捧鸡”出发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此字来源于祭祀用鸡以及鸡为最早的祭祀之牲的论断。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指出：“用鸡的痕迹在彝字中可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辞均故作二手奉鸡的形式。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为鸡所专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牺牲是鸡的表现，所以祭祀的礼器才以双手奉鸡的‘彝’字表示。”
在古代典籍《礼记
明堂位》中也有关于“鸡彝”的记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鸡夷”即指鸡彝，是形状为鸡的礼器。周代的礼器除“黄目”外也用鸡彝，据《周礼春官司尊彝》中的记载：“春祠夏檎，裸用鸡彝、鸟彝”，并记鸡彝、鸟彝和虎彝、斝彝、黄彝和彝一起并称六彝。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及龙山文化遗址中古代礼器鸡彝的发现，更是证实了专家学者的推断以及古书中的记载。另外，鸡彝之器的发现对于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学者邹衡所言：“灌器中夏器鸡彝的确认，对于考古学上夏文化的论定，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二里头文化既然以盛行鸡彝为其最突出的特征，则其文化性质为夏文化，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大赦之仪立鸡竿
在古代朝代更替或是遇到亲政爱民的贤君时，统治者往往会大赦天下，以期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而这种大赦往往被称为“金鸡赦”。据《古今图书集成》卷三十六引《三国典略》记载：“齐长广王湛即皇帝位，于南宫大赦，改元。将赦，令于殿门处建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赦建金鸡，其义何也？”膺之曰：“按《海中星占》曰：天鸡星动，当有救，由是帝王以鸡为候。”宋代王谠的《唐语林》中也说：“北齐每赦宥，则于阊阖门前树金鸡柱。”大赦立竿，称为“鸡竿头”。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赦日，树金鸡于仗，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
宋代大赦也立鸡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车驾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数口，……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木盘，上有全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宇。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捷得红坞幡，则山呼谢恩讫。楼上以红锦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
可见，“鸡竿”已经成为了一种赦免的象征，难怪大诗人李白早《流夜郎赠辛判官》中写道：“我愁远谪夜郎云，何日金鸡放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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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歃鸡血为盟
血为盟是古人用以表示绝不反悔绝不违约的一种仪式。这种明誓的形式，或是将血涂于嘴旁，或是将血含口中，或是滴血于酒中一饮而尽，鸡是这种仪式中常用之物。《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在讲毛遂自荐的故事时，就讲到了鸡血为盟：毛遂随赵国的平原君前往楚国，劝说楚王抗秦。楚王被说得动了心，毛遂马上说：“取鸡狗马之血来。”又奉血给楚王说：“王当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鸡、狗、马之血，依司马贞的解释是：“盟之所用牲贵贱不同，天子用牛及马，诸侯用犬及，大夫已下用鸡。”旧时由
鸡血为盟还派生出另一种形式，即在某些礼仪中用针刺雄鸡大红冠子，取其鲜血用来书写。用鸡血写的字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的魔力的。“鸡血为盟”体现了鸡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