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性阅读”一样，“女性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术语。西方早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所谓的“女性写作”主要是泛指女性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的实践活动，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趋势加强，对女性写作应该呈现的面貌出现了更多蓝图式的批评，此时的“女性写作”演变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和概念，有了特定的内涵。
也许是因为译名的原因，译介中许多人在用词上只是笼统地用“女性写作”来称呼有关女性创作方面的种种意见。如王逢振在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文章中把“妇女写作”、“女性写作”当成妇女从事的文学活动的总称，并简略地说“法国女性主义把‘女性写作’理论化了”。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51、152页。张岩冰在其专著中也基本上用同一名称概括了两种情况，其第二章第三节的小标题是“女性写作：妇女的创造力及双性同体”，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16页。第四章的第四节“女性语言：法国人的探索”小标题下有“埃莱娜·西苏与‘女性写作’”。
本章就译介中有关“女性写作”的看法加以总结和分析，展示“女性写作”的欧美渊源，考察译介中对法国女性主义的“女性写作”的误读和歪曲，分析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
一、英美渊源的“女性写作”
许多译介文章和专著都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女性写作”一词。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的渊源来自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主要围绕女性进行创作的困境和妇女创作的特点而展开。
说到女性进行创作的困难，译介者多引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关于妇女写作环境不利和经济不独立的情况，再者就是面临男性标准的压力。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里说，“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因为“智力的自由依赖于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诗又全靠智力的自由。而女人的历史从来就穷，不仅是二百年来，而是有史以来就穷。女人的智力上的自由比希腊奴隶的子孙还要少，所以女人就绝对没有一点机会写诗。”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pp。45-46.这就是说，写作环境和经济的独立是保障妇女创作的基本条件。“一间自己的房子”也和子女的多少有关系，生育被当成一个妇女写作的障碍之一，有几篇译介文章引用奥尔森的发现，“我们这个世纪与上个世纪一样，一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卓越成就都是由无子女的妇女取得的。”玛丽·伊各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孩子多，家务就多，也更嘈杂，妇女的写作当然要受到影响。
女性进行创作的困难还来自男性的文学标准对女性作家压抑。很多的译介文章都提到，传统的文学标准将文学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种风格之后，再规定男性的就是好的、大众的、普遍的，是衡量一切作品的标准；而女性的风格相应地就成了低下的一类了。关于男性的文本和批评标准怎样阻碍了妇女的写作，不少西方女性主义者用自己的创作经历加以说明，比如译文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奥尔森的《沉默》和译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选编的《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都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它们也被一些译介文章多次援引。还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引用历史上人们对女作家的批评来说明问题。《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译本里的文章《男性批评家笔下的艾米莉·勃朗特》被用来说明“菲勒斯批评”常常“因人废言”。这样，女性没有传统可以依傍，也惧怕具有“女性的”特色而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切感受。
女性的创作和男性的创作是有区别的。中国译介者认为，“女性的创造力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表明其低下，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其具有了革命性和颠覆性。”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这样的断语正是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要宣扬的。波伏瓦认为创造力是社会环境使然，妇女之所以被视为不具备创造力是因为社会把她们驱逐到边缘。然而，从这种边缘性的观察视角得到的结果是与男作家不同的，女作家的创作可以有别样的内涵。另外，女性创作可能颠覆父权制的语言秩序。关于这点，伍尔夫与其父亲曾有过关于夏绿蒂·勃朗台之“歇斯底里”风格的著名争论。伍尔夫说，勃朗台不完整的句子和喷薄的感情表明了写作中的妇女的孤绝和文化空间的匮乏；而其父亲说，勃朗台的“歇斯底里”流露出妇女的不稳定性。Maggie Humm，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p。2.
如同“女性阅读”中看重女性经验的传达，“女性写作”强调女性书写文本与妇女经验的“切身性”。直接翻译过来的著作、文章对此有所涉及，比如张京媛书中所选译的格巴的《“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认为，由于妇女被逐出创造者的行列，被异化为文化的产物，“只有首先把自己变成艺术品的妇女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因而“许多妇女把她们自己的身体作为她们艺术的唯一可用之媒介，由此，女性艺术家和她的艺术品之间的距离常常令人吃惊地急剧消失了。”妇女现实中的地位，也使她们意识到她自己就是被创造的文本，这种感觉“意味着她的生活和她的艺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可言。”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70页。妇女喜爱自白性的创作，如自传、日记、书信等，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众多琐琐碎碎的小事，而很难去关注大事件和大题材。这些都与妇女在现实中和艺术中所处的地位有关。这样的译介和说明与中国开始关注“宏大叙事”之外的一些生活场景——女性的“私人生活”等是相关的。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与男性创作的一个显著区别就表现在对文学体裁的不同选择上。在父权制文化中，妇女所处的位置使她们的创作确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欧美国家大批妇女从事小说创作，而在诗歌和戏剧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妇女并不太多。张岩冰综合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所选的多篇文章里对这个现象的分析，说明西方妇女之所以选择小说的原因。第一，妇女选择小说创作与小说在文学中的“低下”位置相关，小说在18世纪的欧洲甚至不被当做文学来看，为男性的文人雅士所不屑为，然而，其通俗性又使出版商有利可图，为了得到报酬，许多无经济地位的妇女加入小说创作的行列。第二，妇女之所以选择小说，还与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有关，“小说写作依赖于记者式的观察，而诗歌写作在传统上要求贵族式的教育。”第三，妇女选择小说的原因还涉及一个创作环境的问题，较之诗歌，小说可以在嘈杂的客厅、在家务劳动的短暂的间隙零零散散地写成。第四，吉尔伯特和格巴还认为，妇女选择的小说的最关键的原因是“小说允许甚至鼓励社会传统在妇女身上所形成的那种避免抛头露面的撤退，而抒情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一种强大的、肯定‘我’的话语。”最后，妇女选择小说这一文体还与小说的读者因素有关。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认为：17、18世纪经济的发展，欧洲中产阶级妇女的闲暇增多，她们构成了妇女阅读对象的主体部分，这刺激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发行。
说来，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写作”与前一节提到的“妇女文学”的概念有一定的重合之处，都涉及女性创作的风格和特色问题。不同的是，“妇女文学”是从阅读的角度看，寻找的是现存文学作品的“女性意识”，“女性写作”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妇女所创作的文学”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的现象溯本求源，另一个是召唤更多女性从事写作，尤其是从事“女性主义写作”。当一些妇女自觉顺应菲勒斯批评的标准，她们无法创作出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英美女性主义者自有关于“女性主义写作”的期待。女性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即女性主义文本应当体现一种女性意识，一种反抗父权中心文化的性别意识，女性经验只有成为政治观念的载体时，才有女性主义的意义。
对英美渊源的“女性写作”理论的译介比较多，也比较通俗易懂。若不说这种“女性写作”理论影响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少可以讲它与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有呼应之处。其一，一如她们重写文学史及建立女性主义阅读理论时一样，英美女性主义者在写作理论上无法摆脱一种“作者中心的实证主义”的倾向。翻译过来的论文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收入了雷吉斯特的文章，其称女性主义的文学倾向性必得通过对妇女经验的真实描述体现出来。同书中，《当今妇女所受的压迫》的作者米歇尔·巴特勒（Michelle Barrett）所写的文章《女权主义文化与政治的定义》则认为表现妇女经验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女权主义的作品，但她不赞成完全否认女性共同经验的做法“在试图将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规划）与妇女的体验彻底分离开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得多的问题。”玛丽·伊各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我国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有一类态势就是“注重现实人生的观照，将女性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结合，强调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典型性、社会意义”。
其二，关于女性“自白小说”是否可算“女性主义”作品的标准问题。界定女权主义写作的关键在于作品的政治倾向，“如果只因一本书将妇女的体验放在中心地位，就认为它具有女性主义的兴趣，这将陷入极大的误区。”张京媛著：《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页。同样，面对“自白小说”，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关注的不是它是否描写了妇女的性欲体验，而在于这些小说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性欲的，是对历史、社会和性的关注的综合。
二、法国渊源的“女性写作”
上述英美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写作的困境和反抗性的分析是基于对妇女的“真实”处境的描写，法国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写作”的界定走得更远一些，其吸收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最新成果，旨在设计一种反抗父权制的策略。
译文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书中都选有三位法国女性主义者的文章。国内译介者涉及英美与法国女性主义的差异的不少，大多数是引用肖尔瓦特的说法。王逢振的文章，盛宁书中，刘涓文章等莫不如此，似乎要以“浅显”来“迁就”国人对后现代理论知识的缺乏。以法国女性主义者观点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还被认为是“大杂烩”盛宁著：《人文的困惑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7页。显然是对其观点持批评的态度。另外，即使在其他介绍法国女性主义者的文章中，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其实，法国女性主义对“女性写作”的界定和推广起了决定作用。“女性写作与语言”、“女性写作与身体”与实际上是法国女性主义者对“抗拒性文本”前景的看法。其中西苏、伊瑞格瑞是从语言谈到了身体，而克里斯蒂娃则是依靠发展了符号学的理论，提出了先锋和边缘性的女性写作概念。西苏提出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伊瑞格瑞提出“女人腔”（parler femme），克里斯蒂娃提出“符号学”（semiotic）各有特色。但我们可以从其共同性上看她们对“女性写作”的再界定。
首先，她们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这是女性在语言上被压抑的根源。西苏称二元对立是一种“暴力”关系，“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Pam Morris，Literature and Feminism：an Introduction（Cambridge：Blackwell，1993），p。118.女人的存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当男人的“他者”（the other），二是根本不存在，或者是根本想都没想到，女人终究是不可想、不必想的。伊瑞格瑞说，西方行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辨模式中，两性的差异被化约为男性与他的否定面，“把两性的差异从一个‘阳性主体’自我再现的体系里根本拔除”。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Catherine Porter and Carlyn Burk（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74.女性因此退居客体位置，女人被否定了主体性。克里斯蒂娃否定二元对立的思维，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完足的、封闭的结构，而是对多元异质性开放的意指过程。说话的主体不是一个先验的主体，而是一个“场域”，各种话语的力量经由不断的转化，企图建立它们的结构系统；另一方面，各种话语之间的冲突、竞争，也使“说话的主体”见证了这些话语的“丧失”与“消耗”。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52.
其次，她们认为，女性需要并可以通过写作改造语言来获得解放。在西苏看来，书写是一个抵抗象征秩序的场域，一个充满颠覆与救赎意义的场域。社会变革必然是主体的变革，而语言则是控制着文化和主体思维方式的力量：“一切事情都转向字词，并且只能是字词……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来表现，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自降生人世便进入语言，语言对我们说话，执行它的法则”Helene Cixous，“Castration and Decapitation，”trans。Annette Kuhn，in Signs，Vol。7，No 1（1981），pp。36-55.。伊瑞格瑞认为，“在政治上，妇女得到了一些参政的机会，但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当权者部分的，因地区的让步，而不是因为已经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念。”伊瑞格瑞：《性别差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改变观念的过程，必然从改变主体、改变主体的话语模式开始，其改变的主要对象就是父权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克里斯蒂娃表示：“女性特质”虽非本质的存在，但它仍然是“父权话语”边缘化妇女的一个手段。妇女和符号一样可以看作象征秩序内部的边际，女性气质因其边际性而变得难以定义。从妇女的这种边际的地位写作，模糊了男与女的明确界限，因而对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有着颠覆性的意义。
最后，女性的写作对语言的改造要通过“反象征态”来实现。按照弗洛伊德华拉康等精神分析大师的说法，孩童克服了俄狄浦斯式的“阉割”情结后，进入有着既定法则的象征秩序。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书写”的颠覆性就在于打破象征秩序的用语方式，进入与母亲一体的前俄狄浦斯时期的语言状态，也就是非理性的状态。西苏宣称，“只有在诗意的写作中，通过对文法的颠覆在语言内寻求某种相对于性别法则的自由度，生命的奥秘、连续感才会出现。”Helene Cixous，“Extreme Fidelity，”in Writing Differences：Readings from the Seminar of Helene Cixous，ed。Susan Sellers（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1），p。96.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要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写作，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凭依。就在这里，西苏的“女性写作”被中国人概括为“身体写作”、“躯体写作”、“胴体写作”等。其实，这里强调的是，写作在文本与肉体生理愉悦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描写躯体”就是回到没有被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所污染的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伊瑞格瑞指出了女性语言和痴呆症患者语言在内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其特色是“被谈论多于谈论，被表述多于表述”。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27.要让被压抑的阴性重寻一个主体的位置，重寻一个发言的位置，需要“文化的另一种语法或文法”（“女人腔”le parler femme）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Catherine Porter and Carlyn Burk（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214.，这种语言由多元的快感组成，有一种流动、重复、双重等特征，表明女性与自己的根源——也就是母亲的关联。克里斯蒂娃把拉康的象征秩序和想象秩序的理论框架加以修改，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理论中的“象征态”（the symbolic）和“符号态”（the semiotic）。前者维持了提供人际间沟通的基础，它倾向一种固定、单一的定义，其驱力是“掌控”；而语言符号模态，则是语言深层不时浮出干扰象征语言意义稳定性的各种冲动的力量，它对象征语言的掌控提供了颠覆的可能性，也提供了产生新意义的潜能。因此，在语言的实践中，它们的“辨证关系决定了话语是属于何种形式：是后设语言、理论还是诗等”，女性和男性都可以用“符号态”话语来颠覆现有的文字秩序。Pam Morris，Literature and Feminism：an Introduction（Cambridge：Blackwell，1993），p。144.
尽管伊瑞格瑞、西苏与克里斯蒂娃三人所用的名称不同，“阴性书写”、“女人腔”、“符号学”都指向“女性写作”。三人的关注点同样都集中在对男性中心逻各斯的解构与颠覆之上，都把女性写作看做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社会内部的颠覆性力量。伊瑞格瑞和西苏的方法是诉诸女性，释放阴性能量，克里斯蒂娃则是期许一个性别符码不再具有文化位置意义的社会。在她们的论述中，语言与文本都占据了一个中心的地位，书写就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而并非只是解放的“工具”而已。莫依在评论西苏“阴性书写”的意义时说，“书写作为神思式的自我表达，让个人可以拥有释放自己，回复到与原初母亲浑然一体的至高力量。”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25.总体上看，“阴性书写”等写作理论，是一种“乌托邦”的期许，召唤一个“无压迫、无性别歧视”的社会，是未来努力的面向。Ibid，p。121.她们三人代表后现代女性主义文论，在语言与符号态、语言与欲望，以及打破二元性逻辑书写方式的可能性的探讨上，具有领导当代文论研究风潮的开创性。肖尔瓦特把法国女性主义者的这些创意称为“女性话语批评”（gynesis）在第一章第二节笔者把雅丹（Alice Jardine）的作品Gynesis：Configurations of Women in Moderni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85）译为《进入妇女话语》（1985），书名是作者新创的一个词，雅丹宣称这是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gynesis一词的意思是“把‘妇女’放入话语表现。”肖尔瓦特借用了这个名词。并视之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新阶段。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格巴（Susan Gubar）在评论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时，把其区分为“镜子式批评”和“妖妇式批评”。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irror and the Vamp，”Making Feminist History：The Literary Scholarship of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ed。William E。Cain（New York：Garland，1994），pp。3-36.镜子式批评指的是实证主义的英美女性主义的批评法，而妖妇式样批评是指法国女性主义者的方法，认为“妖妇”批评家将语言与文本当做解构父权制沉疴的一个主要战场，第一步就是要创造一种摆脱了弗洛伊德阉割概念，足以铭刻女性欲望的语言与文本。在父权象征秩序中被压抑的，如身体、前俄狄浦斯、自然、女人、暗夜，站到了舞台的中央，作为“妖妇”瓦解“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二元对立的策略。在她们的理论书写中，“吸噬男性理论之血，窃用她们希望摧毁的语言”。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irror and the Vamp，”Making Feminist History：The Literary Scholarship of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ed。William E。Cain（New York：Garland，1994），pp。12——13.一句话，法国女性主义者在文本的创新、文本理论的开拓上展现了令人瞩目的神采。
对法国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写作”理论的批评也不少见，主要集中在“政治的有效性”上。有人说，法国女性主义文本充满了精英气息，忽略历史问题，缺乏政治实践的实际意义。所谓“阴性书写”基本上渊源于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文本性美学观”Rita Felski，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Femin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阴性书写文本中唯一有“性别取向”的，大概只有那些有关“女性身体的隐喻”而已。法国女性主义者宣称，作者的性别与他们的作品是不是“阴性写作”并没有一定的关系，但男女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阴性书写”，带“女人腔”，符合“符号学”的。对此，有人批判说，“在文本分析中，区分‘男性’与‘女性’写作是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从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文学文本的政治价值，只能由它们在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对妇女权益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来决定；而不是靠演绎那些背离文学生产与接受的社会状况，把文本区分为‘男性’与‘女性’，‘颠覆’与‘反动’的抽象文学理论。”Ibid，p。5.至于克里斯蒂娃所谓的颠覆性书写，“把语言学的颠覆视为‘女（阴）性的’（所造成的）问题在于，这个词太空泛而失去意义……把现代文体与女性意识的问题合并处理，把它们视为本质上是边缘而外在于象征秩序的做法，对理论化妇女在文化与社会中的特殊历史处境是鲜有用处的……任何像这样对阴性文本的抽象概念不足以应付妇女文化需要的异质性与特殊性，譬如黑人妇女和女同性恋写作。”Ibid，pp。5-6.
国内译介对法国女性主义讨论较少，缺乏原始资料，有的是错误的看法。译介文章按照肖尔瓦特的划分来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时，大多“遗忘了”“女性话语批评”（gynesis）部分。于是与feminist critique和gynocritics的热力传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gynesis一词在中国译介文章中鲜有提及，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只有《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中有两篇文章出现了这个词，被译为“女性主义批评学”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2、456页。和“女性文学批评”这样不同的译名，而且解释也相当简短。也许因为“话语”与解构主义在中国都没有哲学的基础，国人愿意用“法国女性主义”这样的概括来含糊地指代这个流派。
剥去了法国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译介者对法国女性主义者理论提炼是“身体写作”和“女性语言”。国人最早接触到写作与身体、与语言的问题是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它出现在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中，译介文章所有提到西苏的观点时基本上都从此处引文。比如，有人这样概括西苏的思想，“给妇女以历史地位、让妇女快乐又自信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写作的创造，由于处于父权制文化压制下的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西苏提出了‘躯体写作’写作的口号，她主张‘让身体被听见’，她所倡导‘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妇女写作认为‘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西慧玲著：《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关于西苏观点的引用部分来自张京媛主编的译本。也有人如此解释西苏的写作观，“西苏倡导一种‘女性胴体写作’，它是从女性的身体出发，生活就是文字，个人就是文字的一部分，历史、爱情、暴力、时间、工作、欲望把文字记录在妇女的身体中。实质上，她并不是不要文字，而是指在写作过程中，破坏属于男性范畴的陈词滥调，以女性躯体为意象的源泉。女性的躯体或感觉具有流动性、易变性，那么女性语言也应该是易变的、富有感性的。”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从女性的身体出发”，“把文字记录在妇女的身体中”都是望文生义，对西苏的思想缺乏必要的阐发。比较详细地介绍西苏“女性写作”的有张岩冰和宋素凤。前者的问题在于所依据的材料是一两篇中译文，有的问题没有说清楚。虽然提到，“西苏发表了一系列以女性为中心的论文和著作，探索女性气质、女权主义、女性文本等诸多问题，”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但介绍西苏的思想的引语都只是出自汉译的几篇文章。宋素凤介绍西苏的线索比较清晰，值得一提的是把我们惯常用的“女性写作”的术语译法替换为“阴性书写”，这个似乎可以更好地与前面英美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写作”观区别开来。
如果说西苏与“身体写作”的关联在译介中受到关注，那么伊瑞格瑞的“女人腔”的光芒则是被遮盖了。把语言付诸于身体，伊瑞格瑞和西苏有相似之处，但伊瑞格瑞强调了女性语言“弦外之音”的特色。在对伊瑞格瑞进行评点时，张岩冰的说法出现了偏差。她说，“西苏描述的是一种中性的事物，伊瑞格瑞的‘女人腔’其实是一种女性的系谱，是完全属于女性的东西。”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这里出现的问题是，西苏并不“中性”，而“女人腔”和“女性系谱”是伊瑞格瑞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点，不是一个东西。所谓“女性系谱”，就是一种新型的母女式关系，妇女之间的此种联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妇女不再是对象性存在。伊瑞格瑞把眼光转向了希腊神话，对它作隐喻式的“再诠释”，寻出父权体系进入历史中心之前的文化根源的蛛丝马迹，以及潜埋在男权文化历史地表下的女性欲望与言说。她指出，父权制是在“弑母”基础上确立的；在已经是男神/父权主宰的社会中，女人/母亲要言说就要靠着与先母的情感关联。而“女人腔”表示言说方式，“女人腔”与作者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难以说得上是“完全属于女性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反对存在所谓“女性语言”的过程中，称“波伏瓦、伊瑞格瑞的中庸态度是值得提倡的”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这话令人糊涂，一来，若说伊瑞格瑞和波伏瓦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针对父权制中的男女关系问题，她们认为，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没有主体性可言，她只有保持其对象性的客体地位，才能保障男性主体有相对的稳定性。二来，“中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表示“立场不偏不倚”的词，用在伊瑞格瑞这样倡导“女人腔”的人身上，以说明其不对现有语言改造的倾向，岂不是奇怪？的确，伊瑞格瑞的著作主张钻进父权制话语内部，通过一种非理性方式对男性话语的拟态模仿，对之进行颠覆，“依照伊瑞格瑞的分析，如果作为父权制下的妇女，她便没有自己的语言而必须模仿男性话语，她自己的写作也不可避免走这条路。她不能假装她是在某些纯粹的外在于父权制的女性主义领域写作：如果她的理论要想不被人们视为无法理解的唠叨，她就必须模仿男性理论，而女性气质只能在她自己模拟的符号和字里行间留下的空隙中流露出来。”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40.然而，她主张，女性大摇大摆地钻进男性话语为她设置的非理性的位置，来对男性话语进行颠覆。这样的“颠覆”难道是代表“中庸”？
相对于西苏和伊瑞格瑞，译介克里斯蒂娃则更为棘手。和女性主义书写有关系的是她的“符号学”理论，她把符号态和象征态当成构成语言意指过程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模态的基础，只是符号态和象征态的关系并非历时性的，进入象征秩序后，符号态虽被压抑，但仍然存在。从符号态到象征态的关卡，不论男婴女婴都必须面对认同父亲或母亲的抉择，都有机会选择成为“阴性”或“阳性”。克里斯蒂娃对女性的论述是自觉与本质的女性划清界限。对她来说，“女人特质”不是天生的本性，而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Pam Morris，Literature and Feminism：an Introduction（Cambridge：Blackwell，1993），p。165.，“妇女就其本身而论并不存在”。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an，trans。Anita Barrows（New York：Urizen Books，1974），p。16.问题在于，既然克里斯蒂娃认为本质的女性不再存在，那么她的理论对女性问题，对女性的解放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克里斯蒂娃表示：“女性特质”虽非本质的存在，但它仍然是“父权话语”边缘化妇女的一个手段，“对边缘性的强调，使我们可以从位置性而非本质的角度来看女性、阴性压抑问题。”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66.她把女性置于边缘位置，并不是迁就菲勒斯中心对女性的论述，而是在其中看到了潜在的颠覆性。她强调，语言学研究应该把眼光放到“诗的语言”，也就是语言的“符号态”上，“这种语言的背后的意涵，以及它的社会性，是由允许动乱、离散，以及转变的各种边境地带所界定。把我们的话语置位于这样的边境邻近处，可能使我们给这话语赋予当下的伦理上的作用。简而言之，一个语言学发现的伦理意义也许可以由它预设了多少的诗语言（的空间）来丈量。”Julia Kristiva，“The Ethics of Linguistics，”in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trans。Alice Jardine，Thomos Gora and Leon Roudiez（Oxford：Blackwell，1980），pp。23-35.“女性”与“符号态”之间虽然没有“本质的关系”，但是却分享了同样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随的“颠覆性”。有能力让根源于符号态的“欢娱”释放出来，扰乱严谨的象征秩序，是一个革命性主体的首要条件。虽然她的“符号学”理论虽不是专门的女权主义理论，但其中表现的革命性与女权主义的主旨紧密相联。
中国对克里斯蒂娃的引进是从“浅层”上进行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选编了克里斯蒂娃的名篇《妇女的时间》，其把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平等权利（自由女权主义）阶段；第二阶段以差异为名颠覆男性秩序，颂扬女性本质（激进女权主义）；第三个阶段反人道主义、反本质论的立场，与后现代理论相遇，“第三种思维”。此文的观点被援引多次。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比如，讲到中国妇女的现实困境时候，有人说，一方面，早期妇女运动所要求的政治、经济、教育、职业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已经或正在实现；另一方面争取到平等权利的女人却在双重角色或男性化的角色中疲于奔命。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线性时间仅仅接纳了女性，本质并未获改变。”妇女的独有特征对于这种“时间”，“对社会总体的精神并不重要，甚至并不存在。”例如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引文出自玛丽·伊各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另外，有人说，诘难语言的特权，势将威胁到整座大厦，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而漫长的。克里斯蒂娃曾言及妇女创造和运用语言的难题，“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与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我以为，对于‘妇女’，一些东西不能被描述，一些东西不能被言说，一些东西溢出和超越了语词表和思想体系。”
译介中对法国女性主义的总体评价也不外是其实践性差，其“女性语言”观不可践行。张岩冰曾言：“法国女权主义者这里，女权主义就成了‘先锋’思想的代名词，这当然使得对女权主义写作的界定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然而，一旦取消了女权主义文学创作与其他先锋文学之间的界限，女权主义本身的单独存在也就没有了任何依据，这其实是对女性主义的最严重的否定情绪。”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这可以显示出国人对法国女性主义者的态度，或者表明了国人学英美人的人云亦云。林树明说，“许多言语所挟带的观念是在女性（或男性）了解世界，了解自身的与世界的关系之过程中使用的，其辞源学上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不发生任何作用。一些女性主义这所列的带有歧视意味的词只是一些‘言语’，是语言中的一小部分，女性完全可以在原有的语言基础上进行改造，打上使用者的主体印记。”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这种反对意见说明我们的“语言”观念。不管怎样，法国女性主义者有关语言的论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中国有文章研究女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与文本分析，女性主义语言关注的问题。
三、“女性写作”译介评析
从上面对法国女性主义者思想的大致介绍和我国对她们的译介情况看，法国女性主义者从本源上说难以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如果能对法国女性主义所凭依的后现代理论有所了解，我们能对法国女性主义和英美女性主义的共性有更好的认识。首先，双方认为，女性书写因此也有了使妇女通过它进入历史的重要作用。在法国女性主义者那里，女性作者作为“谈话主体”（speaking subject）和“行为主体”（acting subject）的双重身份出现，在讲述“妇女作自我”的同时实现了关照自我、认识自我的行为。法国女性主义者不论“阴性书写”、“女人腔”还是“边缘写作”都有“自白式”的痕迹，这和英美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表述自我的女性写作是殊途同归的。其次，双方认为，男女双方风格有异，法国女性主义者说，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要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写作，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凭依，与英美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女性经验”决定风格有相交之处，毕竟身体是女性经验、体验的一部分。再其次，英美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风格有颠覆性，法国女性主义者所谓的“阴性写作”、“女人腔”、“边缘性写作”何尝不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最后，她们关心共同的问题。比如她们都寻求对女性“天使—妖女”形象成因的解释。伍尔夫的说法是，两者都是“想象”，是为了维护男性统治而塑造的，都是“不真实的”。克里斯蒂娃的说法是，妇女和符号一样可以看作失象征秩序内部的边际，女人占据的是男人/象征秩序与混乱混沌的边境地带，女性具有边境地带所有令人不安的属性，她们“非内非外”、“非已知也非未知”。当女性被妖魔化，被赋予“黑暗之女”（Lilith）或“巴比伦妓女”（the Whore of Babylon）的形象时，边境即“外域”，男性把女性置于男性/象征秩序之外，把她们与外缘“混沌无序的荒原”视为一体。当女性被赋予纯粹美好的形象，得到对“无玷之女圣母玛利亚”的崇敬时，女性的边缘位置被视为内在于象征秩序，是为一个缓冲地带，保障象征秩序免于受到混乱无序的想象秩序的干预。这只是男性中心话语对女性的建构，女性边缘位置的两种虚构都不代表女性本质的“真理”。Toril Moi，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p。167.此分析多好啊，与伍尔夫的说法倒也有呼应之处，只是这里解说之法不同。
当然，语言学上的探索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很难理解，这就像英美女性主义者批评法国女性主义者“缺乏实践性”一样。肖尔瓦特在《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指出，倡导妇女语言是一种负载着巨大情感的政治姿态，但“并不存在一种只有女子社会使用的、显然有别于社会主要语言的性别方言”她说，“我认为适合于女权主义批评的工作是研究女子运用语言的权力，可供选择之用的有效词汇范围，以及决定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问题不在于语言不足以表达女性意识，而在于女子从未得到过充分运用语言手段的权利，被迫沉默，或用委婉、曲折的方法表达思想……话语中的空洞、那些空白点、缝隙和静默，并非女性意识宣泄自身之处，而恰是‘语言牢狱’的遮帘。如今的女子文学中，仍有被压抑语言的鬼影，不祛除那些鬼魂，是不应将我们的差异理论构筑在语言的基地上的。”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此段话被中国批评家用来批评法国女性主义对写作“女性语言”的强调。国内学者崔卫平就声称她对“女性话语”这类提法“感到困惑和忧虑”，因为“话语”这个词在她听来“更多地与权力有关而不是与艺术相关，在艺术中很难有‘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之分……实际上，任何作家只有超越自己的性别界限，上升到人类共同语言。”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其实，在福柯那里，“话语”就是与权力问题密切相关。崔卫平所谓“人类共同语言”实际上正是法国女性主义者所要摆脱的“强势”者的男性“象征态”语言。
因此，对“女性写作”问题，中国译介者、评论者的说法是各自为营的，有的在自说自话。虽然法国“女性写作”中的一些词语进来了，但因解说不力终究是“形似而神不似”。毕竟，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和后现代主体的不确定性是根本不同的，哲学的基础也有很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