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安徽巡视。这天，他和安徽团特委书记化装成商人，前往南陵县参加当地团的会议。
会址选在南陵县城西北的香油寺内。
不料，由于叛徒的告发，国民党南陵县党部立即派兵赶赴香油寺进行搜捕。会议被冲散后，任弼时和安徽团特委书记疏散到小乔墓旁。
匪兵盯住他俩，从香油寺追到小乔墓旁，以共党嫌疑犯进行了拘捕。他们被押解到南陵县党部，敌人进行了搜身和审讯，除了在他们身上搜出零星的钞票外，别无所得。但听到任弼时那外乡口音，又与一安徽人结伴，这与叛徒密报的某些线索很相似，就不由分说地将他们羁押。
随后，他们找来那告密的叛徒让他悄悄辨认，无奈地下党团活动都属单线联系，叛徒只觉得十分可疑，也不敢肯定。敌人不死心，又单独提审任弼时。
南陵县国民党党部书记疾言厉色地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你系共党要人，还不快从速招供！”
任弼时一听，想到敌人也太愚蠢了！假若真的知道了全部情况，还来提审自己？他便镇定自若地答道：“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们，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来南陵时的化名），到南陵是做生意的。从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也不管真假，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寺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这样，以后让我家老板知道了，怎么去交代？”
“你别在此花言巧语想蒙混！不给你点儿厉害看，你那赤脑壳会嘴硬的。”县党部书记一阵冷笑过后，对任弼时施以踩杠、坐老虎凳的酷刑。
任弼时在敌人的酷刑下，昏死过去被凉水冲醒后，仍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就要把我杀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同时，敌人为了弄清任弼时的真实身份，在另一处审讯室内审讯着安徽团特委书记。这位书记任敌人火烙鞭打，也一口咬定不认识任弼时，他俩是在香油寺被冲散后偶然在小乔墓相遇的。
这样，敌人找不出任弼时的任何破绽，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作为共党嫌疑犯递解到安庆关押。
没过几天，有轮船去安庆，敌人就把任弼时等一干人犯绑在一起，派兵押送上船。在船上，有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同乡，常在江南一带贩运丝绸。
这位同乡见任弼时被五花大绑在人犯之中，挤上前想打个招呼。任弼时见状，赶紧机警地向那同乡使了个眼色，示意不要做声。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匪兵连推带搡地吆喝：“走开走开！押解的都是赤脑壳，有啥子好看！”
任弼时听着听着，灵机一动，立即挣扎着站起来，大声说：“老总呀！你们当官的冤枉了我，你莫再冤枉好人呀！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
一个匪兵见任弼时连呼冤枉，不耐烦地打断道：“叫嚷个啥？有嘴到省城申诉去！”
任弼时又向同乡使了个眼色，接过匪兵的话头，诉说道：“我只身到安徽做生意，想不到吃了冤枉官司，这一去还不知道凶多吉少，可怜我住在上海的妻儿还不知音信，哪个好心的人能给捎个信，我再生不忘！”他弯腰鞠躬时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挤在人群前面的那同乡，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
任弼时智传音信后，那位同乡心领神会，便中途下船，赶赴上海，向陈琮英面告任弼时的目前处境。
陈琮英火速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根据党的指示，带着孩子赶赴长沙去做营救准备。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积极采取措施，营救任弼时，特地在长沙请了进步律师来到安庆，设法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了安徽省高等法院。后来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公署核对口供，陈琮英以长沙堂兄陈岳云纸店老板的身份对口供一一作了对质，敌人挑不出丝毫毛病，只得以共党嫌疑证据不足将任弼时释放了。
不久，任弼时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又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任弼时：中国共产第一代领导集体“五大书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