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刻画人物形象，给后人树立“善”或“恶”的典范，以引起人们的警戒，唤醒人的良知。尤其是司马迁这样的史传作家，“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展现人性中的美恶，更给后人研究人性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各人的人性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特征。《淮南子·修务训》说：“人性各有所修短”。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索。
一、求“义”与求“利”“义”与“利”，这是人性中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两个层面。
正如荀子所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在儒家的人生哲学中，“义”是首要的。孔子曾明确地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开篇第一章孟子给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有主体意识，有精神追求。所以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求义”，这是人性中最为光彩的一面。甚至为“义”可以牺牲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这种“义”有多方面内涵，主要是道义，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是一种无比高尚的精神境界。《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对“喻于义”的人性层面作了真实的展现。
伯夷、叔齐都激于义而争让君位，视富贵利禄如浮云。当周武王拥兵伐纣、即征伐被伯夷、叔齐视为祖国的殷时，他们却挺身而出，“叩马而谏”，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爱国之心。在“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之后，伯夷、叔齐以“宗周”为耻，忠于信仰，“义不食周粟”，最后“饿死于首阳山”。这样的崇高行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君子喻于义”的精神。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赞赏说：“末世急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他们生活在末世的争利环境中，却能完全出于道德的考虑，让出君位弃却大利；为了已不复存在的祖国，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这纯粹是为义而生，为义而死的人生观使然。义，只是一个道德理念，一种精神追求，绝对没有物质利益、生命实体那样实在；可是，伯夷、叔齐竟为了这个“义”，抛弃了一切实利乃至生命，这是何等的高尚。《史记》将此放在列传的第一篇，无疑给人树立“义”的典型。《史记》、《汉书》记载，卜式牧羊，拥有一定家资。在匈奴数次侵边情况下，他自愿捐献一半家产，作为抗敌的费用。后来又出资以济贫民。这种行为也是“义”的表现。《史记》还记载田横及五百弟子不受刘邦利禄诱惑，集体自杀，这也是令后人赞叹的义举。《战国策》中的“义士”也很多，如鲁仲连义不帝秦，使赵国转危为安后又不接受封赏；那些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也是为的“义”。《汉书》中的苏武不受利禄的诱惑，坚持民族气节，为的是正义。《后汉书》所记李膺、杜密、范滂、陈蕃等人以大无畏精神坚持与宦官做斗争，表现的也是正义。《左传·隐公四年》石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同谋弑桓公，石为国家安宁杀掉石厚。此举被人誉为“大义灭亲”，也是为的“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郑国商人弦高在去周地做买卖的路上，遇到偷袭郑国的秦军，他将自己的牛、熟牛皮送给秦军，与之周旋，并速派人给郑国报信，使国家免于灾难。《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赵盾多次劝谏，晋灵公不仅不改，还派去刺杀赵盾。出于正义，不忍杀赵盾，又不愿违背君命，最后自杀。《左传》中的史官董狐、南史氏兄弟，冒着生命危险以记载历史的真实，也是“义”的表现。《三国志》中诸葛亮等人忠心为国，为的是“忠义”。《史记·伍子胥列传》写伍子胥逃难时渔父帮他摆脱了危险。伍子胥为报恩，解下佩剑相赠，并说“此剑直百金”。渔父微笑着拒绝了他：“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五万石，爵执，岂徒百金邪”。不重厚金高官而救忠臣，真是义重如山。
游侠的行为也体现着“义”。《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朱家等人的侠义精神，并称赞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图报答，这也是“义”。墨子说：“义者，利也”，即利人、利国、利天下。这种精神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人性中又有求利求富的一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也注意到人性中有求富求利的一面，但他强调以“义”为首要的目标。司马迁的义利观在汉代具有独特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商人发家致富的事情，所展开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研究史传的人性问题，《货殖列传》是必须充分注意的。该传揭示“人之情性”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这是司马迁对“人之情性”的深刻洞察，从军的将士，闾巷的少年，卖笑的美女，游闲的公子，农工商贾，官吏士人，尽管行为方式各种各样，但都是为物所驱，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者也。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求富逐利是人之本性之外，又断言：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他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有关思想，明确指出，仁义、礼节这类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没有物质基础，仁义、礼节就无所着落。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就一般人性而言，由“喻于利”的物质追求开始，进而达到“喻于义”的精神境界。正因为这样，《货殖列传》以肯定的态度记叙了先秦和当世“喻于利”而卓有成就的富商大贾，认为这些奉公守法、抓住机遇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有值得称赞之处。以《伯夷列传》里所记叙的伯夷、叔齐为代表的求义者，超越求利层次，或出于道德的准则，或为了人格的尊严，或为了他人的利益，不为物役，不为利诱，唯义是求，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也心甘情愿，充分表现出人性的至刚、至善、至美。《货殖列传》所展示的人性的求利层面，《伯夷列传》所高扬的求义层面，组成了史传文学中人性的相反相成的两面。但是，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对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史传著作很少描绘发家致富的人物，而主要描绘“义”的精神追求。
如果以利为目标，而失去“义”，这是人性中的阴暗面。
封建帝王官吏中，追求个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不讲仁义的大有人在。《战国策·秦策》写苏秦的发迹，完全是利益的驱动，是个人追求物质生活的写照。他发愤读书时心里想到，“安有说人主而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目的在于个人的物质利益；最后发迹后还感叹说：“人生世上，势位富贵何可忽乎哉！”完全为个人私利。《史记·李斯列传》写李斯在“老鼠哲学”支配下，为个人的利禄而奋斗，最终落得身败名裂。还有些帝王，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个人占有，挥霍无度，以至走向灭亡。
二、为“善”与作“恶”“善”与“恶”，这是人性中对立的两极。
在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反复强调“仁者爱人”，强调要“与人为善”。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常，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是善的具体体现。
史传中高扬与人为善的人性，就是从正面引导人应该怎么样做人。《左传·襄公三年》载，祁奚为晋悼公中军尉，年老告退，晋悼公问谁可代者，祁奚推荐自己的仇人解狐，将任之而解狐死。又荐其子祁午。因有“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之称。《左传》评论说“夫唯善，故能举其类。”祁奚从国家利益出发，推举自己的仇人，这表现出人性中与人为善的高尚品德，赢得后人称赞。《宋书·严世期传》载其“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而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世期衣饴之二十余年，死并殡葬。”这样的行为，也是人性善良的体现。《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其封之。其爱人如此。
汉武帝在位时，实行酷吏政治，张欧身为御史大夫，却能在这污浊官场上，坚持与人为善的本性，司马迁因此感叹说：“其爱人如此”，对他的善性，致以深深的敬意。御史大夫韩安国亦有与人为善的人性，《韩长孺列传》载：
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田甲气焰嚣张，声称韩安国即使死灰复燃，也要用尿溺之。这对韩安国来说可谓奇耻大辱。可当韩安国东山再起时，田甲肉袒谢罪，韩安国却一笑置之，尽宥其罪，并“卒善遇之”。此事虽小，亦足见其人性之善了。《史记》、《汉书》中的张释之也是如此。他任廷尉时，文帝出行经中渭桥，被一无意跑出的行人惊了大驾。文帝怒而欲杀此人，交张释之法办。可张释之并没有讨好文帝，而是严格按法律办案，判其罚金；并且在文帝发怒时，仍然坚持原则，说服了文帝。司马迁在传末赞里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所谓“长者”，是指忠厚善良的有德之人，张释之是当之无愧的。《史记》、《汉书》记载以仁爱著称的李将军。“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这是人性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面。史传中还有些官吏清廉为政，不贪财物。《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升迁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以仁爱著称的国君，除传说中之尧舜禹外，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史传中有“循吏传”、“良吏传”，遵法廉正，不徇私情，与人为善，也有值得称赞之处。“恶”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史传中许多人物是“恶”的典型，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人物都有。但由于史传著作的人物大都是上层人物，因此，我们更多地看到上层统治者贵族丑恶的人性。“恶”的表现之一是残暴。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权夺利，父子、兄弟、君臣之间互相残杀，惊心动魄。《左传》中的“晋灵公不君”、“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郑伯克段于鄢”等篇章，以及汉魏、魏晋、晋宋权力转移时，都表现了人性中的残忍一面。在最高统治阶级中，像桀、纣、周厉王一样的暴君，也比比皆是。像王莽、董卓这样的恶的典型，从人性方面给人以警戒。吕后为了篡权，残害戚夫人，残害宗室大臣，其行为令人发指。尤为残忍的是统治者用活人殉葬，《左传》中记秦穆公即是一例。许多大臣以残暴著称。如《史记·酷吏列传》记述了汉代十余个酷吏，在客观反映汉代、特别是武帝时代吏治状况的同时，揭开了一个以恶相能的世界。其尤恶者有义纵和王温舒。前者曾在定襄太守任上，不分青红皂白，一日滥杀四百余人。后者在河内太守任上，一次办罪株连至千余家，杀人的血流至十余里。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竟到如此程度，人性真是凶恶至极！
在《史记》的影响下，其他史传也大都设《酷吏列传》之类的传记。《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都是东汉著名宦官，把持朝政，无恶不作。《魏书》中的《石虎列传》写石虎的残忍本性十分突出，“军中有壮健与己齐者，因猎戏谑，辄杀之。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后来自立为王，动辄杀人，令人发指。
“恶”的另一表现是荒淫，丧失人性。《左传》中就有大量的例子。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鲁桓公十八年载，鲁桓公夫人文姜与其兄齐襄公淫乱，桓公斥责文姜，齐襄公派人杀了鲁桓公。桓公十二年，卫宣公诱奸父妾夷姜，后又强占儿媳宣姜。其他史传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的腐朽。虽然这属于道德评判，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恶”还表现在贪婪。《后汉书·梁冀传》写外戚梁冀的贪赃、专横。质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复立桓帝。横行霸道，大肆敛财，恶贯满盈，桓帝与单超等定议诛灭梁氏，遂自杀。其家产“合三十余万万”，相当于天下租税之半。人的个人私欲膨胀，失去了最基本的善性。
从人性角度看，《商君列传》是发人深思的一篇。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变法革新，功绩卓著。秦孝公死后，商鞅被政敌横加罪名杀死后车裂。传中记其变法主要内容是：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由于变法完全适合秦国的实际，故秦国大受其益，司马迁对商鞅变法强秦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并予以实录的。可是从人性角度看，商鞅之法设“连坐”制度，一人若犯法，则株连一批无辜，极端野蛮残酷。恩威并施地强迫人们与人为恶，损人利己，大大毒化了正常的人性，司马迁在传末论赞中，从人性立场，对商鞅“刻薄”、“少恩”的人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又如《李斯列传》。李斯对秦的兼并天下立有大功。秦统一全国后为丞相，辅佐始皇制定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但同时他又为秦的暴政推波助澜，赵高与胡亥篡权时又卖身求荣，助纣为虐。其人性善恶，从他害死韩非事可见一斑。其事载《老子韩非列传》。李斯与韩非曾俱师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及至韩非至秦，李斯大恐，生怕秦王用彼而夺己宠。因而与姚贾合谋，先是进谗言陷韩非下狱；继而又送上毒药，逼韩非自杀。
李斯因嫉贤而逼杀同窗，心胸窄，手段卑，人性恶。司马迁在《李斯列传》赞里指出：“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遮。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
这个“本”，当包括其人性根本在内，揭露是很深刻的。“善”与“恶”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俱存。楚项羽，“恭敬慈爱”与“悍滑贼”、“妇人之仁”与“残屠灭”等集于一身，有时善性主导，令人可爱；有时残暴地杀人放火，又使人发指。即使司马迁最为推崇的将军李广，也有人性中的弱点，负气杀了霸陵尉。一些残暴的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如《左传》中的楚灵王是有名的暴君，但临死之前却认识到自己人性的残暴，发出“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的感叹。
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人性，并非单纯的“善”或“恶”。
三、“真”与“伪”“真”，是人性中纯洁的一面。
《周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忠实、诚信，是人立身之本。《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真、诚是衡量人的重要尺度。《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在围绕友情表现人性方面极有特色。魏相魏齐曾无端凌辱过范雎，后来范雎死里逃生，到秦国做相。秦昭王欲为范雎报仇杀魏齐。他得知魏齐在平原君赵胜所时，即邀平原君来秦饮酒。秦昭王以生命相威胁，要他把藏在家中的魏齐交出时，他断然拒绝：“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他把友情看得重于生命，其人性自有光彩照人的真淳处。魏齐危急中投奔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为朋友抛弃一切荣华富贵，冒险携友奔逃。平原君、虞卿之于魏齐，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死之交。与此相反，人与人的交往中势利之交亦有之。比如《张耳陈余列传》所记的张耳和陈余，开始时因利害一致，“相与为刎颈交”，同时投身于陈涉的反秦义军中，攻下赵国，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后因利害冲突，渐渐变得势不两立。
张耳投汉，陈余扶赵助楚，开始互相残杀。汉高祖三年，张耳、韩信破赵，斩杀陈余，张耳以破赵之功被封为赵王。司马迁的作传主旨在传末“赞”中有明确表示：
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已死，岂顾问哉。
及据国争权，足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者？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以势利交者，其人性中没有真诚可言，一切以势利为中心。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可以指天誓日，愿生死与共；当利害冲突时，他们就反目为仇，互相残杀。张耳、陈余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人性中虚伪、丑恶的真相。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该传主要写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将军灌夫这三个人物及相互间的关系。魏其侯得势时，士大夫宾客皆与其交好；失势后，“诸客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
由此可见，灌夫是有真性情之人。于是“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不厌，恨相知晚也。”后来，灌夫因“骂座”得罪武安侯，被蓄意构陷，判为死罪。危急关头，魏其挺身而出，欲为朋友灌夫辩冤。东朝廷辩论，魏其失败亦被办罪，但他并不退缩。当听说灌夫将被灭族时，又奋不顾身地“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完全把自己安危置之度外了。结果竟被加上“矫先帝诏”的罪名，判了弃市之罪，即使在这种绝境中，当又听说灌夫及家属被诛后，因怒极而中风，且绝食欲死，后来终被杀害。从这里，我们看到魏其人性的真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田，当他尚未发迹时，百般亲近显赫的大将军魏其：“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靠裙带关系显贵后，千方百计“欲以倾魏其诸将相”；而当魏其失势后，他更是日益骄横，落井下石；先是仗势欲夺魏其城南田，后又罗织罪名，陷其于死地。司马迁在揭露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同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真与伪这两种对立的人性。
再看《管晏列传》，管仲是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大政治家，可司马迁为其作传，表现他与鲍叔真淳友情的记述占了多半篇幅。所以，通过真淳的友情来展示人性的真淳，从而表现大政治家的为人根本、立政基础、是“管仲传”的主旨，亦是特色。《史记·吴太伯世家》写季札送剑之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此事在后代亦成为美谈。《三国志》中所展现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兄弟之情更是千百年来受人称赞。《后汉书》记范式与张劭的友谊也早已深入人心。《左传·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揭开了郑庄公的虚伪面目。对弟弟共叔段一再纵容，最后将其消灭。对母亲发誓“不及黄泉不相见也”，后来又假惺惺地演出了黄泉相见的闹剧。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伪善、伪孝。
人性中的“真”“伪”还体现在正直与欺诈的对立。《史记》、《汉书》所记汲黯事迹体现了人性中正直的一面。汲黯为官的鲜明特点是直言敢谏，对上从不阿谀奉承。他在景帝朝任太子洗马时，就因为为官端庄严肃而被人敬畏。武帝时，官至主爵都尉，以“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闻名于朝廷。且看下面记载：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憨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汲黯竟敢当面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武帝的本质，没有大无畏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汲黯对武帝直言敢谏，对武帝宠臣公孙弘、张汤之流亦毫不留情。他一生官职升降相当频繁，但正直敢谏始终如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盛赞汲黯能够坚守刚正之气，“正衣冠立于朝廷”，使得“群臣莫敢言浮说”。《后汉书·党锢列传》写了一大批正直之士在黑暗社会环境中的遭遇。范滂与宦官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惨遭杀害。《范滂传》写母子诀别：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种悲壮的场面，千载而下，读之令人震撼。其正直的人格永远载入史册，放射光芒。
人性中也有欺诈的一面。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属家常便饭。封建官吏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物。《史记》、《汉书》所记公孙弘即是一例。公孙弘以治《春秋》起家，由左内史，而御史大夫，而丞相。他为官的要诀就是阿谀顺旨。为了谀上，他甚至不惜对同僚出之以诈，汲黯当朝骂他“多诈而无情实”！谀上只是公孙弘人性的一面，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面就是对下的多诈。传中揭露道：“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于弘有隙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自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司马迁将正直的汲黯与谀诈的公孙弘对比写出，鲜明地表现出两种对立的人性。《汉书·陈万年传》：“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
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这一讽刺性小品，展现出只会谄谀媚上的官僚形象。
在封建专制时代，臣子们伴君如伴虎，为求生存和发展，阿谀从旨是最安全、最有用的为官诀窍。而当阿谀从旨与国家及下民利益相冲突时，则欺诈下民、牺牲国家利益、甚至祸国殃民以奉上，从而保全自己，升官发财。在这样恶劣的官场环境中，中国的封建官吏们逐渐形成了媚上欺下的本质特征。公孙弘等人所表现出的谀诈之性，正是这种官场环境的必然产物。“真”，还体现在知错能改。“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史记》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将相和”的故事颇有典型性。廉颇居功自傲，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后来廉颇知道自己错了，就负荆请罪，向蔺相如道歉，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后汉书》记左雄闻过谢周举之事亦属此类。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但关键在于改正错误，坦诚相待，这显得更为可贵。
四、人性的思考
唐前史传中关于人性的展现，是多方面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斑。对此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作为人性，既是抽象的、内在的，又是具体的、外化的。
说它抽象，是因为它具有形而上的特点，早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关于人性的美恶就一直争论不休，如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恶论等。说它具体，是因为它就体现在人的一言一行上。唐前史传文学，不是抽象的谈论人性，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语言等去体现它，展示它。虽然没有大段的“人性论”的论述，但通过史传作家对历史人物的描绘，我们不难看出唐前时代人性的各个方面。人性中有其基本的层面，即物质追求，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从这一点上说，人与其他动物有相同的本性。但人之所以成为人，更重要的还在于有精神追求，有其社会属性。唐前史传文学较为如实形象地展现了人性中的这两个层面。相对来说，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既肯定人的求富求利本性，又高扬人的求仁求义本性。但也有的人弃义求利，史传对此也予以鞭挞。尤其是对统治者口谈仁义而行在求利的行径予以揭露批判。总体上看，史传文学所以描绘的重点是人的精神追求和社会属性，这是史传目的之所在。“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的一大问题，也是人性表现的重要方面。“从道德发生学的视阈看，它表现为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从道德原则学的视阈看，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从道德人生学的视阈看，表现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从道德评价学的视阈看又表现为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史传文学着眼道德的人，无疑是为统治政权服务的。但作为人性中“求义”的光彩一面，将永远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善”与“恶”是人性中最突出的表现。唐前史传，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传中，主要笔量放在上层人物，因此，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上层人物的善恶表现。不难看出，作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正直之人往往受到迫害。为了权力，早已撕掉面纱，什么父子、母子、兄弟之情，根本不复存在。当然，这在剥削制度统治的社会中是无法克服的痼疾。《史记·韩长孺列传》引俗语云：“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刘邦在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时，将自己的亲生儿女从车子上多次推下，只顾自己逃命，就是很好的说明。
由此，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民族人性的问题。在我们民族人性中，有极为宝贵的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深深积淀下来。这就是为了正义事业，为了崇高理想，要敢于同邪恶做斗争，甚至于牺牲自己，使人感到崇高、庄严、悲壮。这是一种根植于现实人生社会、却又超越一般生命意义的道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人性的精华所在。在我们的民族人性中，还有令人可叹可憎的一面，那种自私自利、残暴荒淫等，应该作为一个警戒牌，高高树立在人生道路上，作为人性的反面教材，唤起后人的警惕性。我们的民族要发展，就必须根除这些人性的弱点，弘扬伟大光辉的一面。
在唐前史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善”与“恶”，正直与邪曲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邪恶势力的强大，正直、善良之人往往以悲剧而告终。但是，这种尖锐的斗争，正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来。像《史记》赵氏孤儿的故事，公孙杵臼等人的悲壮行为，足以显示人性的伟大。接受主体（读者）从这类悲剧人物的意志中可以发现高尚的人格精神。善的毁灭过程就是在欣赏者的认识和情感的更高层次上获得肯定和再生的过程。
这种悲剧效应给人心灵带来深沉的影响。它能增强人对苦痛的承受力，提高战胜苦痛的信心和勇气，从悲剧主人公身上得到一种感召力。
另一方面，史传作者对善恶也有明显的爱憎态度。恶人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残暴、荒淫的国君，专横、酷烈的官吏，谄害忠良的谮人，最终也会落个可耻下场。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于欲得。”如果不醒悟，将会葬身于名利场中。史传中助纣为虐的屠岸贾，贪财卖国、谗害忠良的伯喜否，指鹿为马的赵高，宦官头目张让、赵忠，窃权误国的黄皓，等等，就是这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