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政权的崛起，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权力量在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南诏对西南地区民族关系进行了革命性的梳理和构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了西南地区新的民族关系格局
唐朝初年，西南地区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在交错纵横的各种关系结构中，李唐王朝是最为主要的关系主体。由于唐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实行以“怀柔”、“羁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西南各少数民族纷纷与唐朝建立了联系。作为西南民族社会中的一员，地处滇西的南诏也与唐廷保持友好关系，细奴逻、逻盛、皮罗阁均朝贡唐朝。唐朝又设置了羁縻府州，并授予一些民族贵族官秩，从中央王朝的角度对这些民族上层的既有权利予以承认，对西南民族关系的调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唐朝封建主义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唐初中央王朝与西南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应该肯定的，这种关系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正是由于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有效的经营，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唐朝在西南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除澜沧江以西及滇西南部分地区外，唐朝的势力已扩至西南广大的范围之内，与西南各族交往的程度也日益加深，从而使唐朝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
从民族关系发生的主体来考察，处于部落兼并斗争中的西南各族之间还形成了多重互动的关系结构。公元7世纪下半叶，吐蕃势力南下，唐朝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军事对抗，引起了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吐蕃势力的介入，使得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期内，滇西洱海周围地带成为西南民族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各民族部落依违游走于唐朝、吐蕃两大民族政治堡垒之间，“或叛或附，恍忽无常”。直到公元738年，吐蕃势力被唐朝联合南诏驱逐出洱海地区，南诏“合六诏为一”，才缓和了洱海地区剧烈的矛盾纷争。
天宝年间，由于唐朝执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南诏脱离唐王朝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国家，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南诏的独立使唐朝在西南百余年的苦心经营轰然倒塌，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也迅速下降。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唐朝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从主动转为被动，在与南诏中断政治联系的四十多年间，唐朝与西南的联系极度弱化。贞元会盟后，南诏虽然再度成为唐朝的藩属国，但唐朝的政治势力并未能深入到西南民族社会内部，所以，南诏的独立改变了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性质，唐朝往昔在西南民族关系格局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也为南诏所取代。
在南诏崛起的过程中，南诏凭借政权力量的支持，一跃成为西南民族关系结构中最具张力的关系主体。南诏建国后，在政权力量的维系之下，西南各族之间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大，南诏与各族之间的关系也上升为西南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作为民族关系的核心主体，对外，南诏以西南各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与唐朝、吐蕃缔结关系。例如，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朝苍洱盟誓，盟文云：“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盟文表明南诏即是所管疆土部落百姓的利益维护者。在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国家制度框架下，南诏以统治民族的身份，与被统治民族形成了政治经济上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构建了西南地区新的民族关系格局。
（二）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整合对民族关系进行调适
南诏境内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况且，南诏建立于军事征服基础上的统治，使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于避免。南诏在处理与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时，武力固然是重要手段，但仅仅依靠武力是行不长久的。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来说，政治整合是规范各个民族群体相互关系的有效途径，南诏也是如此。
1.实施民族首领的政治优待政策
少数民族首领在本民族中具有较强的政治号召力，他们的背向往往影响到南诏的安定与发展，因此，南诏十分重视与各民族首领的关系，对在统一过程中积极合作、辅佐效力的民族上层人物，南诏格外优待，不仅授予官爵，甚至还吸收到核心领导集团之中，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如青蛉蛮，“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巂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求宽皆其人也。”在南诏统治集团中，除了有大量的白蛮贵族之外，还有傣族、磨些贵族，以及汉族身份的唐朝旧吏，著名的清平官郑回。不同民族贵族加入到南诏的统治集团之中，对民族关系的调适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南诏还注重加强与各民族贵族的联系，劝丰佑时曾建五华楼，“会西南夷君长”，说明南诏有朝拜的制度，从《南诏德化碑》所载“犀象珍奇，贡献毕至，东西南北，烟尘不飞”的情况看，各民族上层也许是通过“贡献”的形式，表示对南诏的臣服，有类于各少数民族对唐朝的朝贡，但是否有赏赐，待考。
对与南诏政见相左的贵族分子，南诏也显得比较温和，爨氏贵族孑余和剑川浪穹诏矣罗君，以及一度羁属于吐蕃的施蛮、顺蛮部落主，南诏仅是把他们置于直接的监控之下，并且“养给之”给予了一定的物质生活优待遇。这说明，南诏深知这些民族贵族对南诏民族关系的协调具有关键的作用，处理好这一层关系，可有效化解南诏的政治冲突和改善民族关系。
2.政治联姻
在古代民族社会中，婚姻是联系族际关系的重要方式。有的时候，不同部落或不同民族之间，联姻甚至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成为结盟的传统方式之一，通过联姻可以稳固彼此的从属或对等的政治关系，这类婚姻就是本书所称的政治联姻。南诏的联姻就属于这种类型。考察史料，南诏的联姻对象大致集中在乌蛮系统内部，同时又突破了严格族内婚的界限，与白蛮和汉族也有联姻。
早在统一洱海地区之前，南诏就以联姻的方式与白蛮张乐进求集团达成政治联盟虽然这一情况不见于正史，但相当多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证明彝、白两族统治阶级在历史上存在政治婚姻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此外还与邓赕诏、施浪诏、磨些蛮建立了姻亲关系。南诏建国之后，联姻成为了南诏整合西南各地乌蛮之间关系的主要方式。南诏与东部乌蛮联姻的情况，《蛮书》卷四载，阁罗凤迁西爨白蛮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又载：“独锦蛮者，乌蛮之苗裔也。……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独锦蛮在今云南省罗次、富民、禄丰一带。《南诏野史》载劝丰佑时南诏取罗部女并建寺罗次事迹，罗部盖即由先前之独锦蛮发展而来的。南诏与东北及北部乌蛮联姻的情况，《新唐书·南蛮传》云：“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其种分为七部，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除勿邓部在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外，其余诸部被《蛮书》称为东爨乌蛮，分布在今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勿邓部应由乌蒙山区迁至巂州地区，与两林、丰琶合称东蛮。因勿邓与南诏有婚姻关系，故一向充当南诏进攻唐朝的先锋。
综上所述，在以南诏王室为核心的婚姻关系中，南诏通过与分布于西南不同地区的乌蛮势力的联姻关系，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进一步确认并巩固了南诏王室的主体地位。同时亦可看出，在影响民族关系的各个因素之中，婚姻关系是一种稳定的黏合剂，它是平衡乌蛮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有效方式，是南诏保持政治强势地位的有利支持。
3.民族迁移
民族迁移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迁移人口的数量对迁入地民族的分布情况、自然资源的分配、政治格局均产生影响，并进而导致民族关系的变化。例如，民族聚居程度的强弱就是民族关系的一个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为聚居程度高、人口数量多的民族会对于周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或提供一种文化交流的“标准”，进而促成民族融合的产生。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诏统治时期频繁的民族迁移通常由南诏的政治活动所导致，是一种政策性迁移。就民族迁移的地区来看，滇池周围地区和洱海周围地区是两大重要的人口迁入、迁出地，迁移的情况主要如下：
其一，以滇池周围地区和洱海周围地区为中心形成人口的东西对流迁移。这种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对称，是与南诏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的。东方爨区自东晋时期，就为大姓爨氏所割据，爨氏在爨区的影响根深蒂固。南诏兼并东方爨区后，为了彻底清除爨氏在西爨白蛮中的影响，“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这种强制性的迁移，使白蛮人口从滇池地区迁出，并相对集中于洱海地区，奠定了今天白族以洱海为居住中心的分布格局。而在西部洱海周围地区，由于吐蕃势力的南下，促使一部分民族群体在政治上投向吐蕃，南诏征服这些民族之后，为达到分化异己力量的目的，随即对部分民族人口进行了迁移。而以滇池地区为迁入地，则是为开发滇池地区的经济注入大量劳动力，具有极强的经济意图。
其二，以洱海周围地区为中心向四周形成白蛮人口的放射状迁移。白蛮和乌蛮是南诏主要的军事徭役承担者，南诏边境要塞的戍守任务，很大一部分是由白蛮完成。如《元史·地理志》载：“建昌路，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类似的记载还有南诏北部的黎溪州、永昌州（即会川）、泸沽等地，东部的安宁、江川、河阳和曲州等地，南部步日、元江等地以及西部的腾冲府等地，说明白蛮的迁移在地理范畴和人口数量上均是可观的。
迁移白蛮的措施大概始于皮罗阁，直到南诏后期劝丰佑时仍为之，可见是一长期性的政策。居住在各地区的白蛮是南诏号令四方的基本力量，对当地民族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南诏迁洱海地区的白蛮与乌蛮到北部越巂之地，目的是为了防范政治上与唐朝关系密切的两林、丰琶部落，然而，这种迁移的结果，到了宋代形成了今西昌以上以南诏姻亲勿邓部落最为强大，西昌以下至会理一带，则为受大理所支配的白蛮、乌蛮所统治的情况。南诏时期迁入的白蛮、乌蛮，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已和当地原有的居民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今彝族的先民。
此外，从史料记载来看，南诏还曾以滇南、滇西南地区为民族迁出地，如《蛮书》卷六载南诏“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元史·地理志》亦载：“金齿等处宣抚司。异牟寻破群蛮，尽虏其人（指金齿蛮），以实其南东北。”甚至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南诏劫掠骠国，还“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拓东，令之自给。”这种小范围的民族迁移均是围绕着开发滇池地区经济为目的进行的，迁入的民族也当是融合到当地民族之中了。（三）确定了乌蛮先进部分和白蛮在南诏民族社会中的主导位置民族关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在民族社会的地位和待遇”。南诏多民族集合体国家的建立，从政权的角度确定了乌蛮先进部分和白蛮在南诏社会中的主导位置。
南诏统治时期，乌蛮在西南地区分布广泛，其中大部分分布于今滇东北地区以及川西南、滇东北、黔西连接地带的山区，还有一部分与白蛮杂居于坝区，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州东部、滇中地区、曲靖地区中部以南、红河州的红河以北、文山州西部一带，以及滇西今大理州的境内。乌蛮分布广、人口多，在南诏民族社会内部影响较大。以南诏为首的滇西乌蛮建立了南诏政治实体，更扩大了乌蛮的社会影响。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南诏在权力、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占据支配地位，并与其他地区的乌蛮通过联姻的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作用于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说，以南诏为代表的乌蛮先进部分，在西南民族社会的政治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应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就政权性质而言，南诏终究还是一个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洱海地区的白蛮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发育程度方面，均居于西南各族之首。由于白蛮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先进性，使南诏在处理与白蛮的关系时，始终以联合和笼络为主要前提条件。南诏政权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与洱海地区的白蛮关系甚密。南诏独立建国后，众多白蛮贵族取得了政治军事权利，白蛮在权力、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占有优势，并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治方面，白蛮是南诏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南诏政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是蒙氏乌蛮贵族，部分乌蛮贵族和白蛮杨、赵、李、董、段、尹等大姓贵族人物，则以南诏王辅佐的身份参政议政，共同构成国家政权的统治阶层。在南诏统治集团中，白蛮贵族占较大的比重，大量的记载表明，在南诏的征服与管理、战争与媾和、朝贡与纳贡等活动中，白蛮贵族往往是南诏重要的决策参与者和执行者，为南诏所倚重。
经济方面，白蛮是南诏农耕经济的主要生产者。南诏时期白蛮以耕种水田为主，并普遍使用牛耕，代表南诏先进的生产力要素。他们要向国家交纳赋税，《蛮书》卷七载：“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至南诏后期，《新唐书·南诏传》载：“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所纳赋税已有定制。
军事方面，白蛮是南诏军事徭役的重要承担者。南诏主要有一支人数大致为三万的常备军，由白蛮军和乌蛮军组成。在村邑理人处的管理下，广大白蛮又是南诏主要的储备兵源，平时以村社农民的身份从事生产活动，并按一定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参加军事训练，遇有战争时，就各自准备武器、马匹、粮食参加战斗。
可以说，由于南诏从政权的角度对白蛮的政治地位以及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加以承认和维护，从而使白蛮在南诏民族社会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了以白蛮为主体的大理国的出现，使白蛮对西南社会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延及了数百年。
应该指出的是，南诏政权的崛起对西南民族关系格局、民族关系内容等方面的影响是深刻和久远的，其历史局限性与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应持辩证的态度。
第七章 南诏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