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法医，一般人都觉得很神秘：法医的责任就是要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正确处理各种民事纠纷，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说来就是：
法医以其科学的鉴定结论为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科学依据。上述的案例虽然是发生在美国，但是与这个性质和情节类似的事例，在我们身边也并不少见。当这些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冤枉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靠什么来证实自己是冤屈的呢？靠法医，科学自有公断。
法医以其科学鉴定结论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提供科学依据。特别是在杀人、投毒、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中，法医检验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杀人案来说，犯罪行为一旦付诸实施，必然要引起人身伤亡和出现以尸体为中心的犯罪现常侦查活动一开始，就必须运用法医检验等技术手段勘查观场，检验尸体，固定事实，并由侦查人员发现收集有关物证，使立案侦查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之上。在侦查实施过程中，也要根据法医检验发现和提供的线索作为布置侦查工作的科学依据。对侦查中发现的各种物证，需要的都要送交法医鉴定，查明性质及其与犯罪事实的联系后，才能作为认定罪犯或否定嫌疑人的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医检验所解决的问题，是其他一般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即使是当场抓获罪犯或证人目睹罪犯犯罪，或者罪犯自己供认了的，也常要进行法医检验，获取罪证，查明犯罪细节，印证罪犯口供。在多人行凶杀人案件或聚众斗殴致死人命案件中，法医对尸体伤痕分布情况、凶器种类、致命伤的位置等的检验结论，有助于判明主犯与从犯，分清罪责。在投毒、强奸、伤害等案件中，也都必须通过法医检验，为认定犯罪事实，证实犯罪人提供科学依据。
法医对民事案件中的性机能、性状态、两性畸形、亲子鉴定及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的鉴定等，为正确解决离婚、抚养、赔偿以及其他各种纠纷提供了科学依据。
法医学，顾名思义，是法学和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化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并解决法律上和司法中有关医学问题的科学。从渊源上讲，法医学的诞生，是与古代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法医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据《周礼》记载，周官有五听、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五听：是指在审判活动中，审判官吏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五种方法。即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郝；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日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目毛）然。在这里医学已在向法学靠近，并开始为司法服务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法医学的端倪。
三宥：是当时犯人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三种情况。一是不识，即因不知法而犯罪；二是过失，即因疏忽大意而犯罪；三是遗忘，即因忘记法律规定而犯罪。在此，犯罪人犯罪时是否有记忆力，即犯罪时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是需要医学来提供根据的。
三赦：是当时可以赦免犯人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是幼弱（年少体弱，末满岁）；老耄（年老昏耄，80岁以上）；蠢愚（痴愚不能，生下来就是痴呆）。至于是否蠢愚，也是需要医学知识进行鉴定的。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的西汉时代，法律即已规定，司法人员进行审讯时要观察受审者的反应，量刑时对过失犯罪以及儿童、老人、孕妇和残废者都要从轻。根据东汉马融在其著作中的记载，在公元25～220年的东汉时代，对损伤案件就应用了瞻、察、视、审等法医学检验方法。
唐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它充分吸收了秦汉以来的法医学成就，又反过来对它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影响。综观唐律，它对于检验的规定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规定了实行检验的对象，即尸体伤况及诈病者。相当于现代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查。检验不实要受刑事处分。
二是明确规定了伤的定义，即“见血为伤”；规定了损伤的基本分类，即“手足他物伤”与“刃伤”，相当于今天的钝器伤与锐器伤；并提出了确定致命伤，进行死因分析的必要性。
三是明确规定了关于损伤程度、诈并自残、堕入胎、年龄、废疾、笃疾等法医活体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致命伤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对不同的种类规定了不同的刑罚。
唐律的这些关于法医学问题的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特别是在活体检查方面，比先秦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尽管如此，但是这个时期却没有法医学专着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到了公元10世纪的我国五代后晋时期，和凝、和（山蒙）父子编着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疑狱集》，将汉代以来的离奇疑案集于一书。“张举焚猪”这一中外学者都十分熟悉，并无不佩服惊叹的著名法医学案例，就是记载于本书之中。
张举是后晋吴县人（今苏州市），在句章县（今浙江省慈溪县界）做县令。当时句章县有一位妇女将其丈夫谋杀之后，放火烧了房子，诈称其夫是被烧死的。丈夫家里的人觉得人死得蹊跷，认为其妻有嫌疑，于是就告到官府。在审讯中，那妇女拒不认罪，始终说其夫是在房子失火中烧死的。张举也不再徒劳地继续审问。他叫人牵来两头猪，将其中的一头杀死，另一头不杀，然后堆起火烧这两头猪。结果，被烧死的那头猪嘴里有灰。而那头先就杀死了的猪嘴里却没有灰。张举以这个结果，结合她丈夫的尸体情况（气管内无灰末），再对那个妇女进行审讯。那个妇女无法抵赖，只得认罪伏法。在这个案例中，张举以呼吸功能的存在与否来鉴别是生前烧死还是死后焚尸。很明显，活猪被投入火中，由于灼伤疼痛，必然拼命挣扎，大口端气。因此，不可避免地，柴火的灰末、碎屑就必然要被其吸入口腔和鼻孔，甚至被吸进下呼吸道。所以被活活烧死的猪，口鼻中必然会有灰末和碎屑。基于此理，死猪被烧则定无此景。因为已死的猪肌肉已经僵死，鼻子不能呼吸，口腔紧闭，灰末和碎屑不能进入。张举用猪来做试验，把烧猪之状，借证于人，这在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的古代，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世界法医学发展的水平。记载这个案例的《疑狱集》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同类书籍，如《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等，总结和记载了一些解决疑难案件的经验，包括对案件性质的分析、判断及验证，反映了祖国法医学萌芽时期的成就。
我国真正的法医学的形成，是宋代以后的事了。我们说的法医学的形成是指法医学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法医学理论的初具规模。
为了提高检验质量，自北宋真宗咸平年（公元1000年）至南宋宁宗庆四年（公元年）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令，使检验制度更加完善。具体规定了哪些官吏施行检验，检验官职责、失职情况及应得法律处分。对于初检、复检、免检也有明确的规定。
宋代检验制度最重要的成就，还表现在官订验尸格目、验状与检验正背人形图的颁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者联合应用于尸体外表检查，有益于检验质量的提高。在法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