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产出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前期经济产出绩效决定着投资者的信心和影响投资决策；另一方面，本期新增资本规模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期产出增量结构的变动，新增资本的空间布局也决定着空间产出的增量结构。因此，投资和经济产出，在规模、结构、布局等各方面的变动，都存在着较强的一致性。但是，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由于存在着较大比重并非由效率原则或商业动机驱动的投资，使投资与产出的分布结构不尽一致。
1.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空间变动
（1）第一产业投资的空间变动。在我国三次产业分类中，第一产业由农业构成。在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的农业投资份额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动，在1990年上升到49.8%后，回落到2007年的39.8%；内陆地区则相反，第一产业投资份额始终在50%以上，2007年达到60.2%的份额。
应该说，我国农业投资的空间配置及其变动符合农业资源禀赋客观分布格局。在我国农业16个主要品种的优势区位，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北的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中南部的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河南南部地区、鄱阳湖平原，西南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丘陵平坝地区提供了从粮食作物到肉类、水果等大范围的优势农产品。
（2）第二产业投资的空间变动。第二产业中，东部地区工业投资份额基本呈单边上升趋势，从50%以下上升到60%左右；而内陆地区工业投资份额则呈单边下降趋势。尽管1995年后，伴随中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东部地区工业投资份额的上升势头明显减缓，但是按照工业行业大类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除煤炭采选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少数行业外，绝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能力依然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向东部地区转移，制造业重心的转移最为明显。在制造业内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移最快。中西部地区获得了资源采掘业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的较大部分投资，这显然符合该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
建筑业投资变动对第二产业投资地区份额的影响不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建筑业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装备程度较其他行业更低，从而建筑业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很小；二是各地建筑业投资属于该地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需求所引致的需求，随着本地区建安工程投资规模的波动而变动。
（3）第三产业投资的空间变动。第三产业投资中东部地区份额也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在1996年中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后，东部地区的份额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内陆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第三产业投资规模上升，除西北部地区以外，第三产业投资份额全面上升。
第三产业的投资较为复杂，相对于第一、二产业投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第三产业在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50%以上的比重，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二是第三产业投资中有较大比重的投资，不是（或不主要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配置，并不由追求内部“投资收益”或“投资效率”的商业动机所驱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三产业内部的行业分类，共包括14个服务行业（不含“国际组织”），其中交通运输、科学研究、教育等6个行业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性质或自然垄断特征，需要由政府或主要由政府进行投资及空间配置决策。
自1996年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加快，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46.03%上升到2007年的52.5%，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在地区间的差异很大，东部地区年均增速仅为16.2%，而中部、西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3.5%和23.1%；同期第三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东部地区只提高不足1.5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分别提高了13.4个百分点和15.6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近十几年内陆地区投资份额的再度上升，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所推动。
2.产出格局的变化
（1）产出总量的分布格局。尽管投资在1996年以后，东部地区投资增速与投资份额相对内陆地区明显下降，但产出格局没有发生逆转，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上升态势，2007年达到了61.4%的比重。
（2）三次产业产出格局变动。1995～2007年间，第一产业的产出重心与投资的配置重心一样，发生了自东向西的转移，东部地区下降了2.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保持不变，西部地区上升了3.2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较为复杂，但从总量上看，均发生了自西向东的转移，东部地区在两个产业中份额分别上升了1.1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内陆地区则相应有所下降。
（3）工业内部产出格局的变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工业产出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1990 年，东部地区的产出份额为59.6%，2005年，上升到64.7%；内陆地区的份额相对下降，其中尤以中部地区的下降为多，达到近4个百分点。从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动看，采掘业、装备工业、原材料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及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等，产出重心统统发生了向东部地区的转移。
3.市场化进程使各地区产出结构日益体现其禀赋优势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所谓合理的、协调的、均衡的空间格局，是指各地区均以本地资源和要素禀赋优势为基础，形成各具特色的产出结构，并以最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参与区域分工和区际贸易，换取各自不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这就是所谓的依据比较优势形成的区域分工、区域贸易格局。不难理解，从资源和要素禀赋的丰度、价格竞争力，到比较优势的显现，均以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使各地区产出结构日益体现其资源和要素禀赋优势。
我们采用各地区各产业的实际“贸易比率”，来计量和反映地区间贸易格局以及各地区产业优劣势的变动。贸易比率有正有负，正值表示本地区某类产品产出中“销往区外市场的数量”与“本地需求量”的比率，负值表示本地区某类产品“从区外购入数量”与“本地需求量”的比率。
反映了2006年我国三大地带（东部、中部、西部）在三次产业间的贸易关系，也反映了三大地带在三次产业间各自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在第一产业方面处于显著劣势，其贸易比率为-0.26（意味着有26%的农产品需求需要通过从区外进口满足）；而在第二、第三产业领域具有优势，贸易比率分别为0.03和0.03（意味着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具有相当于自身需求3%的产出提供给区外市场）。中西部地区则在第一产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贸易比率分别为0.39和0.47；而在第二、三产业领域处于劣势。
为了能够从总体上对我国比较优势格局有一个总体把握，我们对地区和行业进行归纳，然后以较大的行业为线索，表现我国各产业优势分布格局及其变动。
我们按照禀赋优势原则并兼顾地域产出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和地域上接近的原则，把三大地带又进一步划分为7个大区。东部地带分为三个部分：沿海北部（即环渤海地区，含辽、冀、京、津、鲁）、沿海中部（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含沪、苏、浙）、沿海南部（含闽、粤、桂、琼）；中部地带分为两个部分：中北部（含黑、吉、蒙、晋、豫）、中南部（含皖、赣、鄂、湘）；西部地带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传统的西北和西南地区。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我们分别考察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工业内部按采掘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基本线索进行优劣势区位的考察。
（1）农业优势区位变动。1980～2007年，农业的优势区位分布的基本方向没有变化，依然分布在西南部（川、贵、云、藏）、中南部（皖、赣、鄂、湘）、西北部（陕、甘、青、宁、新）、中北部（吉、黑、豫、晋、蒙）以及沿海南部琼、桂等省区，但在优势程度上普遍有所强化。而沿海发达地区（京、津、沪、鲁、苏、浙、粤）第一产业的相对份额总体上呈进一步萎缩趋势，这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东部地区的农业，面对服务业、工业对资源使用的竞争，东部地区用于农业的土地、资本、劳动的数量不断减少，以致东部农业难以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处于劣势地位。2007年，贸易比率为-27%（即27%的农产品需求要依赖从中西部进口予以满足）。
（2）工业优势区位变动。1980～2007年，工业的优势区位最显著的变化是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作为工业优势区位的萎缩，它们的区际市场份额为沿海地区的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北等省份所替代。
从整体上看，沿海地区依然是我国工业的优势区位，中西部地区依然处于劣势地位，但优劣势程度均有所弱化。陕西是整个西部唯一的工业品净出口省区，山西、河南凭借资源采掘业和能源、原材料产业的显著优势，成为中部地区的两个工业品净出口省区。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传统工业优势明显发生了萎缩。此外，沿海地带工业优势程度的下降，与北京、上海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高度相关。
（3）服务业优势区位变动。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产业活动属于不可贸易品，而只服务于当地群众生活（例如居民服务业、当地的文化娱乐业、修理业、地方交通体系以及地方政府机关等）；此外，服务业中包含着一些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准）公共产品，其配置原则并不服从商业效率原则。这两个因素解释着1980年一些落后地区服务业的庞大，以及2007年除京沪两市的显著优势之外，其余地区没有异常显著的优劣势差别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优势区位变化最醒目的是北京和上海，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政治中心，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同时作为全国两座最大的城市，构成全国性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金融贸易中心以及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在诸多服务业领域面向全国提供服务。服务业也已经成为北京、上海两地最大的（超越工业的）产业活动，分别占到当地生产总值的72%和52.5%。
（4）工业内部行业优势区位变动。我们对工业内部行业按照采掘业（指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电力原材料的工业、装备工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分别进行考察。限于统计口径、数据的限制，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区位变动描述，使用1990～2005年数据进行。
（煤油气）采掘业优势区位的变动。我国采掘业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以及非金属矿采掘业等，其中份额最大的是前两项。该行业在布局指向上属于资源依赖型产业，离开开采对象无法进行生产活动。因此，总的来说，人们没有很大的区位选择余地。随着距离经济重心区较近的资源趋于枯竭，我国采掘业区位（总体上）向西北渐进。
我国煤炭、油气采掘业的优势区位（依次）分布在西北部（2.61）、中北部（1.78）、沿海北部（0.21）。中北部的优势地位明显下降，黑龙江省是我国传统石油、煤炭开采业大省，20世纪90年代后资源状况每况愈下，区际贡献也随之趋于萎缩，贸易比率由1990年的7.75下降到2007年的5.38.而西北部的地域职能则有显著的上升，新疆、陕西、甘肃采掘业的地位日益突出，使西北部贸易比率由0.15上升到2.61.
电力原材料工业区位变动。电力、原材料工业包括黑色、有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石油加工及炼焦以及电力生产等行业。从大区着眼考察，电力、原材料工业的优势区位为沿海北部（0.23）和沿海中部（0.06）。京、津两市的优势显著下降，但由于山东、河北优势的显著上升，沿海北部的优势地位依旧。沿海中部的优势则由于上海优势的下降而明显衰减。沿海南部和中北部的劣势弱化。
装备制造业优势区位变动。装备制造业包括了通用机械装备、专用机械装备、仪器仪表制造、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等行业，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及未来将持续重点支持、鼓励发展的产业，其在整个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将会上升。1990～2005年间，装备制造业区位变动最大的特点是重心持续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装备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份额从63.6上升到81.4，沿海南部的贸易比率显著上升，从1990年的-0.22上升到2005年的0.50.
对应的西部地区全线萎缩。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还伴有大批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内迁，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湖北、贵州等省区。1990～2005年间，陕西和四川装备工业贸易比率分别从0.44和0.34下降到-0.30，从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输出省份转变为进口省份。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优势区位变动。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是工业领域高科技产业的代表，1990～2007年间，电子工业的优势区位变化方向异常鲜明地与装备工业相同，西部在改革开放前“布局西进”时期形成的优势全线萎缩，陕西和四川的电子工业贸易比率，分别从1.36和0.44，下降到-0.65和-0.69；沿海地区以天津、广东、上海、江苏为代表稳定地成为我国电子工业优势区位。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区位变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涉及行业量大面广，产品内容丰富，而且原料来源和产品需求在空间上广泛分布；除个别行业（烟草、饮料）外，总体来说规模经济意义不显著，在布局指向上属于“遍在型工业”。总体格局是南方的发展好于北方。究其原因，既有农业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更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意识方面区域间差异的影响。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优势区位依次为：西南部（0.64）、沿海北部（0.13）、中南部（0.03）。与农业优势区位相吻合的是西南部和中南部，农业的发展为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提供了禀赋支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优劣势区位的省区考察，支持和解释了大区分布特征。主要优势省区包括云南、广西、湖南、贵州等，在食品、饮料、烟草等多行业有显著而坚实的禀赋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北部和中北部的优势近年来也在积累、上升。
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区位变动。该类行业的优势区位分布显然偏集于我国的东南部。与其他行业相比，该类行业在布局上并不受任何自然资源的指向约束，更注重消费相对集中的市场区域，以保证一定的生产规模。恰恰是该行业在技术上对布局条件要求不甚严格，厂商在布局选点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全力以赴地追求适于“厂商生存发展”的环境，以致该行业大规模、大比重地在市场规模巨大、同时市场制度较规范和完善的东南沿海地区集中。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优势区位只有一个，是沿海中部地区（0.90）。沿海南部和沿海北部地区处于临界点附近，而中西部地区都是该产业的劣势区位，中北部需求的49%、中南部的37%、西南部的54%、西北部的55%都依赖从沿海中部的进口来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