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体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成比例地增长，而且东西部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既提出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强调“力求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从20世纪后期起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显现的技术范式变迁现象，使我国后发地区经济与技术发展环境面临着具有临界点意义的挑战和机遇，必将对重塑中国后发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演进路径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后发地区企业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和技术范式变迁的挑战与机遇，实现技术创新能力的赶超，成为关系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一项重大历史命题。本文将通过一个经济——技术集成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
一、东亚的技术赶超
（一）技术赶超理论
首先，解释后发者实现技术赶超可能性的理论。Gerschenkron（1962）提出的“后发优势”概念，为后发国家吸取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并实施技术赶超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Glenn等（2004）的研究则发现技术领先者的创新速度并不总能保持高速，而后进者并不总是以“赢家通吃”规律所预言的速度消失，换言之，由于技术的淘汰存在惯性，因此就为企业的生存和变异留下了空间，后进企业应该抓住机会。
其次，技术赶超的实现路径理论。产业技术创新思想要追溯到Abernathy和Utterback（1975）提出的A-U创新过程模型，该模型认为企业的创新模式和创新程度与企业和产业的成长阶段密切相关，随着产业不断向更高级阶段推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密度呈现交替变化的趋势：在流动阶段，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发生频繁；在转化阶段，工艺创新发生频率很高，形成了主导设计，并向大批量生产转化；在专业化阶段，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衰减，等待下一轮的创新。Hobday（1998）也提出了一个赶超过程模型，其核心观点是东亚国家的赶超是以成熟、标准化的制造工艺为起点，逐渐向流程再造、产品——工艺接口、产品设计等更发达的阶段发展。Hobday（1995）还从OEM-ODM-OBM的发展顺序来解释后发企业的技术成长路径。这些经典理论，试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产业与技术赶超的路径。
其三，技术赶超的实现方式理论。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提出了“合适技术”的思想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技术选择，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使用那些处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才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和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创新；Melissa（2003）认为要实现技术超越，不仅要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还要求对整个价值组成系统进行管理，使得新产品能够提供显著超越已有标准所能提供的价值（由真实的价值、感知的价值、预期的价值构成）。Teece（1986）则利用互补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的概念论述要从某项特定的创新中得益，不仅取决于创新本身，还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其他互补资产。Mathews和Cho（2000）则用“资源杠杆（resource leverage）”概念来解释后来者实现技术赶超的机理：后发企业通过撬动资源获得其所需的知识和技术，然后培养吸收能力将被撬动的资源内部化，还要具备能够有效地把来自不同地方的资源撬动起来从而整合为一个高效率的生产体系的组合能力。这个标杆作用过程将导致“技术学习”效应。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强调的不是创造新的知识，而是加速推进对现有知识的撬动和扩散。
（二）东亚的技术赶超实践
东亚的赶超是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最成功的案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赶超战略迄今仍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东亚的技术赶超过程始于日本，其成功为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树立了典范。日本通过精心制定倾斜的产业政策，并以适当组建公私合资企业的方式来降低产业风险或进入成本的方式，长期致力于促进企业技术的发展；韩国则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指引下，主要依靠大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来达成目标；台湾从中小企业主打的自身条件出发，以公共科研部门为平台，提升私营部门的技术能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借助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来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Mathews和Cho，2000）。
为了确保技术战略的有效实施，各地政府还推出了有效的配套政策。日本以保护“幼稚产业”为籍口，设置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极力排斥外国竞争者进入本国市场；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日本的保护政策，但是由于商业环境的变迁，国际社会要求其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其所选择的保护手段有所缓和；台湾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政策，对于正在实施追赶的目标产业（例如半导体产业）从来就没有施行特殊保护；新加坡则采取了完全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以便保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东亚的技术赶超体现在抓住新技术的机会窗口，有效地对既有技术进行整合、消化、改进、并最终成功地提升了技术总体水平，它们强调的不是根本性的知识创新，而是知识的有效扩散和技术管理。此外，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技术赶超战略各不相同，然而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据此可以推断技术赶超并没有一个最优的统一模式。还需要指出的是，同一行业在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努力中所取得的绩效不尽相同，例如，化工产业在台湾取得了飞跃，而在韩国则不然；汽车业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而在台湾它始终没有起色。对此现象的解读似乎可以从投入的努力程度以及产业特征与资源禀赋之间的匹配来展开。
二、经济的演进与裂变
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施加了深远的外部影响，而中国国内经济技术条件的改变也促使中国经济的演进不断向纵深发展，在两股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济原本平顺的发展格局出现了裂变现象。
（一）外部视角的分析
首先，跨国公司整体上会压缩海外投资、国际需求大幅下挫和国际分工价值链出现裂变等外部综合因素，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基于简单技术复制为全世界代工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例如，美国国内已经响起了振兴国内制造业、逐渐降低在消费产品上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状况的呼声。其次，为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作为个体的部分跨国公司会有向中国输出技术以换取经济利益的动力。西方的很多中小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所受到的压力尤大，因此这些企业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出路的积极性空前加大。再次，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会延缓其企业的技术研发速度，至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数年的有利追赶时间。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兴起，在加大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难度的同时，也会增加中国拓展国内市场的动力，为促使中国市场从二线市场上升为一线市场提供了机遇。最后，西方大量基础雄厚的制造企业和金融机构由于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而被迫破产或重组，中国一些拥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较低的成本和代价开展并购或其他产权交易，操捷径迅速提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技术和市场位置。
（二）内部视角的分析
一方面，国内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是许多产业和技术正经历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自然演进过程。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在以“雁行模式”（Akamatsu，1961）为特征的产业国际转移大潮中，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和产业借助外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先发地区的经济累积了过量的势能和应力，在梯度落差转移压力作用下，加速向外扩散和转移成为一种历史必然。金融危机对东部的产业转移产生的作用是经由挤出效应实现的，即通过成本的不断上升来淘汰落后的产能。这些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多是具有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耗、高污染等特征的产业，加工贸易是其主要形态，这样的产业转移会增加对后发地区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掠夺，而且产业的地区转移只是对原有技术能力进行空间转移，无助于企业技术能力的增强及其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上的地位。无论是转移方企业还是接受方企业，都容易受制于加工贸易对于具有价格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获取的路径依赖上，而缺乏动力进入技术水平更高端的领域。遵循着梯级发展规律（沿海——中部——西部），当前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还是发展水平稍次的临海地区，如广西，以及近邻的中部地区，如湖南、江西。国内的产业转移以三种形态出现：其一，国家政策的强力刺激。在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后，中央政府再次加大对此政策的支持力度。其二，地方政府进行政策调整，例如广东省2005年制定“腾笼换鸟”战略，要把珠三角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粤东、粤西和粤北，腾出空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三，企业顺应形势进行调整，例如珠三角的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保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向周边的江西、湖南和广西迁移，成为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提升的明显态势。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并非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扩张，也就是产业的“粗放型”发展（郑永年，2009），形成了巨大财富积累，可以在引进和吸收外部先进技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当前的经济具有独特的二元性，主要表现为相对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和原始的经济行为并存，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涌现和数量大得多的相对低素质的劳动力并存，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等，可以说“超前”与“滞后”并存仍将是今后相长的时期内的一个独特现象。
上述各种力量相互交织，在发展过程中应力不断累积，经济与技术在分布和扩散方面的不平衡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可以说，当前已经呈现出裂变前奏的态势。
三、技术范式演进新格局
Kuhn（1962）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的习惯和学术传统，Dosi（1982）则将此概念移植到技术领域，将技术范式定义为“一套明确而且可使他人遵循的解决技术问题的模式与规则，它规定了相关的问题及解决问题所需具备的知识。突破性的科学知识会引发技术范式的变迁，另外，一个产业可能会同时出现两种以上新的技术范式，这些新的技术范式会引发产业的分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技术范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Christensen（1997）提出的破坏性技术理论是最早觉察到技术范式发生变化的经典学说之一，该理论分析了强势在位企业与小企业竞争中落败的悖论，指出企业之间的技术较量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功能之争，技术开发不能超前于顾客需求的发展，企业要对技术发展轨迹保持战略前瞻性和变革动力。而Chesbrough（2007）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概念则使技术范式在21世纪变迁的轮廓益加明晰化，这一新型技术管理模式对传统上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渐近而封闭的技术创新模式构成了挑战，也动摇了适用已久的传统技术范式的根基。
传统理论观点认为技术范式的演化和变迁只可能发生在技术始发国企业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创造出根本性的技术创新，对于技术后发国企业来说，其技术创新受限于技术能力的缺陷必然具有典型的渐近性特征，只能是一个追赶和学习的过程，它们很难摆脱“引进、消化、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和历史宿命。然而，在一轮接一轮的高新技术革命的引领下，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原先只可能发生于技术始发国的技术范式变迁也会在很短时间内辐射和扩散到后发国及其企业。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全球技术范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角色则从技术范式的被动受体逐渐转变为范式变迁的积极参与者。
世纪之交见证了技术范式的重大变迁，主要特征表现为从封闭式转向开放式、从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转向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从强调激进式纯技术创新转向追求破坏性商业模式。
四、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与经济从来就不是能够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Perez（1983）利用“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概念来分析技术演化的周期理论与路径依赖和结构与制度变革理论之间的联系，认为技术开发和演化并不是可以出现在任意方向上，它会受限于某些发展的路径中，即技术变革和进步会沿着受制于范式的经济和技术的平衡点发生。本文将借鉴此范式概念来分析范式演化对于中国后发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全球技术路线图中的中国后发地区企业
在传统范式环境下，技术转移的路径是从西方领先企业向东亚新兴国家企业迁移，再向中国东部地区企业迁移。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中国东部企业，与国外的直接技术联系很少。各个阶梯之间的技术落差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技术遵循着先后的次序从高的梯级向低的梯级迁移。而在范式变迁环境下，技术落差仍然存在，但是中国后发地区企业获取技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中国东部企业。具体来说，西方领先企业在将技术向东亚新兴企业转移的同时，会将技术向中国后发地区企业转移；而东亚新兴企业在向中国东部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同时，也会将技术向中国西部企业转移。除了此两种技术转移渠道，中国后发地区企业还接收中国东部企业的技术转移，并通过独立技术提供商路径获取技术。
简而言之，全球技术转移由传统范式下的连续、层级递进，演变为非连续、跨层跃迁，中国后发地区企业在此过程当中获益非浅。示出了中国后发地区企业分别在传统范式环境下以及变迁范式环境下全球技术路线图中的位置。
（二）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经济协同动力机制
技术转移路径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在于外部经济和技术环境条件发生了改变。技术范式与经济演进各自的发展以及相互作用，对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提升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提出一个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经济-技术协同动力机制：
1.技术动力
技术范式的变迁给中国后发地区企业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赶超的技术环境。其一，伴随着技术创新模式从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变，先发企业更倾向于开放性的技术合作，而且在不少产业内还出现了一系列专业技术提供商（例如汽车行业出现了一系列独立设计公司，为包括中国汽车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地汽车制造商提供产品设计方案），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进程。其二，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他们的许多核心研发活动开始在中国实施，同时，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促使跨国公司将大量先进制造技术同步在中国推出，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差。其三，由于改进型产品设计相对于根本性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中国企业获得了很好的拨长避短的机遇。此外，由于技术绩效与配套商业模式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中国企业通过设计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而实现成功赶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经济动力
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节点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后发地区在此过程当中的作用一直有限，充其量只是起着东部地区的经济腹地和技术辐射区域的角色。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后发地区，巨大的市场前景使后发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兴热点，同时，也成为分处不同技术梯级的西方跨国公司、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公司、中国东部先发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市场焦点。后发地区企业首次获得了与外部世界进行全面接触的直接渠道。尽管在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中国东部企业仍会遵循既有路径继续向后发地区转移过时淘汰的技术和产品，但与此同时，竞争的加剧也促使东部企业认真考虑在后发地区布局行业内的先进技术，后发地区的若干经济开发热点区域，例如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等，将扮演着西部经济技术增长极的作用，它们通过集聚效应吸引吸收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技术，也通过扩散效应向各自腹地进行扩散和辐射。
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使原先位于封闭技术链顶端的西方领先企业受到极大财务上的压力，迫使他们考虑越过东亚新兴企业而与中国东部企业、乃至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直接进行技术交易，而资金和人才的流动更是提高了技术转移得以顺利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经济形势的恶化也迫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转而趋向于采取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的开发，危机中的市场潜力帮助后发地区企业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时期占据了有利制高点。
技术与经济动力的协同作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与经济增长范式。
（三）中国后发地区企业技术赶超战略建议
1.双轨并行战略
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由于处于较低的技术梯级，后发地区企业在赶超过程中全面选择高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必须战略性地选择适用技术。传统商业环境中可供选择的适用技术主要是后发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导向型或劳动密集型技术，此类技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后发地区主要的依赖技术，因此，后发地区企业仍要尽快尽量吸引、吸收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的成熟产业与技术转移，形成、完善并提升自身的产业和技术价值链。然而，由于经济裂变与技术范式变迁使特定先进技术从先发国家企业越过成熟的产业梯级直接向处于末端的中国后发地区企业进行转移的可能性增大，处于不同产业中的后发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技术条件，前瞻性预判技术轨迹，充分利用经济裂变与技术范式变迁所引致的机会窗口，制定跨越式技术路线图，以开放导向的自主创新战略来探索、开创“蓝海”技术及产业。
2.基于生命周期的“滞后紧跟”技术战略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产业的转移与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有密切的联系。每种产品都会经历从高度多样性，到主导设计，最后到标准化产品的生命周期各阶段（Utterback，1994）；而主导设计的出现将改变企业内和产业内的创新和竞争的特征，将行业的竞争重点从激进式产品创新转向工艺开发、生产规模、生产管理技术和为实现计划性渐近变革而精心安排的研究项目，此时，企业更关注替代技术和营销。因此，对于任一产业，当主导设计出现后，后发企业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后发地区企业大多数属于技术后进者，所涉及的行业大多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由于此时竞争重点已经从其自身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产品创新转向具备一定竞争力的工艺创新和生产效率，因此后发企业如果能够抓住技术在生命周期中的时间差，密切监视产业内技术发展动态，当产品技术创新速度出现拐点时，及时采取规模化市场切入的战略，就可以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杠杆效应，6、70年代的日本电子企业和当20世纪末以来的印度制药企业无不是采用此战略获得巨大成功。
3.协同式价值创造战略
Melissa（2003）和Teece（1986）的理论指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强弱的是企业能够给顾客提供的价值总和，而不仅仅是纯技术的差异化。互补资产由一般资产、专有资产和联合专有资构成，是否拥有互补资产（尤其是专有或联合专有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竞争力，技术模仿者如果在关键的互补资产方面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它们经常能够战胜创新者。因此，中国后发地区企业不应该在自身处于弱势的纯技术领域进行直接竞争，而应该通过协同式价值创造战略实现超越的目标。经济裂变和技术范式变迁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此类战略的成功概率，中国后发地区企业可以在自身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领域——例如区域营销能力、研发本地化、客户化服务、构建高效产业集群等方面集中资源，通过强化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互补资产，以有限的资源，撬动技术能力的整体大幅提升，在提升总价值竞争力上下足功夫。
前面的分析都是基于企业的角度，然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赶超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赶超发展过程中随处可以窥见政府担当的积极角色，当然，过度的政府干预无助于培育一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进步。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19世纪末的美国和德国以及20世纪中期以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经济体所采用过的扶植各自国内幼稚产业发展的极端保护主义倾斜政策，不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当今时代留给各国政府发挥的政策空间是有限的。中国后发地区政府当前可以在下述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一，建构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间知识、技术和人才进行转移时的交易成本；其二，充当技术的风险投资者的角色，为培养、扶持高技术产业提供公共平台并降低市场风险；其三，通过清晰、强有力的导向性结合政策，向企业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预期，引领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力量汇聚与共谋。
五、结语
已有对后发国家技术赶超路径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传统的经济技术背景，尚未来得及深入探讨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后发地区企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全球技术范式变迁引致效应的观察也大多局限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型企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也大多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或先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后发地区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探索屈指可数。本文以现有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和技术动态互动的角度对中国后发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进行系统研究。换言之，当前由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国内区域和产业经济转移所共同构成的经济裂变大格局演化过程中，伴随着全球技术范式由传统模式向后现代模式的变迁，各方力量竞合博弈，逐渐形成和累积起局部经济—技术版图上的不平衡应力，进而发生格局突变，使传统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失去基础。全球经济裂变与技术范式变迁双重环境演化在对中国后发地区企业构成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绝佳的技术机会窗口。这些企业应该基于自身的能力和条件，充分利用经济—技术不平衡所形成的应力，在政府因势力导政策的促进作用下，采取有别于中国先发地区企业以及日、韩、台等东亚企业在各自赶超时期的战略，以创新性的赶超战略思路，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模式中西部地区企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引进—消化—落后—再引进”的死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