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在汉、唐时，一般称为东都。北宋时期，都城设在开封，洛阳便叫西京了。读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可知，欧阳修中了进士以后，第一次出任公职就来洛阳任西京推官一职。他以试南宫第一名，擢甲科的成绩就任，到洛阳后，又得到顶头上司钱惟演的赏识，可见其才华横溢。
判河南府驻洛阳的首席长官钱惟演，不仅是很有名气的贵族，还是很有学问的文人、诗人。他是吴越王钱俶的次子，随父降宋，历任右神武军将军、知制诰、翰林学士、工部尚书、枢密使。参加过编修《册府元龟》，还作为“西昆诗派”的代表人物，与杨亿、刘筠齐名。他们互相唱和的诗辑为《西昆酬唱集》，诗词精工稳切，文章真切清丽。
但他在官场中趋炎附势、巴结讨好、排挤构陷、固权恃宠，可说是名声不佳。第一手，赖其妻妹的关系，得以攀附皇族；第二手，用与名门联姻的手段，裙带权贵。他一直都是御史和舆论的攻击对象。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人品与文品的悖背现象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公最差劲的，是在洛阳任上做了一件特别拍马屁的事情，永远被人诟病。他来西京做官，西京有什么可以让他表现讨好的呢？也就只有牡丹了。当然，他这样做，也是怕东京遗忘了他这位贵族子弟。他竟仿效唐代以驿马传送荔枝的办法，每到洛阳牡丹花季，就大动干戈地将各色名贵品种，如姚黄魏紫之类，兴师动众，快马加鞭，送到开封供内廷赏玩。同时代的苏东坡写过《荔枝叹》一诗，结尾两句是“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诗人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就是明明白白嘲讽他的。在《东坡志林》里也提到过此事：“钱惟演留守洛阳，始贡花，识者鄙之。”
可能在钱惟演看来，送花是一件雅事。一个贵族，而且又是一个官僚，显然不会把给老百姓造成的骚扰麻烦当回事。尽管他的人品为世不屑，但也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他是一位极好读书的文人。欧阳修晚年所著《归田录》这样描写过他的老领导：“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宋史》也称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还说他“尤喜奖励后进”，像欧阳修、梅尧臣这些名士，未出道前都曾受到他的推重。
当时，从河北方面而来的契丹入侵，北宋的形势比较吃紧，而西北方面，由于范仲淹作陕西经略时较好地处理了西夏和羌族的关系，外部形势相对来讲就不是很紧张了。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样一位爱才的领导，自然会招揽一群风流倜傥的文人聚集在周围，谈诗论文，丝竹唱和，当时洛阳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气氛，一定是非常浓厚的。《清波杂志》就记叙了他们的一次远游：“一日，群游嵩山，取颍阳路归。暮抵龙门，雪作。登石楼，望都城次，忽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即钱惟演）遣厨传、歌妓，且致俾从容胜赏毋遽归之意。”
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的多重性格了。这位钱思公在官场斗争中人品不高，可在文人中间，一旦放下官架子，那诗人气质倒显得十分可爱了。他不但不叫这些部下赶紧回府签到上班、奉公办事，还兴致勃勃地从洛阳城里派来了做饭的厨子、唱歌的歌女，过伊水，登龙门，让他们在大雪天里尽情地玩个痛快。这样一位领导，实在是令人对他要刮目相看了。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终结。不久，此公又倒霉了，“思公既贬汉东，王文康公晦叔为代”。领导换了，欧阳修等年轻人好像没有改变他们的快乐生活，以致这位新上任的王文康公大为不满：“讶幕客多游，责曰：‘君等自比寇莱公（即寇准）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大家愣住了，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对，只见年轻的欧阳修站起来侃侃而论，从这时起便显出他后来终于要不同凡俗的气势：“众不敢对，欧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四座伟之。是时，文康年已高，为之动。”
年轻时意气用事的一句话，欧阳修到老年时也没有忘却，而且身体力行，退出权力中心，这实在是了不起。“故欧公六十五即休致，门生或有言：‘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岂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唯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被驱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归，盖以文康公为戒，且践畴昔之言也。”欧阳修的回答，可谓字字掷地有声。老实说，该退则退，恋栈何必，晚节不全，一生英名都玩完的话，那倒更不划算了。
通过《清波杂志》这则小故事，使我们从古代文人的长长短短中多少得到一点启发，也算有所裨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