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的欧阳修给梅圣俞一封信中的话：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欧阳修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奖掖后进、拔擢新人的古今典范之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会从心底里涌上来这份善意和雅量，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新生代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中这一个“胜”字，让“蓝”比较伤脑筋，也就注定了两者矛盾的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人和人相见，拥抱是感情的流露，也是社交礼节。如果拥抱不足以表达热烈的话，还可以贴之以脸，甚至于接之以吻，都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怪了，我们好像从未见过西方的文学大师们相互拥抱的留影。究其根本，恐怕是因为文人身上的磁场相互颉颃，很难交融。所以，文人与文人，表面应酬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总是相拒绝、相排斥，而不是相吸引、相亲和的。
在我们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经过五千年的发酵，更为悠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所以，文坛之上，掐和咬者多，帮和扶者少，乃司空见惯之事；文人之间，离死亡越近者，对离死亡尚远者，之嫉恨倾轧，之排斥压制，也不必觉得大惊小怪，匪夷所思。因此，破土而出的文学后生，要想指望大师“避路”，要想等待大师“放一头地”，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宋代苏轼碰上宋代的欧阳修，会有这样的幸运；当代的苏轼碰上当代的欧阳修，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口从民国的四亿五千万发展到共和国的近十四亿，国土面积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过高的人口密度，过重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粥少僧多或狼多肉少的生存状态，使得大师们既不敢大意，也无法大度。若是谁高风亮节地“避路”了，也就等于从此一切都没有了；若是谁德高望重地“放一头地”，也就等于从此再无立足之地了。
因此，任何一位当代大师，要想在他的佛龛里坐得长久，坐得稳当，最佳之计就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最好不要出现许多同类项。为了保持这种“蝎子尾巴独一份”的绝对优势，第一种方法，满面笑容，慈祥亲切，作弥勒佛式的宽宏大度状，表示提携，但绝不腾位，绝不挪窝，绝不“避路”；第二种方法，一脸铁青，两眼冒火，作灶王爷式的找茬挑刺状，这也不够，那也不足，条件尚未成熟，交班哪有可能，岂可随随便便“放一头地”？！
现实就是这样功利，这样严峻，或者，还可以说，就是这样残酷。丸子只有一个，给了你，就没有他的，给了他，就没有你的。一句话，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之故。
人多以后，毫无疑问，作家自然跟着多，诗人自然也跟着多，而附着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评论家，便特别地繁荣昌盛起来。记得20世纪30年代，五四新文学发轫以后的第一个繁荣期，作家诗人加在一起，也就三位数的样子，评论家充其量两位数就打住了。文学环境也要讲究和谐，也要维系生态平衡，犹如自然界花的数量和蜂的数量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花很多，蜂很少，不好；同样，花很少，却有太多的蜂在那里嗡嗡不停，也是不好的。
可是，你不让他嗡，行吗？为什么许你嗡，不许我嗡？于是，作家也嗡，诗人也嗡，领导也嗡，民众也嗡，平面媒体嗡不上去，在网络上嗡，在博客里嗡，嗡了半天，总体水平也未超过《红楼梦》里薛蟠薛大爷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儿”。然而，一部中国的文人相轻史，随着总人口的增加，文人队伍的扩大超编，也就愈嗡愈烈了。
试想一下，《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那位英国人和他的奴仆礼拜五，生活在荒岛上，这两个人必须相依为命，甚至亲密无间。在椰林下，在沙滩上，远眺碧蓝的大海，享受和煦的阳光，没有塞车之虞，没有按揭之苦，没有甲醛之害，没有沙尘暴之侵袭，该是多么惬意和自在啊！但是如果一万个鲁滨孙和一万个礼拜五挤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估计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还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位小说作家，那可是太清静了。没有任何嗡的声音，老实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嗡，他住在承德行宫的烟雨楼里，无干无扰，有吃有喝，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从事文学创作。这让那些关在牛棚、拘在干校里的同行，羡慕得眼珠都绿了。当然，来自农村、热爱土地的浩然先生，未必追求这种优渥的生活，未必热衷这份尊崇的待遇，然而，千顷地，一棵苗，中国文学的香火，当时确实就系于他一人之身，也就由不得他不让别人把他像菩萨似的供起来。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能找出一万个与浩然先生创作水平相当，甚至还要超过的小说家。一与一万相比，意味着什么呢？银行票子发多了，就不值钱了，作家诗人太多了，就贬值，也就不好抱怨什么了。
比起《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没有礼拜五陪同的浩然先生，更为自在惬意。在烟雨楼里，奋笔直书他的名著《西沙之战》。那时，举国上下无人写小说，赤县神州无人读小说，当这部急就章在《人民日报》初刊登出来时，立刻不胫而走，顿时纸贵洛阳。虽然后来连作家自己对这种一句一行、一行一段的写法也不以为然了，但为什么当时却视若瓌宝、誉满中华呢？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如今，中国年产长篇小说一千到一千五百部，当之无愧是“小说制造大国”。然而，中国人却不大阅读小说。因为普通的小说太多，精粹的小说太少，而要想从不值得费眼睛的一千四百九十部小说之外，找到十部值得拿起来聚精会神一读的小说，实在不堪其苦，于是，只好放弃。
“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三红一创”等不足百部长篇小说，大家抢着看。“文革”期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等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家必须看。时下的这种小说高产状态，正应了“谷贱伤农”的古训，倒无人问津了。熬灯费油，绞尽脑汁，辛辛苦苦几十万字陈列在新华书店的货架上，能进入购书者的眼帘，付之一瞥的机会，不过是一千分之一或一千五百分之一。若是不大张旗鼓炒作，若是不拜托名流嗡嗡，绝大部分作品，逃脱不了“泥牛人海”的下场。
这一切，说了归齐，都是多之患。长篇小说丰收之日，也是长篇小说作家郁闷之时。事实上，即使那些名家大腕的书，也只是以码洋的意义堆存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货呢，当然也就顾不上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古人欧阳修能说得出，做得到“避路”，而今人，那些德高望重的扛鼎之辈，那些红得发紫的栋梁之才，为什么却说不出，做不到“放他出一头地”呢？就在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丰收成灾上。
欧阳修那时，人口不若后来之多。因此，第一，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天地很宽阔，每个人有其足够的展现空间；第二，他也不怕“放虎归山”，回过头来咬死自己。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毫不在乎这种文学上的竞争。这就使他从容得多，潇洒得多，为苏东坡的生长、发展、成熟、前进，可以做到他所能做到的一切。
据史料，北宋王朝的总人口，以1080年（神宗元丰三年）为例，才三千三百万，以1110年（徽宗大观四年）为例，也不过四千六百七十三万。虽然那时的国土面积约等于当代中国版图的二分之一，甚或不到。即使将如今的十四亿除以二，宋代的人口密度也只有现在的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因此，负有发现人才使命的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全国会试中崭露头角，表示出莫大的欣喜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书》）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的欧阳修受命主持这届会试，梅圣俞也是考官之一。时间为公元1057年（仁宗嘉祐二年），地点为当时的首都开封。苏轼、苏辙兄弟，一举中的，双双上榜。消息传到宫里，皇太后都向宋仁宗祝贺其得人之盛。
欧阳修所以连呼“快哉，快哉”，其间还有一段隐情。苏轼的考卷，显然先由梅圣俞阅核，拟为第一。宋陈善《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欧阳修在最后圈定时，留了一个心眼。因为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实在精彩，但他生怕这份糊名的卷子，会不会为其门生曾巩所作？因之不禁踌躇，身为总主考官的他，居然高中了自己的门生，居然还让他名列榜首，倘如此，必定要遭人物议，难免要被那些爱嚼蛆的家伙们拿来说事。
于是，大笔一挥，将此卷改判第二。结果，一发榜，不是曾巩，乃是名字相当陌生的眉山苏轼，令他大喜过望。由不得感慨系之，庆幸国之得人。“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欧阳文忠公文集》）
更有趣的是，试后，苏轼谢师，拜谒梅圣俞。“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载：“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幕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那年，苏轼才二十岁，而欧阳修五十岁，梅圣俞五十五岁，这些近乎父执之辈的文学大师，对苏轼杜撰之典故，毫不觉得有什么差错，一笑了之。古人之厚道，之宽容，之海量，之理解，着实令人敬佩。如果落在那些“魑魅喜人过”者的手里，还不得大做文章，以逞己能，而大嗡特嗡。
现在回头去看一千年前的宋朝，经过五代十国的相互残杀，狼烟四起，兵匪肆虐，天下大乱，终于得以弭平战祸，政治清明，休养生息，民生安宁。也许那时的文学大师们，处于辽阔宏大的日月天地之间，心胸要自由开阔许多，处于疏朗宽松的人际环境之中，襟怀也就要坦荡赤诚一些。因此：
一、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这种新人辈出的大好形势；
二、他们自身的实力足够强，能够坦然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
三、他们不是唯恐别人超过，为使华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永续长存，他们愿作推手，甘当人梯，作促进派，开展良性竞争。
由于梅圣俞的竭力推荐，欧阳修的欣然相应，遂有了这段推诚相与的佳话。
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欧阳修所起到过的拨乱反正作用与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差不多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这样评价他：“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由于他任过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政治上的优势，由于他的文学创作上的超常成就，由于他倡导的平实文风，由于他不遗余力拔擢后进、让贤避路、甘为人梯的精神，使得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才华之士，得以脱颖而出，这恐怕是北宋文学得以辉煌的原因之一。
所以，嘉祐二年的这次会试，对于宋代文风的扭转纠偏，影响至大。
苏轼是这样评价欧阳修此次文学革命的：
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谢欧阳内翰书》）
这次会试，因为举子中精于时文者被黜，勤于古文者入闱，还引发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潮。那时倒没有游行示威一说，但跑到贡院门口聚众闹事者有之，鼓噪不公者有之，弄得执政当局穷于应对，难以平息。后来，当历史掀过这一页，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其《先公传略》中，还特别提及此次考试风波：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而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欧阳修坚持主见，绝不退让，就因为他看到，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为五代十国的半个世纪，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056年，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近一个世纪，大约持续一百五十多年，这是中国文人交了白卷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佝偻病和软骨症的时代。若不改弦更张，恐怕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近人钱锺书先生在谈到唐宋两代文人的传承衔接时，有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见解。他说：“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宋诗选注》）
自古以来，大师级的文人，导引着文学潮流，左右着文学运动，非大师级的文人，只能为文学潮流所导引，被文学运动所左右。绝大多数的文人，像候鸟一样，说飞，一窝蜂地朝同一目的地飞去；说落，一股脑儿地向同一栖息地扎下。爱随大流，爱赶风头，爱凑热闹，爱追时尚，成为血液里流动着的基因。这种胎里带的习性，也就注定了这些文人的命运。大多数人怎么活，他就怎么活，大多数人怎么死，他也不能不同样地死去。
回过头去看前些年，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起步以后，没有人喊立正看齐，没有人发号施令，然而，你简直想不到，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评论家也好，文学编辑也好，如同列兵那样，一二一，齐步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多数人怎么写，他几乎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地，踩着大多数人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写去。
看一个作家，便知道全部作家，读一篇作品，便知道全部作品。伤痕文学流行，每个人都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反思文学兴起，每个人都目光如炬，眉头紧锁；新潮文学登场，每个人都言必拉美，屁皆洋味；等到裤裆文学泛滥，每个人都聚焦脐下，性腺贲张。
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便是放在一代一代文人面前的考卷，看你怎么来交一个完美的答案。现在来评价五代十国，加上宋初的一百五十年间的中国文人，便是集体缺席，或是集体失语于那个历史转型期的大时代了。
从五代的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男欢女爱、醉生梦死的《花间集》，到宋初的无病呻吟、空洞苍白、华而不实、文字游戏的《西昆酬唱集》，文学这条路，便越走越萎靡，越走越狭窄，越走越无聊，也就越走越不通。既然盛唐已是大家跨不过去的巅峰，而且上帝也没有给我们力量来超越，那还折腾个啥呢？何不就在谷底的泥淖里，沉沦也好，沉溺也好，沉没也好，自得其乐呢？
这就是宋人韩琦所说的“自唐室之衰，文体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的可悲状况了。欧阳修改革文风的意义，就在于他重新振作宋代文学史的崭新一页。“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
从他“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的知人识人，从他不畏“怨仇纷纭，文格终以复古”的拨乱反正，从他“天资不群，光辉古今，左右典坟”的高超成就，从他“平生笃于朋友，襟怀洞然，无有城府”的真诚性格，从他“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的抗争精神，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文坛领袖，他既然要“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为苏轼推开未来之门，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年轻人，只有这样被前辈呵护，才能突飞猛进，前程似锦。
欧阳修和那些端着大师的架子，目空一切；拿起前辈的派头，摈斥后进；横挑鼻子竖挑眼，面目可憎；霸着茅房不拉屎，尸位素餐的文坛大腕是绝对不同的。这班人，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更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惟以一己之私而权利害。说白了，不过是加引号的“大师”而已。
中国当代文学所以出现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文学运动前后承接、上下相继的转型期中，尚未出现登高一呼、力挽狂澜的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改革文风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就设想到这样一种败家子的后果：“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我们从宋代这位文学改革家身上学习到什么呢？他相信后生可畏，相信新陈代谢，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相信世间万物无不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运动形式在发展着，变化着，这才使他敢于承认现实，能够放下身段，坦然平视后辈，感到自己不足，甚至“不觉汗出”。同时，对这种新人涌现的文学现状，为之欣慰，为之喝彩，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大呼“快哉，快哉”。这等言，这等行，绝非那些狗肚鸡肠者说得出做得到的。
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旧闻》里提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一席他与儿子的私下谈话，哪怕是千年以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赏识和关爱。
除了老绝户，没有人不期待后来居上的。一个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