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经验归纳法
A。问卷调查法
笔者在对大量文献研读和一定的实地调研基础上，尝试提出系列命题或假设，然后设计调查问卷，并进行发放、回收和统计分析，以初步验证假设，并引申出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问卷调研的重点放在：家族企业如何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融合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其目的是判断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设的过程中，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中的功能作用，探讨家族企业成长的资源约束条件。至于家族企业融合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过程，要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研究殊非易事，笔者只是在剖析家族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合社会网络资本的同时，结合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B。个案访谈和深度观察
家族企业及其管理运作有些复杂微妙之处，靠问卷调研获得的信息也不一定是完备和准确的。不深入到企业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笔者与几个家族企业有5年以上的紧密联系，为他们做过咨询业务。另曾到40家以上的私营家族企业做过调研和深度访谈，并在不同场合同数十位私营家族企业主做过交谈。这些了解程度不同的个案分析对本课题的研究十分有益。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家族企业如此普遍存在，但很多家族企业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企业是家族企业，或者说不喜欢别人把他的企业看成是家族企业。对这些企业主访谈时，直接问他的企业是不是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在企业里担任哪些职务都可能引起对方的不快。因此，访谈时需掌握一些技巧。但是，这样做又会影响到对一些问题的深度考察。这个矛盾影响着学术观察的客观性。
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个案访谈，都使笔者感到对家族企业的深入研究是极为困难的。调查问卷设计采取现状调查和意愿探问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封闭或半封闭的不定项选择，请私营企业主本人根据企业内部管理模式、股权与控制权的分配、融资活动，人才聘用与激励—约束机制、对社会信任结构的看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亲自填写。囿于时间和实际调研难度的限制，问卷主要的发放地点集中在潮汕地区（主要是潮州和汕头）、珠三角地区（主要是广州和深圳）、浙江、福建、湖北等私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迄今为止，共发放问卷136份，回收108份，回收率为79.41%；有效问卷106份，有效率为98.15%。
问卷调研和个案访谈工作本身说明私营企业主对外人了解其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人员聘用、资金来源、产权分配等状况讳莫如深。大多数的问卷都是通过笔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给比较熟悉的私营企业主发放的，并再三说明这次问卷调查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研究者将对了解到的所有情况进行严格保密，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他们的顾忌和疑虑。但即便如此，我们的回收率还是不到80%。尤其是在私营企业遍布的潮州市庵埠镇，我们总共发放了19份问卷，却只回收了1份。而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将“贵公司的资产额”一栏空下未填的共34份，占全部106份有效问卷的32.08%；将“贵公司的主要产品”一栏空下的有14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13.21%；将“贵公司的法人代表”一栏空下的有18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16.98%；将“贵公司的员工人数”一栏空下的有16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15.09%；将资产额、员工人数、主要产品和公司法人代表4栏中任意空下2栏的有22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20.75%；将以上4栏全部空下的有14份，占全部有效问卷的13.21%。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私营企业对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有些栏目并未得到全面的回答，同时也发现笔者与研究助手设计的问卷也有很多不足。这些都使本项目的研究带有很大的缺陷。
C。利用全国的统计资料和他人的调研报告
笔者的问卷调研和个案访谈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利用《私营经济年鉴》及其他学者所做的有关地区的调研报告，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等资料得以弥补。这些调研报告的着眼点大多基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宏观角度分析的多，内部运作的调研数据不足。这是今后调研中要克服的重要缺陷。
1.3.2 学科渗透法
正如克林·盖尔西克等所言：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是一个需要运用所有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丰富传统的领域。对家族企业稍做审视，就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对于中国当代的家族企业而言，它一方面植根于社会文化历史悠久、非正式制度规则积累深厚的民族土壤中，另一方面又是全球现代化过程中和中国社会转轨状态中的一种重要的企业形态。因此，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探讨家族企业是无法把握家族企业全貌的，必须恰当运用当代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家族企业，会更多地运用企业理论，探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家族企业融合金融和人力资本的过程，并探明家族企业资本构成的变化及其所导致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从管理学的角度，笔者将更多地运用华人企业组织行为学的概念探讨华人家族企业主与部属之间的互动行为模式，揭示其组织行为中的泛家族化管理特征及其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从社会学的角度，笔者将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注重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角度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家族企业融资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主与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网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网络、家族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网络等三个关系层面探讨家族企业的成长。
上述三个角度并不是绝然分离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同一个实体——家族企业。而且，华人家族企业的文化特性十分明显，上述每一个角度都不能离开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因为，积累深厚的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有着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
显然，将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对家族企业进行研究，是课题探讨不可回避的综合研究方法。这固然可以在宽广的视野中对家族企业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研讨，但失之宽泛与笼统也是在所难免。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肯放弃从学科交叉渗透中来钻研家族企业的努力。
1.3.3 比较研究法
家族企业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企业形态，而是世界各国普遍的企业现象。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和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演变为研究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这是通过横向进行比较。横向比较研究可以更多地了解社会网络资本、文化资本和信任资源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华人社会是一个关系导向特别重的社会，华人传统文化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也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取向有重大区别，中国传统中的伦理信任资源积累深厚，而制度信任资源积累不足，这些都对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产生重大影响。另外，对中国自洋务运动前后直至现代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纵向比较分析，用历史做一面镜子，有助于对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理解。纵向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家族企业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不同的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