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 “《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
刘梦溪先生还引用了一段脂砚斋批语：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殳荑斩伐，如草木焉。”“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叠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他又指出： “批者引虞子山《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
对于刘梦溪先生的观点，笔者是完全同意的。其实，作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很明显的，如在第六十三回，宝玉说： “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这段话除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
索隐派所以产生，正是因他们清楚看到小说里头的反清语言。如潘重规在《红楼梦新解·红楼梦答问》中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小说中确有反清思明的倾向。例如，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文字狱殷宝山案即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红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诛”。而《红楼梦》通篇强调爱红，如怡红院、悼红轩等。又如徐述夔案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杀头抄家，而《红楼梦》十九回却故意不说“大学”而谓“除了明明德外就没书了”，又特意说“树倒猢狲散”，分明以“猢”暗示胡人。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考证考出七十八回用力写衡王及林四娘死难之事，真正背景可能是抗清而不是打流寇。众多学者了解到《红楼梦》隐隐约约地存在悼明反清思想。
但是，仅仅停留在对只字片语的理解上，还不能说明作品的主题思想就是民族主义，而只能说明作品流露了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必须对作品的民族主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清初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民族主义作品，如《说岳》、《杨家将》、《桃花扇》、《长生殿》等。《红楼梦》的诞生，距这些作品问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雍正六年（1728年）还发生了著名的“吕留良案”。雍正为此专门颁布了《大义觉迷录》，反驳华夷有别论。这说明《红楼梦》诞生的年代，民族矛盾仍然是十分尖锐的。
据脂批透露，对《石头记》进行“披阅增删”开始于1744年，亦即明亡一百年。这不是巧合。第一回有一脂批曰：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介乎？”“武穆之二帝”正是岳飞“靖康耻，尤未雪”的遗恨。这一批语与上面“孙策以天下为三分”的脂批，反映了当时亡国之痛还没有被遗忘，说明《红楼梦》与《说岳》、《杨家将》、《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因此，《红楼梦》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可能的。
一、 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
作品具有强烈的反理学思想。主人公声称，除四书以外，别的书都应该焚了。薛宝钗说他把朱子也看虚了。所以四书之外的书，主要指朱熹的著作。因此，要理解作品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
反朱子理学，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如谢济世曾注《大学》，雍正七年以诽谤程朱罪迫害他。颜元批判程朱理学，自称是“冒死言之”。可见反朱子理学是要杀头的。而清初却产生了以批判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被顾炎武称为“拨乱反正”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
有人认为，清初“民主主义”思想是明清之际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是，它为什么出现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清初，而不是出现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康乾时期？为什么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为什么随着清初反清斗争转入低潮，清初的民主主义也随之成为过去？可见清初的“民主主义”仅仅用资本主义萌芽来解释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民族矛盾的激化来理解。
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对程朱理学的猛烈抨击，是由救亡复国运动推动的。
一方面，程朱理学空谈心性，是一种“误人才，败天下事”、亡国亡天下的学说。颜元指出： “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习斋年谱》卷下），明确地把程朱理学看作亡国的罪魁祸首。它“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颜元语），“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民族危亡关头束手无策，对救亡复国毫无用处。
与朱熹同时的思想家陈亮，为了实现抗金中兴的目标，就批判了程朱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对民族危机麻木不仁的学风。他指出： 程朱理学偷窃佛教的学说，教人轻视事功，是中国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习学记言》卷五十）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了“务实”的口号，把“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认为“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就是英雄。可见颜元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学风的批判，与陈亮是一致的，具有强烈的救亡目的。
由于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是导致民族危亡的原因之一，因此，清初爱国思想家对程朱理学痛恨之极，必欲除之而后快。清初反清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也从救亡复国的目的出发，提倡经世致用和“明道救世”，号召人们学习对救亡复国有用的知识，抛弃空谈心性的程朱理学，拯救民族危亡。
另一方面，清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奉为正统，用“君为臣纲”等封建思想来禁锢人民的反抗意志，程朱理学成了维护清朝统治的思想工具。因此，清初反清的思想家对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为反清提供思想武器。
例如黄宗羲的《原君》，揭露了皇帝的强盗本质，得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猛烈抨击“君为臣纲”思想，批判“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小儒”，称赞武王伐纣的精神，其目的是宣传反抗有理思想，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清朝的统治。
又如唐甄在《室语》中指出，皇帝实是“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贼，从而得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结论。文章历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屠城的暴行，矛头直指制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惨剧的满族贵族，并且表达了“吾不忍为之臣也”的反抗思想。因此唐甄《室语》中的反清思想，与黄宗羲的《原君》是完全一致的。
理解了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我们就能理解作品强烈的反理学倾向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红楼梦》的反理学思想，与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 对君权的批判。作品借贾雨村之口，把唐明皇等封建帝王看作与优伶一样的常人，这是与黄宗羲、顾炎武关于皇帝只是级别最高的官僚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天子”的观点是一致的。作品中关于“成则王侯败则贼”的议论，也是与唐甄关于“凡为帝王皆贼也”的思想是一致的。再往前追溯，“成则王侯败则贼”这个命题曾被元代爱国思想家邓牧用来反对元朝统治者。书中的“群芳髓”一词，脱胎于黄宗羲关于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的思想。这些都反映了作品与清初反清思想的内在联系。
2. 对程朱理学空谈误国的批判。贾宝玉关于“文死谏、武死战”是文武大臣的“疏谋少略”，误国误己；死名死节，“何如不死的好”的言论，就是对空谈误国的程朱理学的批判，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救亡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可见作品的反理学思想与反清思想是一致的，是民族主义的反映。
二、 贾宝玉不仕清的立场
要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必须理解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清初爱国思想家把仕清看作没有民族气节的表现。如顾炎武斥仕清者为“狐鼠”。而贾宝玉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是对仕清者的鄙视，与顾炎武斥仕清者为“狐鼠”是一个意思。因此，作者塑造的贾宝玉，是一位坚持不仕清立场的民族主义者。
首先，他把热心功名者称为“禄蠹”和“国贼禄鬼”，说明他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而不是由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其次，从他把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称为中华之患来推断，他是汉族贵族青年，而且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因此，他拒绝走仕途经济道路，是一种不仕清的立场，而不仅仅像陶潜一样，是对政治现实的不满。第三，符合他的其他性格特征和作者的暗示。前面已经指出，作品里的人名、地名多有隐寓。作为主人公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名字和字号，不可能没有隐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前世今生的名字、住所，都与红色和石头有关，如“怡红公子”、“赤瑕宫”、“绛洞公子”、“怡红院”、“绛珠仙子”等等。而红色映射民族主义，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是要杀头的。如前面提到的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殷宝山案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红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诛”。又如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剖棺戮尸，等等。可见红色是犯禁的。而玉（石）代表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书中林黛玉就说： “至坚者玉”。因此，红色和石头代表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作品的后四十回，一直被看作续作，其思想性、艺术性一直受到诟病，乃至完全否定与前八十回的联系。其实，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对于理解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是很重要的。
如作者写道： “圣上”听了贾宝玉的事情后，旨意说，“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 贾宝玉出家不是由于“悟仙缘”，而是不愿当官；二是： 贾宝玉不愿当官，是不愿当清朝的官，即不仕清。圣朝即清朝，“不敢受圣朝的爵位”即不受清朝的爵位。因此这段话暗示贾宝玉不做官是因为不仕清的民族主义立场。“离尘歌”暗示了贾宝玉离家出走后的志向。前面已经指出，“大荒”即满族贵族的发祥地。因此“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就有深刻的含义。它的意思是： 尽管把满族贵族赶回老家“大荒山”去的道路很漫长遥远，但我矢志不渝，决不放弃。因此“离尘歌”表达了与顾炎武《精卫》一诗相同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作品描写贾宝玉出家时的情景也有象征意义。宝玉向贾政辞别时身上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表明了不忘故国的志向。
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把后四十回斥为伪续而置之不理。俞平伯先生不但于1985年发出“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的感叹，更是在临终时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的遗言。可见后四十回值得进一步探讨。由于贾宝玉坚持民族主义立场，拒绝读书考功名，这就与封建家庭形成尖锐冲突。封建家长为了达到引导、迫使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这个目的，迫害晴雯、司棋、林黛玉等被认为影响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选择了经常规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的薛宝钗。因此，贾宝玉与封建家庭在走仕途经济道路问题上的冲突是故事的主线和悲剧性冲突，而这一冲突的本质是民族立场的冲突。所以说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民族主义。
三、 补天的含义
脂批说“无材补天”是“书之本旨”。因此理解“补天”的含义是十分重要的。
书中的“嘲顽石诗”云：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其意思是说： 顽石经历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后，又再次进入荒唐的世界演绎“大荒”的故事。“补天”的故事发生在“大荒”的故事之前。《山海经·大荒北经》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肃慎氏即满族人的祖先。因此，“演大荒”是指演绎清朝的故事。而顽石“演大荒”之前所经历的“女娲补天”的故事就应该发生在明清之际。
清初爱国思想家都把明朝灭亡比如为“天崩地解”。如黄宗羲指出： 明人讲学，“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危亡。
在前面引用的“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的脂批中，也把明朝灭亡比如为“天崩地解”。在作品的“芦雪广即景联句”中，“鳌愁坤轴陷”与“山岳崩颓”和“天崩地解”是一个意思。“坤轴陷”与“女娲补天”出自同一典故。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者是把明朝灭亡比喻为“天崩地解”，“补天”就是指挽救民族危亡。“无材补天”的惭恨就是亡国惭恨，亦即脂批所谓“武穆之二帝”之恨。
四、 贾府破败的意义
一般认为，贾府的腐败和破败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贾府是什么民族没有关系。但是，作品不仅暗示它是汉族贵族家庭，还可能是明亡后投降清朝的原明朝皇族。
在“护官符”里，隐藏着贾府的真正面目。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是暗示贾府是真正的王府。“贾不假”是说“贾”不是假的，而是真的。汉乐府《相逢行》里说： “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金作马即金马，汉宫门名。这里说贾府以金马为门，以白玉为堂，暗指贾府是真正的王府。
因此，贾府可能是明亡后投降清朝的原明皇族，作者（顽石）就是明皇族后裔。林黛玉外号“潇湘妃子”，暗示她是一位“王妃”，因为贾宝玉也算是明朝的亡国“王子”。自称为“畸笏”的批书人，可能是明朝贵族的后裔。因为“笏”在清朝已经不用。“畸”是零星、剩余的意思，“畸笏”即珍藏着祖上遗留下来的笏板的人，一个不忘故国的人。
由此可见，描写贾府破败不是要反映封建社会腐败和灭亡的趋势，而是要抒发亡国痛楚。作者把到贾府抄家的人称为“穿靴戴帽的强盗”，也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压迫的否定态度。
在当时，因触犯文字狱被抄家的不计其数，如查嗣庭案。而书中又有贾政出题“惟士为能”的情节，很显然是隐射查嗣庭案。因为“惟士”与查嗣庭案中的“维民所止”都可以理解为雍王（正）去头。脂批曰： “俺先姐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也就是说，元春是贾府的保护伞。元春死后，使贾府失去了依靠，以至破败。因此贾府破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利斗争的结果，与封建社会的灭亡趋势没有什么关系。由于作者暗示贾府是汉族贵族家庭，因此它的破败很可能是反映民族压迫。可能是由于贾府被抄败的结局过于敏感，所以才没有流传下来。
五、 “末世”的含义
一般认为，作者把当时社会称为“末世”，是已经预感到封建社会即将灭亡。“末世”是指封建社会的末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作品诞生的年代，尽管世界上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但在中国，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不可能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交锋。比《红楼梦》的诞生晚了近一百年的龚自珍，也仅仅是地主阶级的改革家，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已进入“衰世”，不改革就灭亡。但他的改革，是要回到三代去，要复古。而他的思想，竟然一直影响到清光绪年间。梁启超曾经说过：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可见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之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因此认为“末世”一词是作者已经预感到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
那么“末世”、“补天”等词表达了什么思想内容？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描述。
在我国历史上，“盛世”是指繁荣稳定时期，“末世”指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时期，是即将改朝换代的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总是粉饰太平，把自己的统治时期称为“盛世”。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一种政治宣传。与之相反，抱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为了达到反清目的，把当时的社会称为“末世”。如孔尚任说，他创作《桃花扇》的目的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唐甄也说： “末世学者不纯”。明遗民毛先舒在《与洪昇书》中也说： “末世风气险薄”。《红楼梦》诞生的时间及时代背景与他们的活动时间及时代背景差不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红楼梦》里的“末世”一词的含意与他们的意思相同，是对清王朝及所谓的“康乾盛世”的批判和否定。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当然，作品的民族主义还不止这些，但足于使我们认定它是一部民族主义作品。沿着这个方向，将解开《红楼梦》的全部秘密，实现刘梦溪先生的“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预言。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胡适的观点，认为曹雪芹是作者，所以否定作品的反清思想。结果把红学带进了百年不复的泥潭不能自拔。俞平伯先生于1985年5月在其《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说： 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了什么？
俞平伯先生的这段话，是他一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觉醒。我们有什么理由重蹈前辈的覆辙，沿着错误的方向继续前进呢？
说到底，认为曹雪芹是作者，仅仅是猜测而已，不能作为否定作品民族主义的理由。同样道理，认为后四十回是伪作，也仅仅是猜测而已，不能成为否定后四十回中的民族主义的理由。红学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对作品进行分析，而不能继续作漫无边际的索隐和缺乏依据的、矛盾百出的考证。还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话： 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了什么？
刘梦溪先生预言： “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红火。”
红学是应该走上科学研究道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