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情况下，善意的谎言同样美丽，因为它源于我们的善良和友好。
谎言，在人际交往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宣称自己从来不说谎，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话，当我们得知亲人病重，当我们获知朋友遭难，我们就时常会说一些与实际情形完全不符的谎话。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不说谎的人。许多谎话在形式上与人际间真诚相处的原则不相一致，但在本质上却吻合于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人都不希望被否定，人都希望猜测中的坏消息最终是假的。为了人们许多合理的愿望暂时不至于落空，谎言就开始发挥作用。
美国人霍特一生耿直，憎恶在人际交往中有任何作假。为此，他在50年生命旅途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终于有所顿悟，他痛苦地发现，自己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人，连妻子和儿女也离他远去。霍特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日记上，念给自己听，霍特这样说道：“我到今天才相信，人与人相处没有绝对的诚实，有时候，适当的假话和假象更能促进友谊和爱情。”
霍特的遭遇是人类交际上的一个缩影。我们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但发现坦诚会使人在许多时候碰得头破血流。坦诚有时会让人们的关系僵化，相反，善意的谎言却能滋润人们的关系，甚至还可以搭救性命。
刘元的一位朋友，是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一天他们正在一起吃晚饭，朋友的电话突然响了，原来是值班医生说刚刚送进来一个重病人。刘元的医生朋友二话没说，放下筷子就跑了出去，刘元也随他一同赶到医院。
来到医院见到伤者，刘元被吓了一跳，伤者膝盖以下几乎体无完肤，且全身是血，不时发出令人惊恐的喊叫声。伤者的意识模糊、眼神呆滞，好像快要死了，刘元见到他的样子，觉得救治的希望很小，心里想：“这个人还能救活吗？”不料，刘元的这位医生朋友这时打了伤者一巴掌，大声喝道：“坚强一点！这点伤算得了什么！我马上就会把你治好的，你一定要撑下去。”
医护人员立即将伤者抬到了手术室，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刘元的朋友从手术室走了出来。刘元便问他：“你见到伤者时，真的以为这样的伤算不了什么吗？”朋友回答说：“当时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糟了，他恐怕是没救了’，因为大量出血，腰也扭断了。”“那么你不是在说谎吗？”“是啊，医生是不应该说谎的，但有时却不得不如此，我也感到很为难。”刘元的朋友接着告诉他，“我认为说谎是成为名医的条件之一，像刚才的情形，如果我老实说‘哇，这么重的伤，一定没有救了’，他大概会当场死去。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为了伤者好，所以医生为了治患者的病不得不说谎。”第二天，刘元打电话向他询问伤者的情形，幸运的是伤者逃过了死亡这一关。如果按常理看医生的说谎，显然委屈了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说谎反而于事有益。
其实，真正能说好假话并不比说真话容易，首先我们应当消除对谎言的偏见和罪恶感，这样我们才能把善意的谎言说好。说善意的谎言有两条规则：
其一，善意的谎言是无法真实时的一种真实。当我们无法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时，我们就选择一种模糊不清的语言来表达。当一位女友穿着新买的时装，问我们是否漂亮，而我们觉得实在难看时，我们便开始用模糊的语言，回答说：“还好。”“还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不太好或是还可以？这就是善意的谎言中的真实，它区别于违心而发的奉承和谄媚。
其二，合情合理。这是善意的谎言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许多善意的谎言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但因为它合乎情理，因而也同样能体现我们的善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不久将要死去，丈夫为之极感颓丧。他应该让妻子知道病情吗？大多数专家认为：丈夫不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也不应该向她流露痛苦的表情，以增加她的负担，应该使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尽可能快活。当一位丈夫忍受着即将到来的永别时，他那与实情不符的安慰反而会带给妻子许多欣慰。再比如，当我们应邀去参加庆祝活动前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必须把悲伤和恼怒掩饰起来，带着笑意投入欢乐的场合。这种掩饰是为了礼仪需要，怎能加以指责呢？有时候，我们说假话是为了摆脱令人不快的困境。例如，美国曾经就一项新法案征求意见，有关人员质问罗斯福：“你赞成那条新法案吗？”罗斯福说：“我的朋友中，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工作人员追问罗斯福：“我问的是你。”罗斯福说：“我赞成我的朋友们。”
当我们按照上述两条规则去说善意的谎言，那么它同样会给我们带来非凡的魅力。只要我们心存真实，把善意的谎言作为交际的一种策略，那么这谎言就是美丽的谎言。这同丑恶的假话，同以不可告人的目的编造的假话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