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实现形式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路径选择上。自从实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以来，人们就不断地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着眼于搞活单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向着眼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期间经历了几次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重大转变。
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演变的几个历史阶段
1.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的改革初始阶段。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次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应该大力精简各级行政机构，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根据这一精神，各地先后进行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效果。1979年5月，中央确定首都钢铁公司、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国有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此后，放权让利的改革很快在全国展开，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有4 200家，到1980年6月，试点企业扩大到6 000多家，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26%。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以后，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营自主权有了明显的扩大，企业实行全额利润留成，把企业按1978年工资总额提取的职工福利费、奖金、企业基金及国家拨付的科研和职工培训费，加上一定数额的新产品试制费，与1978年企业实现的利润挂钩，换算出企业留成比例，该比例原则上三年不变。企业的利润留成用于建立企业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1980年，又把企业的利润全额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在增长利润中，企业留成利润占40%，国家得60%。同时，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以及企业提取折旧基金的比例，折旧基金的30%上缴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在企业间有偿调剂使用，70%留给企业。1981年9月，国家发布了《关于实行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的中心内容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通过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建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明确国家和企业及职工的责、权、利关系，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实行经济责任制之后，国家对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企业，分别采取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四种管理体制。
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企业可以保留利润留成，其目的是鼓励企业增创利润。这个制度的实行促进了企业完成计划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增强了自我发展意识和赢利意识。但是，获取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处于市场价格体系的引导之下和有效的产权约束、市场约束之中，再加上宏观体制不配套，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与国家讨价还价、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计划和财政上缴等问题，导致经济秩序发生混乱，并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从而被迫停止放权让利，继而实行利改税政策。
2.以利改税为主的第二阶段。
1983年4月，我国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利改税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来稳定和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提高企业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第一步利改税实行税利并存制度，企业利润先上缴所得税和地方税，剩余部分采取多种方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第二步利改税是由税利并存向完全的以税代利方向发展。企业按11个税种向国家纳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国有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后，再视企业不同情况，一户一率对企业征收调节税。小型企业应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少数特殊企业或行业仍然实行多种形式的利润包干或利润分成制度。为了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1984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即“扩权十条”，规定：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国家统配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制定、物资选购、资金合作、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劳动、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1985年，国家又赋予企业技术进步，多种经营、跨行业、跨地区、跨城乡横向经济联合等权力。
利改税的主要思想是，企业的独立经营必须在稳定的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下进行，并认为应缴税款固定下来以后，税后利润归企业所有，利润就能反映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进而国家从生产经营、产品销售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希望通过利改税的改革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克服企业和职工向国家争利的现象。虽然利改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矛盾，但由于体制改革不配套，缺乏平等的竞争环境，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了企业投资的“大锅饭”现象，造成信贷膨胀，并造成税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失灵，无法消除“鞭打快牛”的现象。3.拨改贷阶段的创新和局限。
在扩大国有企业对资产经营的自主权的同时，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与增量资产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国家向国有企业开征固定资产税，并将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存量和增量都实行有偿使用的制度。在企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979年起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开始实行“拨改贷”，到1985年国家对所有具有偿还能力的建设项目全部实行“拨改贷”。1988年国家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拨改贷”改变为基本建设基金贷款。在企业的流动资金供求方面，从1983年起国有企业流动资金作为自有流动资金不再增拨，不足部分由银行提供贷款。对国有企业来讲，资金供应渠道发生了变化，财政预算约束转变为银行贷款约束，使企业获得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在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必将对国有企业进行优先扶持和服务，维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拨改贷”后建立的企业，几乎没有自有资本完全依靠银行贷款开办经营。未投产利息负担就已十分沉重，投产经营后，经营成果长期被捆在付息上，造成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低于债务利息率，对任何经营者的信心都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庞大的国有企业是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制度成为内生于国有企业制度及相关制度的一项辅助的制度安排，银行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相当大比例的国有银行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由于信贷往来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约束则是软化的。因为银行也是政府所有的。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力很强、程度也很高，诸如“安定团结贷款”、“挂账停息”等，由此导致企业贷款到期不还，不断要求银行展期、减息，也无法依据市场经济规则予以解决。现阶段，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引起国内储蓄结构的变化，致使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而国家银行贷款总额中的70%~80%是贷给国有企业。因此，对于国家银行而言，居民储蓄存款形成其负债是硬预算约束的，而企业贷款形成其资产却是软预算约束的，且有相当大的部分为国有企业所欠的不良资产，这一软一硬就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企业的风险必然向银行转移，其结果便是坏账经济的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有必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下给企业下放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随后，我国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即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规定企业可以按比例提取利润，建立归企业支配的资金等。1981年和1982年推行经济责任制，从多方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3年进行利改税改革。政府针对企业进行的这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从本质上说，“放权让利”只是一种物质激励，并没有改变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性质，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国营”，在实现形式上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
4.以承包制经营为主的阶段。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国有制实现形式的改变。该《决定》指出：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源在于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因此，从1984年开始，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两权分离”的改革，也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采取承包责任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责任制暂行条例》，承包责任制正式成为国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它的主要内容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实行承包制以后，国家作为所有者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本身不直接经营企业，而将企业交给承包者经营；承包者在合约期内，拥有合约规定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其中“包死基数、确保上交”是所有者所有权的实现机制；“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在承包责任制的产权结构中，既保证了国家的所有权，经营者的经营权得到落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活力。
与传统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形式相比较，承包责任制是“国家所有，企业经营”，是一种典型的“两权分离”，创造了国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但是，自1987年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就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既存在着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存在着企业、个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一方面，企业和承包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常常采取各种“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减少损失，又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干预。可以说实行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也没有完全实现“两权分离”的目标。因此，实际生活中的承包责任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有制实现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设计的目标是，利用制度安排，在稳定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同时，通过强化经营权使之相对独立来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提出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强调改革重点是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承包制的实行促进了两权分离和政企分开，形成了既有动力又有约束力的企业利益机制，使企业开始成为一个经济有机体，能够按照自己的经营目标运行，从而使企业活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承包制也有它的弊端：首先，它没有改变企业的产权属性，两权分离与政企分开的不彻底阻碍了企业的自我运行。其次，企业追求短期效应的行为非常明显，并且“包盈不包亏”，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严重。最后，由于一户一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不能做到不同企业的利益均等，造成“苦乐不均”，从而企业间的互相比较、更改合同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承包责任制也只能是一个过渡形式，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来取代它。
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
国有企业经过上述放权让利、拨改贷、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几个阶段后，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不断得到扩大，企业的活力也明显增强。但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还存在深层次的问题，企业的活力和效益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有企业改革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1992年7月，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企业法》，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条例》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赋予国有企业14项生产经营自主权，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留用资金支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劳动用工权、联营兼并权、投资决策权、资产处置权、进出口权、拒绝摊派权。并要求国有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通过企业的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方式，实现国有企业资产的高效率运营和重组。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重要的决定成为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决定》指出，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相对于传统企业制度来说，它是企业制度上的创新。为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提供法律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3年12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其确定的法律原则，1994年国家体改委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国有企业进行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的基础上，确定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建立企业产权制度；（2）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实行公司制，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制度，国家和其他投资者以其投资额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并平等享有所有者权益；（3）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4）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协调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经营机制；（5）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作为投资主体依法行使投资者的权力，享有所有者的权益，但不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形成新兴的产权经营体制。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国有经济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独资的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二、国有经济实现形式进一步调整的方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计划和市场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987年他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的论断，并指出：市场“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92年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从站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高度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论断对认识国有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因为计划经济时期把国有经济完全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是经济中的主要形式和发展目标，并把国家计划下国有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普遍形式；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本质特征是要求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经济形式作为多种经济形式之一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国有企业作为微观主体之一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对计划和市场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又一次的重大的思想解放。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转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微观主体——国有企业先后进行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企业内部三项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性课题，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其布局要相应调整。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着力加以解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国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量将会继续增加，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这种减少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上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理论，为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本质上是国有生产资料各项权能的科学分解、组织、运营及其在运营中不断发展提高的形式。列宁说：“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同样，作为国有经济，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一般来讲，内容比较稳定，形式比较灵活，它可以随着内容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总体来说，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也是在国有经济的不断调整中发展变化的。本章将从国有经济的企业形态（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公司）探讨国有经济在现阶段的新的实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