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钱财 富家室 豪华藏盖
王家堡 乔家院 渠家大宅
走天涯 广积财 先将房盖
清代由一位晋商著述的《俗言杂字》一书中，将晋商的人生理想写得洋洋洒洒，他说晋商跋山涉海万里谋财的理想之一就是：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左右两分，书馆花园前后窑庭。
南厅过道门房卷棚，坎窗隔扇帘架屏风。
桌椅兀子条石围屏，平面立柜圪塔厅柜。
红罗纱帐满汉床凳，纱灯字画钟表宝瓶。
山西商宅清代，全国各地的商人很少能有像晋商那样富有的。康熙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咸丰时，广西监察御史章嗣衡奏称：“山西太古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这些经商发财的山西商人，将大批银钱首先用来在家乡修房盖厦，耀祖光宗，使一个个巨室大院遍布晋中各地，在全国形成著名的大院文化。一个个大院全方位展现了山西商人的富厚和他们的文化心态。其中最著名的有：
平阳亢家：清代，居于山西富商首位的就是山西平阳府富室亢氏。有关他的发家有很多种传说，其中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和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在山西曾将携带的大量金银财宝埋在亢家后院和其他地方。后来，李自成牺牲，清朝在全国建立了统治，亢氏挖出农民军埋藏的金银财宝成为巨富。事实上，清代的亢氏首先是个大盐商，清代盐业实行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丰厚，在清代的盐场中，又以淮盐居首，亢氏在扬州经营盐业时，有“南安北亢”之称，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可见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亢氏在扬州购买了大片房产，并修建有亢园一所、花园一处。据说今天的扬州瘦西湖，就是在当时亢氏园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清时期盛行的典当业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粮食贸易规模很大，亢氏就是当时有名的大粮商。当时北京商业发达，对粮食需求量大。北京城中资本最多，规模较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设的粮店。据说因为名声在外，曾有人企图抢夺由外地运往该粮店的米粮，后被一位王爷获知，拔刀相助，才未被劫走。亢氏家中富足，仅贮藏粮食的仓廪就有许多，外号“亢百万”。因为成为豪富，他经常说些狂妄的话。有一年山西省大旱，人们在县太爷的带领下去龙王庙里祈雨，但依然是骄阳似火，不见半点要下雨的模样，人心惶惶。唯独亢百万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没过多久，当地天降暴雨，说也奇怪，当时唯独亢家的田地下了冰雹，刚长大的禾苗全被砸坏。人们都说是老天长眼，用这方法惩罚亢氏的狂妄。
亢氏还开当铺，富可敌国，吃穿用度与王侯类同。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很多，亢氏又是其中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据说，亢氏在原籍平阳府当铺的招牌开设有大当铺，后来有人在亢氏附近也开设了当铺。亢氏眼看自己开办的当铺利润要被别人抢夺，心想这家商号简直是从老虎口中夺食，也不打听打听与他亢百万对着干会有什么好下场。他设法挤垮这家当铺。亢氏所用办法很简单，他每天派人到这家当铺中典当一个金罗汉，典价银为1000两，连续典当了三个月，把这家当铺的资本几乎用光了，这家当铺的主人着了慌，忙问典当人为何有这么多的金罗汉要典当？来人答道：“我家有金罗汉500尊，现在只不过典当了90尊而已，还有410尊金罗汉要拿来典当哩！”这家主人听后大吃一惊，急忙向来人施礼，询问来人的主人，才知道原来是平阳府巨富亢氏。当铺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对手，只好托人与亢氏协议，请他将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离此地。
亢氏的资产数字缺乏文字记载，估计最多时有数千万银两，堪称山西首富。民间传说，亢氏后代有一个豁豁嘴，是因为他父亲梦见自家用瓮装的银子要跑走，就赶紧拉住瓮，结果把瓮掰掉了一块，银子还是走了，后来就生出个豁豁嘴的儿子。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至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姓人家，亢氏之所以能如此富有，是因为他经营盐、粮、当等多种利润极丰厚的行当。
皇商范氏：皇商是封建社会中官商的一种，而在清代的皇商中以山西介休范家最著名。早在明初，范家已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明末，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并与王登库、靳梁玉、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王大宇一起被人称为“山右八大商人”。顺治初年，范永斗当上朝廷的内务府皇商，正式入了内务府籍，为内务府采办宫廷用品，并因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随着清王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儿子范三拔的帮助下利用皇商特权，一面继续经营北方粮食、茶叶贸易，一面扩大经营对象，增加了铜、盐运销，对外贸易和其他商业业务。范永斗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垄断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市场，很快成为数百万家产的富商。
清代这幅财神官员扮相颇能体现官商一体的意味在康熙年间的打压噶尔丹叛乱时，政府运送军粮要走数万里的路程，花费钱财调用农民运送物资却往往不能及时供应部队的粮草需求，范家把这一官府头疼的差事承包下来，他们辗转万里的沙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运送粮草，每次都能及时将粮草运到，替清政府节省数以亿万计的钱财。有一次范家运送的13万担粮食被土匪抢走，范家动用了自家262万两白银重新买了粮食送到前线。范家运输军粮的时间长达十年，运粮几百万石，替国家节约600余万两白银，保证了西征大军的后勤供应。范家对朝廷的忠诚换来了丰厚的回报，朝廷奖赏官职，奠定了此后发家致富的起点。此后朝廷将两淮盐业部分经营权、蒙古贸易权和对外贸易权授予了范家。清代的盐业实行专卖，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运销。这种专卖制使盐商从中获利颇丰。范氏自清初成为官商后，便利用特权，经营河东和长芦两处的食盐买卖运销，长芦盐销往直隶和河南20州县，河东盐行销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特别是长芦盐区，人烟稠密，交通便利，是盐商拥集之地，有人估计他们在长芦盐区的资本不下百余万两。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商业鼎盛时期，当时的范氏不仅是大富商，而且变成了豪门权贵。
清初，社会货币流通出现严重不足，当时制造主要货币的铜制钱原料出现严重不足，于是清政府允许商人去日本购买铜，对运铜船运输的丝绸、瓷器、药材、书籍等商品政府均予以各种优惠，进口铜又免税，因此贩铜一度成为当时获利很大的商业。范氏当然不愿失去这一获利机会，经由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取得了巨大利益。
范家家谱从乾隆十六年（1751）起，范氏的经营活动出现衰落景象，其中的原因是他们要向皇帝和地方大官孝敬巨额银两，再加上经营的洋铜商业开始走向衰败。范家开始贩铜时获利的确丰厚，去日本还带之其他丝绸、瓷器、药材等，但随着洋铜市场的变化，办铜获利减少，日本铜产量不符需求，铜商仍需要完成规定采购200万斤的限额，洋铜贸易成为范家的大包袱。而且贩运洋铜开始时，他们采购的洋铜在价格上低于民间价格，已经埋下失败的祸根。在价格上规定官商采买的铜每百斤价十三两五钱，全部交官入库，而民间采买的铜每百斤价十七两五钱，官买十分之六，其余十分之四可以自由出售。后期当办铜获利减少时，范氏要求清政府调整官办铜价，但清政府不批准，最终范氏办铜由盈变亏，债台高筑以至破产。清政府将范家投入大狱，所有家产充公抵债。范氏经商繁盛是沾了清王朝的光，衰败也是受了清王朝的害，这也是清代皇商的一个特点。
清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曾对光绪时资产800万两至30万两的山西富商作过统计。罗列如下：介休县侯家，700万-800万两。太谷县曹家，600万-700万两。祁县乔家，400万-500万两。祁县渠家，300万-400万两。榆次县常家，数百万两。太谷县刘家，100万两以上。榆次县侯家，80万两。太谷县孟家，40万两。榆次县何家，40万两。介休县冀家，30万两。榆次县郝家，30万两。介休县杨家，30万两。以上的统计还只是大致反映了当时晋商的财产状况。经过清代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时，晋商资本更加雄厚。
侯百万 冀灵哥 烧钱比赛
介休侯氏：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侯氏有资产七八百万两，是仅次于亢氏的大户，除了设在各地的商号数十处外，他们家开设的蔚字号票号也在全国十分著名。侯氏住在介休县北贾村，在南宋时由陕西迁入。清康熙时，他家境尚属一般，后来去苏杭贩运绸缎，他们南贩北运，经过几十年的辛苦，获利颇丰，家业渐兴。到侯兴域时，外边有商号数十处，成为在本省拥有大量房产土地、骡马成群赫赫有名的财主，介休人称“侯百万”。侯兴域生于清乾隆年间，卒于嘉庆年间。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又苦心经营，使侯家财产达数百万两以上，发展起来的商号大多是杂货行、绸布庄、茶庄和钱铺。他有六个儿子，即泰来、恩来、庆来、迪来、章来、荣来。清嘉庆十三年（1808），他已年过花甲，便将其家产除留一部分自己养老外，其余分作六份，分给了六个儿子。后来侯氏六家的生意都委托庆来一人掌管。侯庆来为人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他主持家政后，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用商号都改为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号。据说所以如此改名称，是因为他的父亲侯兴域字蔚观，改为蔚字号是让整个家族记住他父亲创业时的艰难，教育后辈永世不忘之意。
道光初年，侯庆来适应市场发展变化，把蔚字号均改为票号，又经过儿子侯荫昌的大力经营，业务飞速发展，蔚字号成为国内继日昌之后又一个著名票号。后在北贾村大兴土木，建筑宅院，侯庆来只活了36岁，死后由其子侯荫昌总管侯家生意。侯氏的商号以蔚泰厚实力最为雄厚，是侯氏各商号之首。蔚泰厚原来是绸缎店，开设在平遥西街，和著名的日昌票号邻近。侯氏见日昌由颜料行改组票号后生意兴隆，十分眼红，但苦于自家经营票号无熟练人手。后来将毛鸿翙从日昌挖来兴办了蔚泰厚票号，又将天成亨布号改组为票号，形成侯家的蔚字票号五联号。在毛鸿翙掌柜的主持下，五联号业务突飞猛进，大获其利。蔚字号五号拧成一股绳，到处揽生意设分号，与日昌相对抗。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声势日增。当时蔚字号在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厦门、福州、南昌、长沙、常德、汉口、沙市、济南、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成都、重庆、兰州、肃州、西安、三原、迪化、广州、桂林、梧州、凉州、开封、周家口、道口、昆明、太原、侯家大院门联运城、曲沃等地均设有分庄。
侯荫昌的儿子从杰也是经商的能手，《侯从杰墓志》称：“君姓侯氏，讳从杰，字卓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郎中衔，光禄寺署正加四级附贡生。世以权奇子母为业，委任志成，推心置腹，以信为主，虽支部几遍全省，千里一呼无不相应。庚子以后，海内商业大局岌岌，君独筹划周密，他商亦均取其法，偶尔岔事，得君一言而解！”蔚字号的发展除了日常经营有方外，善于智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蔚字号在东南各省的分号因战争影响损失严重，致使平遥的票号发生挤兑现象，票号信用摇摇欲坠。在关键时刻，侯氏用骡马车成群结队地从介休北贾村向平遥的票号运送银两，以应对突然到来的挤兑局面。众人见侯家有这么多的银子心里便踏实了，兑换银子的人纷纷离去。他们哪里知道，在这浩浩荡荡的运银队伍中，有一部分银箱内装的不是银两，而是石头，侯氏用瞒天过海的手段度过了这场挤兑风潮。
侯从杰去世后，由妻子王氏代管蔚字号事务，人称侯四太太。这时的蔚字号规模和实力虽然已大不如前，呈现出江河日下的趋势。但侯家豪华奢侈的风气依旧，侯从杰的丧期用了六个月，开吊三天统共花费银一万余两，相当于今天的上百万人民币。
另外，侯氏大兴土木，建筑宅院，新建若干房屋、过厅、书房，都极其富丽堂皇。新建大厅还曾挂有名书法家徐润写的一副对联：
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业亦难知难不难。
侯从杰的侄儿侯奎，是当时赫赫有名挥金如土的阔少爷。当时介休县流传着这样的话：“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第一个就是侯奎，灵哥是大财东冀国定的长孙，二大王是郭寿先，为大财东郭可观的弟弟。这三人在当地仗着有钱有势，横行乡里，无人敢惹。他们还经常竞奢斗富，以此取乐。
一天，介休县绸缎店大掌柜请侯奎吃饭。因为侯奎是这家绸缎店的长期大买主，饭后，大掌柜把侯奎送到前店，趁侯奎喝过酒高兴，便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把侯奎恭维一番，然后指着店里那些绸缎夸耀说这些都是刚从苏州进回来的新花色绸缎，都是上等货，只是价格比较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像侯大少爷这样的人才配得上选购。侯奎最喜欢有人恭维他，喜欢拿自己与别人比较，让人觉得他是独一无二、高高在上的，虚荣心简直膨胀到了极点。他一听大掌柜这样说，明明知道他在拍马屁，也十分得意，一掷千金买下了所有的绸缎。
绸缎店的伙计们忙着用车给侯奎送货。店前围了一堆人，得知是侯奎将全部绸缎买下，自然是惊讶不已，议论纷纷，一时成为太谷县和介休县的一大新闻。
消息很快在介休传开，传到灵哥那里去。灵哥听了，鼻子哼一声，也不多说什么。恰好这时泰新钟表店的店主请他吃饭，原来这些生意人真是精明到家的人，知道介休“三不管”都是些什么人。侯奎在介休出了风头，难道灵哥会善罢甘休？加上灵哥也是泰新钟表店的常客，于是请他吃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席间，精明的钟表店主什么也不提，只谈一些平常间谈论的小道消息。吃完饭，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告诉灵哥侯奎买绸缎的事。这不明摆着夸耀他们侯家有钱，在灵哥面前显阔气。
灵哥听了，哪里肯服气，当下就将钟表店里的钟表全部买下。介休全城一阵哗然，都说这两人比富的招数前所未闻。
这年九月二十日，介休张兰镇的庙会开始了。侯奎、灵哥都带着仆从和车马去赶会期，在张兰镇西门口遇在了一起。两人商议在会上以赛车赌输赢，侯奎的是景泰蓝十三太保车，灵哥的是关东灰鼠里围出风车，驾车的骡马都是不惜重资购买的上等好骡马。侯奎与灵哥比马车，驾车的马匹也是名马，山西本地并不产名马，必须要到关外或草原去选购。侯奎买的马号称千里驹，灵哥的马名叫五花驹。他们以燃二寸香的时间为准，由张兰镇西门跑到东门，然后再返回，谁输谁就奉送自己的车马。
两个阔少爷要赌输赢的消息很快传遍张兰镇，于是街上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堪。卖烧饼的不卖了，耍猴戏的暂时收刀敛卦，村妇牵着娃儿挤了过来，连店铺里的伙计也不顾掌柜呵斥跑出来观热闹，甚至有热心人自动出来维持秩序，把拥挤不堪的人群往后赶，以便让出一条通道来。
说时迟，那时快，侯奎的景泰蓝十三太保车和灵哥的关东灰鼠里围出风车瞬间出现了，均风驰电掣般地疯狂驶来，正要细看，哗地已过去，仔细再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飞扬的尘土。
于是人们叹息之声响起一片。
前面忽有人惊叫，原来快速如飞的马车撞倒了人，接着又有人尖叫一声，又有一个妇女被马车撞成重伤。马车并不因此停下，只是传来侯奎和灵哥依稀的喊声：“被撞的人快去西门，等会儿赔钱治伤……”
侯奎和灵哥的马车同时到达东门，又同时到达西门，不分胜负。
被撞伤的人在西门口等着他们赔钱治伤，两位阔少抱着有钱能解决任何事的心理，他们各掏出一大把银票朝那些人扔去，让那些人在地上胡乱捡着。
侯奎和灵哥觉得还未尽兴，于是又出了个新招，用钱票点火吃水烟斗富，看谁吃得快，烧得多。当下，各人面前放了很厚一叠钱票，一张钱票是一千文。当时二十文就可买到一斤面粉，一张钱票被烧掉就相当于烧掉了五十斤白面。这种斗富的方法，真是到了世间罕见的地步。他们将一张张钱票点上火开始吃水烟。看着一张张一千文的钱票瞬间化为灰烬，周围那些看热闹的穷苦百姓真是心惊肉跳。
侯奎只活了43岁就一命呜呼了，幸亏没赶上家业败落的时候。
辛亥革命后，侯氏各地商号接连被抢、被烧，纷纷倒闭。即使是这样，侯氏家族的那些太太少爷们仍然过着养尊处优、腐化奢侈的生活。他们大量吸食鸦片，每顿必须是酒肉海味，真是驴倒了，架子还在。经济清人吸食鸦片图来源断绝时，坐吃山空，靠出卖财产过活。到了抗战前夕，显赫一时的侯氏家族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甚至侯家的末代子孙侯崇基已是食不果腹。不久，日军侵入山西，侯崇基竟然因烟瘾发作和冻饿交加，死在自家后房里。
曹三喜 卖豆腐 吃苦发财
曹家发迹于明末清初，拥资数百万，声势显赫二百余年，是山西著名的富商之一。太谷一向是商业发达之地，被人誉为“金太谷”“小北京”“华尔街”，经商风气盛行一时。太谷城乡参与商业活动者几乎占全县成年男子的半数以上。太谷城内也先后出现了著名的富商大贾，如太谷的“党家、杜家、白家、孙家、孟家、孔家、赵家”等八大家，以及“白燕张家”“上庄王家”“东里乔家”等，都是腰缠万贯的巨商，而曹家是其中的佼佼者。曹氏最初住在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南郊区），明洪武年间迁到太谷县北恍村。
曹家发迹开始于明末清初的曹三喜。当时他因家贫外出谋生，跟随闯关东的人到东北三座塔（在今天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为生。略有积蓄后，便与当地人合伙做卖豆腐生意，当地人提供作坊，曹三喜提供资金、技术和劳力。用所种的豆子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由于他的豆腐做得好，买卖公道，周围的人都愿意买他的豆腐，买卖兴隆。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后来，那位合伙人提出与曹三喜分伙各自经营。可是两人都不识字，卖豆腐生意没有收支账簿，钱财分不清楚，两人因此发生争执，到衙门打起官司。地方官劝曹三喜说：“你是外地人，就吃点亏分伙算了。”曹三喜于是把多一半的资产分给了当地人，就这样和那人分了伙。从这以后，曹三喜还是做豆腐生意，他薄利多销，买卖十分兴隆。而当地那人自分伙后，由于经营不善，生意很清淡，后来又把生意顶给了曹三喜。从此曹三喜更加勤奋。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加，清政府设立了朝阳县。由于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林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到清兵入关时，关外七厅都有曹氏商号，这样曹氏成为关外大商。清兵入关后，他向关内发展，太谷有旱码曹家大院主楼头的称呼，在1935年正太铁路通车前，太谷一直是山西省的交通枢纽，两淮商货入太原达蒙古，都要经太行山的子洪口或范村口在太谷落脚。从河西走廊甘肃、凉州及宁夏、伊克昭盟等地的皮毛、药材等货物，渡黄河经碛口、汾阳到太谷集散。曹家在东北发迹后，深知太谷在商务地理上的要紧位置，遂将商务中心和家业转回太谷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商号，后来商业兴盛时又在华北、西北各商埠设号。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给七个儿子，不过在商业上仍然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来因为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罄义堂、留青堂、三多堂、五贵堂等。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代表曹家豪富的珍玩室成为拥有遍及全国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的商业巨族。有人说：“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曹家的商号的确分布很广：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账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
东北的乌拉草值得一提的是，曹家经商富于开拓性，涉外行业在其经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以设在太谷砺金德账庄、三晋川商号为大本营，以彩霞蔚绸缎庄的名义出资，在张家口、赤峰、天津、济南、徐州等地开设商号、分号。又在俄、英、日、朝等国开设字号，专营茶叶、烟、绸缎、纱、绢等贸易。设在张家口的大型商号——“锦泰亨”，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设立“锦泰亨”小号，在伦敦设立“锦泰亨”驻庄。在朝鲜、日本设立“三晋川”驻庄，分别向欧、亚等地开展贸易，经营茶叶、丝绸等物品。仅张家口的“锦泰亨”，转往俄国各地的绸缎每年就达万余匹。货销后又贩回俄国毛毯、呢绒、金砂等货物，获利无数。曹家开展外采业务，获利也很丰厚。曹氏从同治、光绪年间就聘雇外国商人大办外采生意。在天津、张家口、平泉等地都有“彩霞蔚”和“三晋川”的跑外老板，与英、美、德、法、日等国商人洋行挂钩，曹家大院的角楼或驻国外洽谈业务，采办洋货，销往关内各地。如平泉“三通当”账庄特聘日本商人大野担任该商号办货老板，出入日本采购商品或者进行汇兑达十年之久，既沟通了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又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在乾隆、道光年间曹家商业达到鼎盛时期，据北恍村村史资料记载，至民国27年（1938）统计，曹家经商300年，商号发展到640多座，经营行业达20多种，资产达1200万两白银，雇用掌柜、伙计达37000人之多，商号遍及国内外。其中，曹氏商业的主体“三多堂”就有商号400余座，资本达600余万两白银。
曹家经商的特点之一是钱庄、当铺、粮店、烧锅及杂货五位一体。当铺利润投放钱庄，充实钱庄资金，钱庄放贷所得厚利支援粮店囤积居奇，转手得利。粮店又将其所得投入烧锅、杂货等商号，以谋取利润。通过各商号之间以及商号与钱庄、钱庄与钱庄之间的相互拆借，抽疲转快，相得益彰共同发展。这样，曹家建立起一个密切合作、相互支援的经营体系。
在曹家六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当家时，家财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当家时，家财600万两，年开支万两。曹氏商号用人，刚开始以曹氏家族为主，后来商业发展，家族的人不够用，用人范围才有所扩大，但选用的人员必须是山西人。曹家商号的选用经理有的是各大掌柜举荐的，有时会在伙友中提拔。被举荐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业务经验，被提拔者必须有一定功绩，否则没有资格任职。曹氏经商，十分重视任用人才，而且一旦被聘用，就很信任，放手放权。据说，沈阳富生峻钱庄开办时，曾聘一位掌柜。不料几年以后，这个掌柜把财东拿出的本钱赔了个精光，但是曹财东听了这位掌柜讲述的赔钱原因后，不但不责怪他，反而问他还敢不敢干，这位掌柜十分自信，表示还敢再干，领了本钱回沈阳再干。不想过了几年，这位掌柜把新领的本钱又赔光了。尽管如此，曹财东仍然信任他，又第三次给他本钱让他再干。这位掌柜这一次没有辜负财东的重托，几年工夫不仅赚回了前两次亏损的银两，而且大获其利，并新开办了富盛泉、富盛成、富盛长、富盛义四家分号。由于曹氏在用人上重视真才实学，他们的商号中有很多生财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