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已经阐述过，世界各个国家在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下，都会力图通过财政调整来降低财政赤字和控制财政风险，以实现财政、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于经济转型国家来讲，财政调整更是摆脱困境走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而财政调整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则容易导致政府或有负债的积累。在本节中，我们感兴趣的是政府进行财政调整的方式选择问题，即政府如何确定财政调整的实施方式，是在财政出现困难后即刻进行调整还是推延调整而把困难留到以后解决。并且，如同经济转型中存在转型成本一样，财政调整过程中也存在着财政成本的积累，那么政府在财政调整方式选择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对其承担的财政成本又有何种影响？为了科学、合理地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发现将政府在财政调整中所承担的财政成本根据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是很有意义的。为此，我们在提出“边际即刻调整成本”和“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和“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曲线”性质和特征的分析，探讨一下由于财政调整方式选择的不同而导致的政府所承担的未来财政成本的差异。
财政调整与经济转型方式
对于财政调整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最先是围绕着转型国家财政调整的总量维度即赤字水平和负债水平等来展开的。但最近几年的文献已经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财政调整的质量维度即财政调整的效率和可持续性等方面，并开始从制度和结构的层面重新审视转型国家的财政调整过程。如同我们前面所述，这些学者虽然都对财政调整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财政调整对财政成本的影响，但还没有学者从财政调整的方式选择上来考察财政调整所造成的财政成本问题。而与此同时，很多研究经济转型的学者对经济转型的方式和改革次序及由此导致的转型成本进行了研究。如麦金农（1992）强调了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改革方式和次序安排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从所有转型国家的转型实践来看，不管是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转型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转型，在客观上都存在着市场化次序的优化问题。帕瑞亚和阿布德（Pereira and Abud，1997）不但对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激进式转型和基于“北京共识”的渐进式转型进行了区分，而且还探讨了经济转型中由于不同转型方式的选择所导致的对转型成本的不同影响。罗兰（Roland，2001）也认为经济转型中不同的改革和调整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而中国学者对经济转型的研究，无论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理论，还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理论，以及改革的“外围战”与“攻坚战”理论无不体现出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和次序性。初步的结论是中国渐进转型的战略是出于改革成本的比较，即政府在渐进转型中首先安排财政成本较低的改革步骤，而把财政成本较高的改革步骤尽量往后推。相关研究见樊纲（1990）、林毅夫等（1994）、卢文鹏（2003）等。用财政成本来论证中国渐进改革的方式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以往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对财政成本的关注往往只集中于短期的财政成本，而忽略了以隐性、或有负债形式存在的长期财政成本。故本部分力图将转型方式理论与财政调整理论结合起来，通过模型分析来探讨一下经济转型中不同财政调整方式的选择对财政成本特别是长期财政总成本的影响，以期对中国的财政调整与改革有所启示。
财政调整的成本分析模型
（一）模型的基本框架
一般来讲，当财政出现困难需要进行调整时，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尽快开始财政调整；另一种是推延财政调整而将问题留到以后解决。而这在转型国家中尤为明显，且不同的财政调整方式与不同的转型方式相联系，激进式转型方式一般要求尽快进行财政调整，而渐进式转型方式总与财政调整的推延、滞后相伴随。显然，推延财政调整相对于即刻进行财政调整意味着在初始阶段具有较小的财政成本。因为对于以减少公共支出或增加税收为内容的即刻财政调整会立即导致经济的衰退和失业率的升高，进而导致社会产出和福利的损失；而推延财政调整则在初始阶段具有较小的经济波动和较低的福利损失。为此我们以财政调整为核心提出了几个新概念，即“边际即刻调整成本”（Marginal Cost of Immediate Adjustment）、“边际滞后调整成本”（Marginal Cost of Postponing Adjustment）和“净边际调整成本”（Net Marginal Cost of Adjustment）。所谓“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是指伴随着经济转型和改革的开始，财政调整也即刻启动，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时点上政府财政所需承担的成本；“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是指推延财政调整而在每一时点上所形成的财政成本；“净边际调整成本”，是指“边际滞后调整成本”小于“边际即刻调整成本”的差额。显然，我们在此所说的边际都是针对时间来说的，并且如果这些“净边际调整成本”是正的且数值比较大，则社会倾向于避免财政调整，除非所有经济主体对社会未来消费具有更强的偏好。
虽然“净边际调整成本”的计算或测度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对它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明确，但是对其进行估计还是有可能的。财政调整的“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和“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曲线”。在该图中，横轴代表时间T，纵轴代表对时间的边际成本即C（t）·；并且随着曲线的上升，边际成本也在增加。其中，曲线C1为“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曲线”，表示社会对财政调整是否展开还犹豫不决，因此开始时边际成本较低，但随着经济主体对政府政策和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经济出现恶性通胀和紊乱时，边际成本变得极其高昂，曲线C1变得近乎垂直。曲线C2为长期“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是财政迅速调整所导致的边际成本曲线，之所以称其为“长期”是因为它实际上是许多可能的短期“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的包络线。这一包络线同每条可能的调整成本曲线一样呈倒U形状。当财政调整开始时，财政成本立即上升，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支出的减少或者税收的增加，财政成本在短期内快速增长，但很快就开始减少并随着经济的逐渐稳定和增长而收敛。虽然我们假定的这两条曲线背后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但现实中往往并不完全与此相吻合，如“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曲线”会由于政府的有限调整和稍许改革而向右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曲线C1的实际形状将会受到实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调整和改革的成本由于调整的力度和深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水平，所以曲线C2也会改变。但总的来说，两条曲线的形状。
一旦财政调整开始实施，财政成本将由曲线C1跳跃到曲线C2上。在任一时点，这两条成本曲线的垂直间距为“净边际调整成本”：NAC（t）·=C2（t）·-C1（t）·。显然，“净边际调整成本”在初始阶段是正的，因为曲线C2在曲线C1的上方，但当曲线C1与曲线C2相交之后就变为负值了。并且如果曲线C1与曲线C2相交于“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曲线”近乎垂直的阶段，则即使对当前消费具有强烈偏好的经济主体也会理性地认为应该开始实施财政调整了。因为曲线C2是一条理论上的包络线，它建立在不同经济主体不同时间偏好的理性基础之上，经济主体越是偏重于短期的消费偏好，它就越希望推迟财政调整。但是当曲线C1变得近乎垂直的时候，即使对那些仅仅对当前消费感兴趣的主体来讲，再进行财政调整和改革的推延所导致的代价将极其高昂，进行财政调整成为理性选择。
我们描绘了曲线C2作为不同短期“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的包络线，并给出了三条实际可能的短期曲线作为代表，每一条代表着整个社会对未来消费的不同时间偏好。曲线C2a为社会采取迅速财政调整和改革的边际成本曲线，表示社会对未来消费具有明显的偏好；而另一个极端曲线C2c，则代表着相反的情况，表示社会对当前消费具有强烈的偏好。并且这三条调整曲线都具有相同的倒U形状。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它们在成本上升的时候具有相同的斜率，而在成本下降的时候具有不同的斜率，并且下降时曲线斜率越大，财政调整和改革就越有效率，经济恢复到稳定增长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短。显然，曲线C2b是较有效率的调整成本曲线。
由于曲线C2是短期“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的包络线，所以我们不能测量其所涉及的“净边际调整成本”的累积值，但是当我们转向对实际调整成本曲线的考察时，我们还是能够测度出“净边际调整成本”的累积值。在该图中，我们假定财政调整实施的时间为t1.在这一点上，财政成本状态从曲线C1跳跃到曲线C2，在此过程中，财政成本迅速上升，但是当成本上升一段时间后，财政调整的正面效果会很快出现，经济开始复苏，财政成本沿着曲线C2a收敛。累积的“净边际调整成本（TNAC）”：
TNAC（t）=∫t2t1[C2（t）-C1（t）]dt
其中，t1是调整开始的时间，而t2是C1（t）·=C2a（t）·所确定的时间。
（二）“净边际调整成本”分析：正值、负值和零值
一个国家的“净边际调整成本”可能是正值、负值和零值，这主要取决于财政调整所选择的时点。财政调整开始得越早、越快，“净边际调整成本”就会越大，而社会总财政成本就会越小；相反，如果财政调整被推迟进行，“净边际调整成本”很可能已经成为负值，但社会总财政成本会较高。只要财政调整起始时间在曲线C1和曲线C2相交所决定的时间之前，“净边际调整成本”就会总是正的，而要想避免这一成本就必须在经济转型和改革后迅速开始进行财政调整。
财政调整开始后，其成本路径从“边际滞后调整成本”近乎为零的情况下突然变为较大的“边际即刻调整成本”状态。如前面所述，在此不再多论。
在这种状态下，当经济转型和改革开始后，政府推迟财政调整的实施而继续维持在曲线C1上，政府也许会采取小幅度的政策调整，以期待不同利益集团在对财政调整的态度上达到一致性同意。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推延调整的成本继续扩大，当时间到达曲线C1和曲线C2的交点所决定的时刻再进行财政调整，这时的“净边际调整成本”为零，财政调整和改革的时间为t2.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出现剧烈波动，且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调整计划在短期内都会降低财政成本，这时的“边际滞后调整成本”非常高。同时，在此点上，预算赤字转变为财政危机，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经济一片混乱。任何渐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此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只能通过非常规措施如冻结价格、利率、汇率等来实现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调整和改革的时间为t3.在“边际滞后调整成本曲线”C1穿过“边际即刻调整成本曲线”C2之后，“净边际调整成本”为负值。一旦调整和改革开始，预期变得非常有利，经济开始复苏。如果调整和改革具有较高的效率，则正面效果很快就会出现。
（三）总财政成本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政调整开始得越晚，“净边际调整成本”就会越小。而当经济推延到恶性通货膨胀时，“净边际调整成本”就会变为负值。那么对于社会总财政成本又是怎样呢？由我们对“边际即刻调整成本”和“边际滞后调整成本”的定义可知，社会总财政成本是累积的“边际滞后调整成本”（财政调整实施前）加上累积的“边际即刻调整成本”（财政调整实施后）。在下述图中我们用实际的成本曲线而不是理论上的包络线来描述了社会总财政成本，则这一成本对应着水平时间轴与该国所采取的成本路线所围成的面积，其开始只包括累积的“边际滞后调整成本”，而在财政调整实施后则只包括累积的“边际即刻调整成本”。
如果“净边际调整成本”由于财政调整的推迟而减少的话，社会总财政成本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财政调整发生得越晚，社会总财政成本就会越大。原因是如果在经济出现问题时很快实施财政调整，则一方面会避免由于推迟调整而形成的财政成本，另一方面经济也会较容易恢复稳定增长。第一方面的原因来自于以上的分析，即推迟财政调整和改革将意味着“边际滞后调整成本”的逐渐增加并且会达到很高的状态。第二方面的原因与财政调整的效率有关，因为如果财政调整延迟到发生危机的非常状态下才开始实施，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将大打折扣。这时的政策制定者通常只能采取“休克”疗法和非常规手段，而他们也不敢确定这些政策是否有效，这些政策也许偶尔正确，但也许根本就是无效的。因此，经济运行将会继续产生财政成本，尽管政府在不断努力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总的累积成本将继续增加。
整成本”可能为负值，但社会总财政成本总是正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进一步，我们可以比较各种情况下的总财政成本的大小。显然，在三种情况所含相应曲线性质等同假设的条件下，这三个图所代表的总财政成本是依次递增的。这说明对于某转型经济来讲，推延、滞后的财政调整所造成的总财政成本要远大于即刻财政调整所造成的成本。并且，随着滞后调整的时间越来越延迟，财政调整的总成本也会越来越大。从转型实践来看，很少有国家进入“净边际调整成本”为零值和负值的状态，大多数转型国家都处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是财政调整滞后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已。以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等为代表的激进转型国家的财政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的时间较短，虽然在调整的初始阶段短期成本较高，但政府所负担的未来总财政成本相对较小；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转型国家的财政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的时间较长，虽然在调整的初始阶段成本较低，有利于调整和改革的推进，但却造成了未来总财政成本的扩大。
财政成本与政府或有负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经济转型中的财政调整所导致的未来财政成本往往表现为即时政府或有负债。鉴于经济转型中财政调整方式和时机选择的不同对短期财政成本和长期财政成本具有不同影响，故也对政府或有负债产生不同影响。当财政调整能够与经济转型达到“时间一致性”时，短期财政成本较高，但长期社会总财政成本就会较低，即隐性、或有负债就会较低；反之则短期财政成本较低，而长期社会总财政成本就会较高，即隐性、或有负债就会较高。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转型的渐进性特点导致了财政调整与改革滞后于经济转型。在短期条件下，中国政府所采用的这种推延财政支付和调整的策略在充分保障了国有经济部门顺利融资的前提下，做到了短期财政成本的最小化，且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对显性财政补贴的部分替代，也维持了较低的预算内赤字和显性债务。这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平稳推进经济转型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但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这种财政调整方式和时机选择却造成中国未来社会总财政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中国在渐进改革过程中隐性和或有负债的大量积累。所以我们必须在财政调整中重视调整方式和时机的选择，以减少总的财政改革成本，降低财政的隐性和或有负债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