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底，巴黎有位工程师，在携家人横贯撒哈拉大沙漠时，不幸迷路了。
12月23日晚，在艾因萨拉赫用过晚餐后，我们就向塔曼腊塞特进发了。
我们打算直接赶到塔曼腊塞特，在那里找个向导再向万阿哈加尔高原进发。
车开了不一会儿就发现路挺难走。我们找到一条与主路平行的小道，把车拐了上去。当时我们很有把握，认定再往前开一程，这条小路肯定会与主路汇合的。
此时我们的方位应该是撒哈拉的西部。
第二天清晨，我们才发觉迷路了。到傍晚，我们决定继续向南走。可是汽油不久就用完了，我们只好抛锚。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沙丘，其他什么也没有。
三天过去了，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的汽车瘫痪在那儿，漆着亮闪闪的橙黄色，几乎接近橘红色，人们很远就能看到它。我们还在沙地上划上了大大的“SOS”字样，从汽车的一侧写开去，一直到六公里左右。
一星期过去了，天天都一样，白天非常燥热，而夜晚又很寒冷。置我们于死地的是缺水，但我们并没有绝望。
我们一直在附近走动，借以锻炼自己的身体，但更多的是躺在睡袋里。这种睡袋，有助于防止脱水。我们在汽车上尽可能高地竖起一面白旗，后来我又系上了自己的红纱巾。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们的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到了第三个星期，每个人都开始出现了脱水的征兆，个个瘦骨嶙峋；大家都开始痉挛，头昏眼花，痛苦万状；吃东西感到非常困难，难以下咽。但我们挨在一起，这样就感到轻松些，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痛苦。
钻到汽车底下的睡袋里，对未来的憧憬占据着我们的心田。我从未感到过家人如此亲近体贴，没有一次争吵，也没有半点怨言。
一天夜里，记不清是哪一夜了，几声枪响打破了沙漠的寂静。我们无法知道枪声来自何方。但人分明就在附近。我们的嗓门已干得无法叫喊了，爸爸冲到汽车跟前按喇叭，还把收音机开足了音量。很快枪声停止了，随后又听不到一点动静了。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爱。
每天在用餐之前，他们总是优先保证玛丽和我的一份吃食和饮水。每天傍晚，妈妈总是反复描绘着荒漠落日的壮观景色，爸爸则给我讲述大段大段的故事。
第三个星期即将结束了。我发现只剩下桶底的一点点水了，喝完这最后的一点水，我们只能任凭大沙漠的摆布了。我试着用双手挖井，我把手指甲都折断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挖着，最后力气使完了，连一滴水也没有。
后来，营救人员在离廷米绍——塔曼腊塞特小路40公里处找到我们时，妹妹和爸爸已经死去了。爸爸活了57岁，妹妹15岁半。54岁的妈妈于14日凌晨两点死于锡累特。这一切我是在很晚才知道的。
一星期后我才睁开了眼睛。我已失去了40%的水分，血液已失去了凝固性，皮肤上的汗毛都已开始脱落了；我得了中毒症，肾脏已失去了能力，肺部也出现了严重的病变。医生给我施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使用了人工呼吸器，就这样我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星期都不能说话。现在哥哥让米歇尔守在我身边。我们得一起重建新生活，为了我，为了他，为了已经去世的亲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