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探讨R＆D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关系，涉及到经济内生增长，R＆D溢出和知识生产等理论，其中R＆D溢出对经济增长与知识生产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有关内生增长理论
（一）进展
内生增长理论又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通过引入包含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对人力资本积累决定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决定长期经济增长途径的命题进行了规范论证，重新解释了在市场失灵下政府干预等问题。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强调知识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相辅相成，对进一步加深教育与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004年陶然等在翻译阿吉翁和豪伊特著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总结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近20年来的发展情况，其要点如下：
1.从基本的理论脉络角度来看，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经济系统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
一个经济体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克服回报递减的规律。对“发动机”内生机制的研究，新经济增长理论颇具影响力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学者是墨菲，施莱费尔和维什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第二种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阿罗（ARROW，1962）的贡献的继承，此种讨论多集中在贸易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中；第三种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罗默（ROMER，1986，1990）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③垄断竞争与 R＆D理论，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提出的横向创新模型，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提出的纵向创新模型。
需求外溢模型强调政府的干预，和早期的大推进理论或唯资本积累主义的发展观相类似，但是需求外溢模型缺少必要的实证基础，无法解释大推进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失败。最贴近经济发展现实的观点应当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生产中的边干边学效应（ARROW，1962）侧重于自身经验的积累，或者说技术与知识的积累，既可以通过以往的生产经验，又可以通过外部的学习来进行。巴德汉（BARDHAN，1970）认为，由于产业的成长中存在自身知识积累的规模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旦过早放开国际竞争，幼稚产业就难以迅速实现边干边学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国民经济将会持久陷入初级产品的生产。巴德汉（BARDHAN）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从技术学习与增长收敛角度来看，经典的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对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
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芬德利（FINDLAY，1978）提出了所谓传播效应（CONTAGION THEORY），即跨国公司在受资国的经济活动（如，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等），FDI对受资国产生一种传播效应，使受资国的技术进步率加快。在承认技术外溢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考察了贸易可能影响长期的创新和增长的多种渠道，在他们的模仿—创新模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缺口始终存在，斯托基（STOKEY，1991）、扬（YOUNG，1991）的论文均认为，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是有损害作用的。松山（MATSUYAMA，1992）认为，贸易开放只会强化落后经济系统中原有的比较优势，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个结论可以在大量的文献中找到。科尔瑙伊（KORNAI，1992）和萨克斯（SACHS，1995）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的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就会陷入低效率的困境。多拉尔（DOLLAR，1992）、本—戴维（BEN-DAVID，1993，1996，1998）、弗兰克尔和罗默（FRANKEL AND ROMER，1999）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差距的国际收敛正相关。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1995）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
技术扩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出口商品、进口高技术的商品或者直接购买技术和相应设备等等。DE LONG AND SUMMERS（1991）证明设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ONES（1994）和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刺激作用。
LONG＆WONG（1997）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渠道，从而使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1998）假定出口都可以引致技术学习，并建立了一个两国追赶模型，以表明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本—戴维和洛伊（BEN-DAVID＆LOEWY，1998）也持类似的观点。多津和瓦姆瓦基德斯（DODZIN＆VAMVAKIDS，1999）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亨德里克斯（HEN-DRICKS，2000）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干中学”改为了“用中学”。
3.从技术学习与政策干预角度来看，内生增长理论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具体到政策层面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还很多
这些分歧在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上，更是如此。克鲁格（KRUEGER，1993）和休斯（HUGHES，1992）认为贸易开放对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保护，以使激励中性化。阿姆斯登（AMSDEN，1989）和韦德（WADE，1990）则强调贸易政策的干预作用，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在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出口和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特别是出口在技术扩散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该报告并不倡导单纯追求出口增长的政策。
4.从技术选择的适宜性与技术学习的成本角度来看，技术的扩散和学习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很关键的作用，技术外溢过程中存在一些客观的约束条件
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如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问题，他们将之具体表达为“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边干边学要受到其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迪万和罗德里克（DIWAN＆RODRIK，1991）重新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卡塞利和科尔曼（CASELLI＆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并认为通常的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差异，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以致采取了不同的技术结构所引起的。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强调适宜技术模型和其他技术扩散模型一样，其政策含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把类似约束作为增长发散的重要原因，如巴苏和韦尔（BASU＆WEIL，1998）。政策干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但同时受到政策支持的行业往往技术进步较快，由此产生的投资回报与社会成本无法区分大小。适宜性技术选择理论虽然强调了选择一定的技术结构，就必须有一定的要素投入结构作保障，但是却没有说明如果厂商的要素投入结构背离了本地经济的禀赋结构，究竟会产生怎么样的社会后果。所以该理论也没有准确地理解技术学习的成本。
5.从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角度来看，经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数量由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决定，而这种专业化分工背后的理论机制是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巴拉萨（BALASSA，1978）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其估计结果证明国家之间出口结构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资金和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所决定的。舒马赫（SCHUMACHER，1973）强调，贫困国家的政府对资本密集型技术作用的错误认识，指出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积极意义。林毅夫、蔡昉、李周等人（1994，1999，2001）依据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
6.从技术结构的选择与制度结构的内在性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对于政府干预和发展中国家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难以明确认识政府干预的实际作用机制
实际上，许多内生增长模型从加速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给予了政府干预政策一定的正面评价，但是其他经济学文献中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政府经济管制对于发展的影响究竟是“掠夺之手”还是“辅助之手”，现在还没有定论。
7.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角度来看，现有的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存在严重的缺陷，对TFP的研究产生了一些迷惑
如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焦点是东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到底是源于技术进步，还是源于资本积累。邹，皮特和凯尔曼（CHOW，PETER，KELLMAN，1993），金和刘（KIM＆LAU，1994，1996），扬（YOUNG，1992）认为东亚经济的成长仅仅源于要素数量的积累，迟早会因为回报递减而陷入停滞。谢（HSIEH，1999），费利佩和麦库姆比（FELIPE＆MCCOMBIE，1998）等学者则反对此类看法，他们强调TFP方法所测量的中性技术进步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如何考虑有偏的技术进步才是研究东亚问题的关键。另一个迷惑使美、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是在经验直觉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没有放缓，尤其是信息技术。最后一个迷惑就是，在关于跨国制造业TFP增长收敛的分析中，发现TFP存在较快上升时，收入却不一定上升。因此，现有的研究方法必须从技术进步的基本认识的角度加以改进。如投入要素的异质性，投入要素质量的变化等。
8.从制度结构差异的深层根源角度来看，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法律和宗教传统的影响（SHLEIFER AND VISHNY，1998）；地理环境与贸易（SA-CHS，2001）；地理环境与殖民主义传统（ACEMOGLU，2000）；国际环境与邻国的竞争、模仿（MUKAND＆RODRICK，2002）；政治的竞争程度（ACEMOGLU，2002）；赶超战略说（LIN，2001）。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些不足。
（二）述评
几乎所有的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知识溢出或外部性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理论都没有提供一致的、简单明了的实证检验方法，为一种明确的方法支持另一种方法提供系统证据的文献还是很少的。到目前为止，新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新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力的经验支持。
主流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技术结构的选择对经济系统的内在性，忽视了技术学习与使用的成本。要理解技术学习的成本，就需要首先明确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内生增长理论中可以知道政府的角色是对R＆D活动提供补贴、保护知识产权、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目的是促使更多的R＆D活动和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虽然政府对研发部门的干预在发达国家都是普遍的，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政府干预的具体形式还有争议，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趋向于忽视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增长潜力。
从20世纪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本·法恩（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依据模型所选择的数据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一方面需要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如，混沌、分支）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面，计量检验的研究需要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然而，新的模型和新的计量方法都依赖于基础数学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把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模型（如，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应用于中国R＆D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R＆D知识溢出研究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于1991年提出知识溢出对区域的经济共同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区域间知识溢出是区域相互作用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空间相互作用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是认识区域地理过程的关键之一。
（一）进展
与R＆D溢出相关的传播渠道很多，如：购买中间投入品、雇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发明专利、开办合资企业、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其中国际贸易和FDI是主要的渠道。20多年以来，关于R＆D知识溢出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R＆D溢出的存在性研究
格里利谢斯（GRILICHES，1979）开创性地提出用COBB-DOUGLAS函数表示R＆D的生产，为以后R＆D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他在论文中略述了估计R＆D报酬的生产函数方法，然后依次讨论了2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度量强度高的行业的产出，另一个是如何定义和度量R＆D“资本”存量；第二个问题导致了一个R＆D溢出效应建模的讨论，并提议通过公司间和行业间的技术距离来度量溢出效应。
除了早期尚卡尔曼（SHANKERMAN，1979）的博士论文对R＆D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外，格里利谢斯（GRILICHES）的学生贾菲（JAFFE，1986）是第一个使用 R＆D对专利生产率的“局部”池（“LOCAL”POOL）效应来估计一个公司R＆D溢出对创新的影响的学者，他的思想推动了局部知识溢出（LOCALIZED KNOWLEDGE SPILLOVER，LKS）理论的研究。贾菲（JAFFE）在文中证明了公司的专利、利润和市场价值是与公司研究计划的“技术位置”系统相关，而且，公司似乎根据当期的利润在技术空间中以不同的位置来“移动”，这些“移动”趋于腐蚀掉额外的报酬。通过检查在技术空间上邻居公司是否对公司的成功有一个可观察到的影响来对溢出建模，结果发现邻居公司进行R＆D活动越多，该公司一美元R＆D投入所产生的专利就越多。专利有一个正相互作用，它对R＆D投资高的公司有正的溢出作用。
在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很多追随格里利谢斯（GRILICHES）的思想的论文，基于行业水平，以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主要有：格里利谢斯和利希腾贝格（GRILICHES AND LICHTENBERG，1984）；GOTO AND SUZUKI（1989）；莫嫩和莱亚派恩（MOHNEN AND LE PINE，1991）；沃尔夫和纳迪里（WOLFF AND NADIRI，1993）；维斯佩根（VERSPAGEN，1997）以及洛什和维斯佩根（LOS＆VERSPAGEN，2000），其中洛什和维斯佩根（LOS＆VERSPAGEN，2000）利用面板数据，应用协整分析方法进行生产函数估计，发现溢出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1997）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国外的R＆D资本存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等因素的变化关系。其研究表明：（1）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较多的发展中国家，积累更多的R＆D经验，具有更高的生产力；（2）R＆D资本存量只通过与进口的机器设备相互作用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这意味着，越是开放机器设备进口的国家，越会从外国R＆D中得到更大的边际收益，拥有越多的外国R＆D资本存量，因此这些国家会因为与GDP相关的机器设备进口的增加而获得更大的生产力提高；（3）在R＆D上投资较少的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国家的R＆D投资中会得到较大的利益。
很多学者关注国际贸易对 R＆D溢出的影响。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1995），伊顿和科图姆（EATON＆KORTUM，1996），伯恩斯坦和莫嫩（BERNSTEIN＆MOHNEN，1998）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相同的定性结论：国际贸易传播了显著数量的知识。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1995）首次提供了贸易对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性的证据，他们发现国际知识溢出是和进口货物的构成相关的，进口货物的总体水平对国际知识溢出相当重要。巴尤米，科和赫尔普曼（BAYOUMI，COE AND HELPMAN，1999）首次将内生增长模型的因素应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ULTIMOD经济模型，实证研究R＆D支出、国际技术传输和贸易的贡献。他们模拟发达国家R＆D变化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变化，定量揭示贸易与12个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资本、产出和消费等方面的关系。
最近，许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FDI作为R＆D溢出的传播渠道的研究上。JEFFREY＆YAN（1995）估计了国内R＆D溢出和国际R＆D溢出对加拿大和日本10个制造行业的成本和生产结构的影响，发现国内溢出比两国间国际溢出对平均变量成本和要素强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通过计算两国的每一个行业的R＆D私人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发现社会回报率是私人回报率的2.5～10倍，加拿大的社会回报率是日本的2～3倍。李·布兰施泰特（LEE BRANSTET-TER，2000）认为，FDI是一个知识溢出的可选择的重要的媒介渠道，他介绍了一个度量公司之间国家知识溢出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研究日本公司在美国的FDI，直接检验FDI是知识溢出的渠道；他还发现 FDI加速了日本投资公司的知识溢出。格林费尔德（GRüNFELD，2002）对国际 R＆D溢出促动 FDI的理论做了详细总结，凯勒（KELLER，2004）详细介绍了国际技术溢出，在此就不花过多的笔墨了。
2.关于R＆D溢出的局部（有界）性研究
大量的证据表明R＆D溢出受地理距离限制，可以部分地从语言与文化的屏障、可以产生溢出的公司之间相互作用的极限等角度来解释。
贾菲（JAFFE，1989）首次把专利按照科技领域重新分类，然后显示美国每一个州在每个科技领域的专利数是当地大学R＆D的正函数；专利和大学R＆D的关系被解释为从科研机构到当地商业领域存在一个“技术溢出”局部化的信号。阿克斯，奥德里奇和费尔德曼（ACS AND AUDRETSCH AND FELDMAN，1992，1994）；奥德里奇和费尔德曼（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研究了当地大学R＆D投入和创新的关系，发现创新产出的地理集聚与行业R＆D密度是正相关的，结果揭示了“创新活动在空间集聚的倾向”。AUTANT-BERNARD（2001A，2001B），奥兰多（ORLANDO，2000）研究了地理和技术上的邻近性对公司之间溢出的相互作用，发现地理的邻近性对溢出的重要性依赖于相似行业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倾向。奎列里（GUERRI-ERI，1999），维斯佩根（VERSPAGEN，1993），帕维特和帕特尔（PAVITT AND PATEL，1994）等学者发现地理的邻近性继续在知识流动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主流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法不是检验知识溢出局部化存在的唯一方法。贾菲，特拉伊坦伯格和亨德森（JAFFE，TRAJTENBERG AND HENDERSON，1993）使用专利的引用数来跟踪知识直接从科学研究机构流入公司的R＆D部门，他们发现创新公司更有可能引用当地进行相关研究的大学的专利，而不是外地其他大学的专利。阿尔梅达和科古特（ALMEIDA AND KOGUT，1997）在研究半导体行业的专利引用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结果再次被解释为从大学研究到公司的知识溢出是高度局部化，即地方化的。莫尔塞思和维斯佩根（MAURSETH AND VERSPAGEN，1999）；VERSPAGEN＆SCHOENMAKERS（2000）基于两地区之间专利引用数，对专利引用数与两地的地理距离的关系建模并进行估计，发现跨地区的专利引用数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显著地下降；莫尔塞思和维斯佩根（MAURSETH AND VERSPA-GEN，1999）发现取得专利的地区和引用专利的地区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会导致专利引用数下降0.3%。BROUWER ET AL。（1999）发现，荷兰位于集聚区的公司趋于比外围地区的公司生产更多数量的新产品。凯利和哈格曼（KELLY AND HAGEMAN，1999）利用美国各州的专利数，通过质量梯度模型分析后发现：专利活动有很强的空间集聚。凯勒（KELLER，2002）研究OECD国家的R＆D活动后发现溢出的数量在1200公里处就减半了。
随着空间计量学的发展，以及一批相关软件（如，SPACESTAT）的推出，对研究R＆D溢出提供了另外一种新方法。主要的代表文献有ANSELIN ET AL。（1997）、FISCHER AND VARGA（2003）、格罗伊纳兹（GREUNZ，2003）、博德（BODE，2004）。ANSELIN ET AL。（1997）重新检查了大学创新与高科技创新之间空间溢出度的实证研究，分别以州和大都市统计区（MA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为空间单元，扩展了空间溢出的度量方法。通过势能（GRAVITY POTENTIAL）和贾菲（JAFFE）的“GEOGRAPHICAL COINCIDENCE INDEX”研究，发现州一级的局部溢出很强；MSA一级的大学研究与高科技创新活动之间的外部性，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私人R＆D产生影响；MSA的大学创新研究溢出扩散的半径是50公里。
FISCHER AND VARGA（2003）研究了奥地利的大学R＆D的空间知识溢出，发现溢出遵守一个清晰的距离衰减模式，认为知识溢出的空间维是不能忽视的。格罗伊纳兹（GREUNZ，2003）通过研究欧洲153个地区1989～1996年间的知识溢出，发现地区之间的知识溢出发生在地理位置紧密相邻的地区，有相似的科技概况（TECHNOLOGICAL PROFILE）的地区之间也存在跨地区的知识溢出；知识的溢出主要是由私人商业部门驱动的，如果知识溢出发生在一个给定的国家之内，那么国界将严重阻碍地区之间的知识溢出。博德（BODE，2004）研究德国规划区20世纪90年代地区之间的知识溢出，发现由于高的交易成本，周围地区实际上只得到了一部分跨地区的知识溢出。
尽管通过空间计量学可以检查知识溢出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但是所分析的结果都依赖于空间邻接矩阵的选择，依赖于地理上的距离（包括共同边界）。拉莱特和托雷（RALLET AND TORRE，1999）认为，地理上的距离在知识传播的经济学中的角色还是很有争议的。如何更好地选择空间邻接矩阵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述评
关于R＆D知识溢出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溢出传播渠道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尺度主要有国家、地区、公司。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应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横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很少考虑经济要素地理空间维的影响；而区域经济学家则主要应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考虑了经济要素地理空间维的影响，研究的结果依赖于空间邻接矩阵的选择。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全局（GLOBAL）的角度对 R＆D知识溢出进行研究，很少从局部（LOCAL）的角度对R＆D知识溢出进行研究。经典统计分析方法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也许是未来的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此外，用博弈论进行知识溢出研究的文献也不多见。
三、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
（一）进展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感兴趣。相关研究很多，下面仅列举和本书相关的研究进展。
刘琦岩（1998）探讨了R＆D系统、R＆D活动的过程和性质，R＆D活动的机构、体制对R＆D活动的影响，论述了R＆D对社会和经济的作用，以及R＆D与生产方式和企业、国家经济目标的关系；从微观角度来探讨 R＆D的收益率、R＆D的外溢效应、R＆D与市场结构和R＆D活动的评价等问题；从实证的角度，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分析R＆D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分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自身发展的节奏、R＆D支出结构的变化、R＆D投入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对 R＆D投入波动的影响；并联系实际，探讨了R＆D与信息化、知识经济之间的作用和中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等有关问题。
黄凌云（2002）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R＆D投资的社会收益率提出中国在短期内以模仿跟随为主，在长期必须走向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战略和相关政策建议。
尹静，平新乔（2003）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个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现象，在研究中借鉴了贾菲（JAFFE，1986）构造企业之间技术溢出指标（技术上的邻近性）的方法构造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28个制造业行业之间的技术相邻指标，全面分析了各地区（制造业行业）之间的技术溢出的特点。得出如下结论：溢出效应的存在增加了各地区（行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同时，由于地区（行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会使地区研究开发的产出———专利数量有所上升；地区（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指标对各地区（制造业行业）的研究开发决策和专利申请决策的确影响显著。
王铮等（2003）以“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两个概念的空间演化过程为研究对象，对区域间知识溢出过程受生态条件和空间距离等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知识缺口对知识溢出有重要影响，知识溢出的空间衰减服从WILSON模式。王铮等（2003）借助知识网络的概念，对中国与美国的R＆D溢出情形做了初步的统计考察，结果发现：中国、美国R＆D溢出在溢出时间上有明显不同，同时中美之间存在明显的R＆D区域溢出。中国对美国R＆D投入的溢出响应时间约为4年。美国R＆D溢出对中国GDP的增长作用是明显的，中国R＆D对美国R＆D的作用也存在二者都是正的溢出，中美经济的合作对双方均有积极意义。藤丽，蔡砥，王铮（2008）基于人口迁移、铁路贸易两种可观察事实，采用CH模型和反事实估计法验证了中国省域尺度上的溢出是否与人口迁移或铁路贸易有关；结果显示区域知识溢出与反映区域相互作用的可观察事实有关，而不是随机发生的。
陈诗阳（2003）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对几种相对显著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经济效应和溢出效应是明显的，应继续实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充分利用外资、技术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陈涛涛（2003）利用中国制造业84个四位码行业的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产业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益的有效机制。在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两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充分和有效，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
YING（2003）通过证实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用安瑟兰（ANSELIN）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了非农劳动力、制造业工业总值、资本存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等要素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空间经济存在极化现象；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由于要素流动、转移支付、技术扩散的影响，溢出效果是起作用的，因而改善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
CHEUNG＆LIN（2004）利用中国1995～2000年的省级数据，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专利（发明、实用、外观）申请的混合时间序列与横截面数据估计，以及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对中国国内专利申请有稳健的正的影响，较低的创新（如，外观设计专利）的溢出效应最强，使FDI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更加突出。WEI＆LIU（2004）基于1998～2001年期间超过10 000家本国公司和外资公司的面板数据，评价了R＆D、出口、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国公司从出口活动和R＆D溢出中受益匪浅；中国处于转型时期，OECD国家的投资公司对跨地区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强的、负的行业内溢出，对OECD国家的投资公司所在地的中国本土公司产生了强的、正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
柳剑平等（2005）运用博弈论研究了税收、补贴与R＆D溢出效应，朱平芳，徐伟民（2005）利用零膨胀泊松分布模型，结合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产出滞后机制，结果说明科技活动的内部支出与专利产出有滞后期。王立平（2005）运用SAR模型对我国高校R＆D与高技术产业R＆D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内高等院校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知识溢出是正向的、显著的，但溢出程度较低。吴玉鸣（2006 A）用GWR模型研究北京的大学、企业研发，提出了相关对策。许箫迪等（2006）利用空间距离聚集度指标研究了区域知识溢出的集群效应，朱美光，韩伯棠（2006）基于空间知识溢出提出了中国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研究框架；朱秀梅等（2006）以高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机制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溢出传导机制。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R＆D进行了研究，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近年来，人们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姚洋（1998，2001）利用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技术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沈坤荣（1999，2001）、何洁，许罗丹（1999）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李平（1999）对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洪名勇（2002）对国有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经济、R＆D投入、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王林山（1999），朱锋峰，贺德化等（1998），刘德学，樊治平（2000），冷冬（2000），林媛媛（2000），张国旺，李丽（1999）等。
国内关于R＆D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舒元，徐现祥（2002）分析了我国1952～1998年间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明显不支持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增长理论，比较支持AK类新增长理论。YING（2003）利用1978～1998年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R＆D对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通过空间滞后模型发现中国空间经济存在极化效应。李雪峰（2005）运用1978～2001年的统计数据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实证分析，发现研发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赖明勇等（2005）利用1996～2002年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数据，用政府财政科研支出作为国内研发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国内研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陈开军等（2006）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对国家生产性投资、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探索，发现R＆D生产不符合我国的要素结构的特征，短期内，R＆D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源于投资增长对经济的短期拉动效应。另外，杨立岩，潘慧峰（2003）将知识划分为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知识两类，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结果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王大辉，李红刚（2005）把R＆D看做一个POISSON过程，发现在物质资本积累和R＆D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可以使经济既快速又稳定地增长。霍景东，夏杰长（2006）利用1999～2003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发现科研开发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科研开发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明显为正。李志宏（2006）利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发现R＆D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王璐（2007）对国内研发的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VAR模型分析及 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国内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邵建春，李霞（2008）利用VAR模型研究研发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发现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时滞。吴建新（2008）通过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国内外研发和专利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综上所述，学术界对R＆D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二）述评
国内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起步较晚，国际上虽有学者研究中国的R＆D溢出，但没有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没有考虑经济要素地理空间维的影响。国内很多学者把新经济增长理论应用于地区经济增长，考虑经济要素地理空间维的文献不多，很少有人探讨科研机构R＆D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不同R＆D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