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央行独立为央行谋取部门利益（增加预算、扩大权力、获得名誉等）、为金融利益集团谋取集团利益（如提高薪酬、倾向性货币政策等）、有关官员或其亲属谋取个人利益（利用央行信息优势从事金融套利）提供极大便利，从而损害公共与国家利益。反对央行独立的弗里德曼观察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即美联储不断“搅动”其资产组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为与美联储交易的债券交易商创造利润，同时也借此凸显美联储的重要性与工作的神秘性，为官员们高薪的职位创造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集团发育成长迅速，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十分活跃，积极谋求扩张权力、甚至是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当属“涉外利益集团”，世界与中国自己的历史一再表明，涉外利益集团在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往往选择的是集团利益而抛弃或绑架国家利益。中国涉外利益集团影响力越来越大，不断推行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如金融业单向对外开放（不对内开放）、执意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了集团与个人利益而贱卖国有企业资产）、以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中国融资者（导致中国会计审计业被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将直接关系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信用评级业交给穆迪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把巨额资源与财富（外汇储备）交给美国廉价使用与管理，等等，做出众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已经而且持续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与战略被动，如果类似机构进一步增加“独立性”，与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共生”从暗度陈仓到明修栈道，那么中国拉美化的新殖民经济也就指日可待了。
央行独立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摆脱所谓“政治经济周期”。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央行以何种形式存在必须与国情、政治形态相适应。建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组织体系，一定要从各国国情出发。美国就是根据自己的垄断资本主导一切的国情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体系。中国国情是，人口十多亿，民族几十个，中央集权数千年，国土纵横数万里，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转型经济体，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央行等机构设置必须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绝对不能照搬某一国家的模式。西方的选举民主、政党轮流坐庄令社会经济产生明显的“政治经济周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取得显著成就，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与“领导人交接班制度”，萧规曹随使得经济社会政策具有前后良好的延续性，西方明显的“政治经济周期”在中国异常不明显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央行独立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央行独立可以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有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央行承担的是稳定物价的职能。但是，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大国，物价稳定不应当成为人民银行的核心目标，而且在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国内市场体系远未完善的前提下，单凭中国人民银行的水准与能力也无法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迄今为止，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政府正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以社会改革推动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正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使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改革与崛起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显然，中国央行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改革与崛起的大局。
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首要也是核心职能应当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实施主权信贷，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抵御金融霸权与入侵，而不是技术上的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通货膨胀。转轨经济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仅仅一家央行无法承担长期金融稳定、物价稳定的重任，其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相结合、与其他部门相协调。追赶型经济必须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实现赶超。经济全球化下，经济与金融安全日益突出，而且态势日益紧迫与严峻，后进国家必须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央行在服从并服务于改革与崛起大局的前提下，应当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摆在首位，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与机制，增强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增强防范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能力，不仅直接指导与参与金融改革，更要为改革与崛起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