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姓名：张居正
字：叔大
号：太岳
生卒：1525―1582
享年：58岁
谥号：文忠
著作：《张太岳集》、《书经直解》
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张居正像
张居正，明万历年间首辅，官至内阁大学士。他从平民中崛起，做了十年首辅，并协助幼帝，制定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在任期间，他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被誉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高才不负众望曲阿以得高官
张居正的祖上系安徽定远人，原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其后，曾祖父张诚由归州迁往江陵，祖父张镇为江陵辽王府护卫，父亲张文明曾先后七次参加乡试，但均落第。
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张居正降生。其时，张居正的曾祖、祖父、父亲均健在。刚出世的张居正，即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呵护备至。5岁时，张居正即被送到学校读书。张居正天资聪颖，勤奋用功，不到10岁，他就懂得了经书大义，诗词歌赋更是信手可成。他曾作过一首《咏竹》来抒发自己的心志：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嘉靖十五年(1536)，12岁的张居正在童试考中头名秀才，名震荆州。次年中秋八月，他又参加了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这天早上，考场考官们开始阅卷。湖广总督顾嶙闭门谢客，静候结果，忽然想起一年前本省学政曾说，荆州有一少年才子张居正，12岁便以头名得中秀才。顾嶙独自揣摩，不知这位少年此次是否来应试。阅卷完毕，启封后，顾大人果然看到了张居正的名字，仍旧名列前茅。然而，顾嶙认为，张居正年纪太小，如果此次中举，或许会因骄傲自大而误了前程，倒不如先不录取他，令其更加发奋读书，如此才更老练，今后便能前途无量。
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英姿勃发，在乡试中中举。16岁中举，在当时也甚是少有。张居正特去拜见顾嶙。顾嶙极为欣慰，他解下自己身上的犀带送给张居正，感慨地说：“古人云，大器晚成，此为中才说法罢了。而你并非中才，乃大才。是我耽误了你三年功名，直到今天才让你中举。你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再不求进取了。”
张居正故里石碑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23岁。这年，他考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从此进入官场，开始了政治生涯。其时，朝廷内阁大学士是夏言、严嵩二人。为了争夺首辅的职务，严嵩和夏言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有礼，却暗中伺机陷害报复。作为一个新科进士，张居正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政局。不过，从朝廷内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他认清了当朝政治的腐败。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写了《论时政疏》，系统地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这是张居正第一本奏疏，首次展现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然而遗憾的是，这并未引起严嵩和世宗的重视，奏疏没有被采纳。于是，张居正借口养病，毅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江陵。
他在江陵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张居正并没有停止为实现自己抱负的努力。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详细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对时弊的认识更加深刻，改革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张居正由翰林院编修晋升为右春坊右中丞兼国子监司业。其时，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激化。由于严嵩年事已高，常常出现纰漏，世宗颇为不满，严嵩遂渐渐失宠。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为内阁首辅。徐阶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在名分上是张居正的老师。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事和聪明才智，徐阶也很赏识。他对张居正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视其为栋梁之材。张居正也竭尽全力协助徐阶工作，二人配合得相得益彰。
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驾崩后，在张居正的参与下，徐阶即开始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
隆庆元年（1567）二月，张居正被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内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其后，朝廷大事基本上由徐阶和张居正管理。张居正如鱼得水，不久他就写了《上陈六事疏》。疏中提出省议论、核名实、振纪纲、重诏令、固国本、饬武备等建议，更是令朝中官员刮目相看。
当时，朝廷中的实权人物除徐阶与张居正外，还有高拱。高拱与徐阶政见不同，二人常相互倾轧。高拱排挤掉了徐阶，自此，便视张居正为自己的下属，因此跋扈日甚，独断专行。张居正有志不得施，但他仍旧努力寻找有利于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
明朝是一个权宦辈出的朝代。凡是能够比较长久供职的大臣，包括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有宦官做自己的保护伞。早年，太监冯保是朝中的秉笔总管，他一心想要再晋升做掌玺总管，可是却遭到了高拱的反对。因此，他与高结下了不解之仇。张居正十分清楚，要想施展自己治国的远大抱负，就必须扳倒高拱，这就必须得到冯保的支持。于是，他主动向冯保示好。据史载，他先后送予冯保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幅，金3万两，银20万两，“其他珍珠尤多”。冯保耗费大量钱财为自己营建墓穴后，张居正还特地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做寿藏记》，为其歌功颂德。这样，冯保终于与张居结正成了针对高拱的统一战线。
隆庆六年(1572)的一天，张居正上朝。文武群臣等了足足半个时辰后，方听皇宫内高声传呼：“皇上驾到！”只见穆宗头戴金丝皇冠，身穿绣龙黄罗袍，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无精打采地进入大殿。谁知刚一入座，穆宗便觉一阵虚火攻上心来，顿时感到头要迸裂，五脏六腑仿佛被什么东西搅乱了。他霍地站起来，嘴角不停地抽搐。一旁的掌印太监孟冲、秉笔太监冯保大惊失色，忙上前将其搀入乾清宫。一会儿工夫，一太监气喘吁吁跑来口传圣旨：“着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宫受命，其余百官退朝！”三位大学士慌忙入宫，只见皇上面如土色，陈皇后与李贵妃愁容满面，悲哀难忍，年仅10岁的太子肃立在御榻旁边。秉笔太监冯保宣读诏书：“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正值幼冲，一切托付卿等，宜协辅嗣皇，遵守祖制为社稷立功也。”三个大臣喉头哽咽，强忍悲痛，叩头谢恩，回文渊阁中等候消息。
不久穆宗逝世，太子朱翊钧继承帝位。改年号为万历，是为明神宗。这时，冯保已顺利地当上了掌印太监又兼提督东厂，可谓大权在握。在冯保的左右下，张居正不断得到重用，而高拱明显地感到内宫对他的不信任。
一天，一个太监将神宗的口诏传给高拱。高拱下意识地说道：“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冯保得知此事后，立即联合张居正向两宫太后汇报，制定策略。
几天后，上朝时，御前太监跨前一步急急宣布：“两宫太后及皇上有特旨在此，文武群臣细听！”接着，由冯保展旨，高声诵读：“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我母子朝夕惊惧，即令其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样，高拱被罢了官，另一位阁老高仪不久作古，只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一身挑起了首辅的重任。
主教幼帝才识任贤安邦定国
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他的教育问题就成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头等大事。张居正深刻感到，教育出一个好皇帝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于是，他毅然亲身肩负起教育皇帝的重任。张居正每日除安排好皇帝的功课外，还专门为神宗讲解经史；又将每日早朝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时间均安排让神宗读书；又请李太后移居乾清宫，与神宗同住，以便朝夕照顾，调理管束。
神宗读书的地方叫文华殿，坐落在紫禁城东部，为历代皇帝就读省事之处。神宗那时尽管已身为人主，心却终属童稚。他原来爱玩爱闹，兴趣广泛。可当了皇帝后，一切由不得他了。严厉而令人敬畏的张居正先生不仅亲自为他讲解经史，而且还为他任命了五个讲经说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并且为他编订了厚达一尺多的讲义。每日上午，他要学经书、历史和书法，还要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一一亲览当天臣僚们上奏的本章，在张居正“票拟”的旁边用御笔作出批示。饭后的时间，本可以自由支配，但神宗却仍不敢懈怠半分，因为李太后和冯保还要他温习功课，第二天把所学的内容背诵出来。在张居正的谆谆教导下，神宗一天天长大成熟起来，懂得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治理天下的策略。
一次，为了检验神宗学习的成绩，张居正给他讲了一个宋仁宗不爱珠宝玉器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说：“自古以来，那些只看重珠宝的君主是不可能干出大事业的。”神宗马上接着说：“珠宝是没有用处的东西，贤臣良将才是真正的宝贝。”张居正一听，露出几分喜色，连忙夸奖说：“陛下说得很对。凡是圣明的君主均重视五谷，而对珠玉看得很淡薄。因为五谷能养人，珠玉呢，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先生说得有理。”神宗说。“陛下如此圣明，真是大明朝的福气，也是黎民百姓的福气。”张居正高兴地称赞着。他想，皇上已经可以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了，自己总算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
张居正耳闻目睹了“庚戌之变”，主理朝政后，他对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素质甚为担心，便一直谋划着整顿边防，要使边关安定，人民和睦。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内阁参政之初，鞑靼首领俺答率军直逼京师，北京危在旦夕。尽管后来敌兵在大肆掠夺之后引兵北退，但皇上和大臣均意识到应彻底整顿软弱无力的边防了。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驻兵于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但由于新任兵部尚书霍冀对情况并不熟悉，主持整顿蓟、辽，巩固边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张居正身上。
张居正从整顿边防入手，正式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他大胆地任用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信而任之”，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其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给予他们大力支持。谭纶提议筑造敌台，张居正立即批允谭纶、戚继光二人“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戚继光强烈要求改革蓟州军制的提议也立即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短短的几年里，戚继光励精图治整编防区，训练新军，常备不懈，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戚继光镇守蓟州的16年间，各部蒙古再也未敢侵犯边境。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从隆庆元年（1567）起，李成梁在辽屡败蒙古土蛮部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镇守辽东。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先后10次连奏大捷，其武功之盛是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
张居正还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宣化、大同。他们镇守边疆，开屯田，加紧练兵，使边关防御力量大大增强。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大明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危败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犯边事件逐年减少。
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还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即便有一线和平希望，也不要兵戎相见，一切为百姓的生命财产及生活安宁着想。宣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布告并宣布：藩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流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并接纳安置。这果然在蒙古地区引起很大反响，投奔而来的人口越来越多。
国政行“考成法”财经挥“一条鞭”
其时，朝中空议盛行，人浮于事，政令不通，面对这样千疮百孔的局面，张居正说：“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他的意思是说，当国家已经面临危亡的时刻，必须使用强烈至猛的政策来治理。虽然这样做可能会有些过头，但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扶起稳固将要倾覆的基业！
任内阁首辅伊始，张居正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同监军”冯保的侄子因殴打平民触犯了法律。冯保是大内总管，且又有恩于张居正，因此无人敢处理，朝野上下都在静观其变。张居正得知后，毫不手软，立即将其革职，并杖责四十。而后，他还通告冯保要严肃家教。
黔国公沐朝弼，屡屡违犯禁制，仗着自己是有功勋的三朝元老，并不把张居正放在眼里，朝中也无人敢把他抓捕执法。他口出狂言说：“张居正算个什么？我当丞相时还没有他呢！”这一天，张居正亲自登门，进门便道：“黔国公请了。”沐朝弼装作没听见，躺在那里不搭理。张居正又放大声音说：“黔国公，有礼了。”沐朝弼还是装耳聋，不动丝毫。张居正第三次高声喊道：“黔国公，请起见礼了。”沐朝弼还是不动身。张居正对门外一挥手，说：“士卒们在哪里？速将蔑视礼数的沐朝弼抓起来，蔑视礼法如同蔑视王法，三次蔑视王法该当送进监牢了！”张居正生平展览馆的太岳堂言毕，一行兵卒从大门外一拥而进，将大躺椅上的黔国公沐朝弼戴上枷锁，关进了大牢。沐朝弼后悔不迭，哀求张居正手下留情。张居正说：“先礼后兵，古人传统。令行禁止，毫无例外。”沐朝弼屡次违法的事件此次一并判罚，他被处以终身监禁，禁锢在应天的大牢之中。
这样，张居正终于在朝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随后开始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弊政，繁荣经济了。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官吏制度，他制定并实施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
“考成法”最主要的内容有两条：其一，六部和都察院给所属官员应办事务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册，一本送科道，一本呈内阁。其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账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统治体系，也是他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
“考成法”赏罚分明，因而，官员们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自上而下就如同一台流水线作业，各项工作稳定而有序地进行着。随着“考成法”的实施，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内阁管理起来自然方便多了。
接着，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决心使腐败到极点的吏治得以整顿，使腐败之风得以改变。他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尽行裁革那些吃粮不管事的冗官。
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下令撤苏松地区擅自添加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人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581），一次裁革冗员169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万历四年(1576)十月，神宗审阅了关于山东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凤鸣进士出身，何以如此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我们用人，应当视其才干，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表示赞同。有了皇帝的认可，张居正便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他主张用人时要“论其才，考其素”，即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查。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些被破格选拔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政治、吏制稳定之后，张居正又根据大学士张四维和吕调阳提出的税制改革措施，施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最早由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田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按照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此即“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此法就在福建、江西等地推行了。但50年来朝中对此争论不休，大臣们各陈利弊，以致政令屡行屡止，未成统一之策。张居正认为，推行“一条鞭法”可以解决财政困难，使国家度过危机。
要推行一条鞭法，首先就得将天下田亩丈量清楚，这样才便于合理分配。张居正于是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凡庄田、民田、职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量土地，除皇上赐田外，一律按地办纳粮差，不准优免。户部随后颁布了《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自嘉靖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清丈天下田亩的倡议，在张居正的努力下，这件事终于付诸实施了，一时威震朝野。
但是清丈天下田亩触犯了上层阶级的利益，遭到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拼命反对。有些地方官对清丈田亩也很不认真，有的甚至公开袒护豪强，清丈局面迟迟打不开。可张居正坚定不移地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格督察各级官员清丈，对阻挠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下令：“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他还告诫百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详审精核”，“务为一了百当”。这样，清丈田亩的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50余万顷。至清丈完毕统计，全国田亩总数达到700余万顷。此次清丈田亩，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并且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正式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抑制豪强密切联系的，没有这些先决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宿。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和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越了这些。
在张居正主政的10年间，大明王朝吏制清明，经济繁荣，人民负担大大减轻。至张居正辞世前夕，北京“粮仓”内有能满足此后9年使用的存粮。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有白银600多万两，太仆寺存有400万两，应天的库房也藏有250万两储备。这些银两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广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20万两之间。这与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国家年收入250万两，支出400多万两，财政赤字150万两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生前权倾朝野身后一败涂地
张居正主政10年，为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他执政期间，朝中只有他一个首辅，满朝文武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门生。久而久之，张居正不免骄奢心态日炽。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遇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才可以继续留任，称之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明中叶时就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此项规定。可是，当时朝中主事只有他一人，而且不能说没有隐含危机。张居正意识到，如果自己离任三年，形势就有逆转的可能。此时，户部侍郎李幼孜等人顺势提出让朝廷“夺情”的建议。当时，因别无他人可以主政，皇帝遂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让张居正的儿子回家为祖父守孝办丧事，而只批准张居正三个月的假期。
为父亲办完丧事返京时，张居正所到之处，抚按大员都越界迎送，并亲自走在前面为他开路。当地守臣更要长跪低头，迎送首辅。张居正路经襄阳时，襄阳王亲自出来迎接。按照惯例，朝臣即使有公侯封号，也必须向藩王行“君臣之礼”，即朝臣要向“王”跪拜。但是张居正并没有施行这一礼节，后来在南阳见南阳王时，他仍没有行跪拜之礼。
张居正的两个儿子都“金榜题名”。虽然朝野对此颇有微词，但也无可奈何。他的“苍头”仆人游七也花钱买了官当，列于士大夫行列。
张居正墓碑张居正是皇帝的老师，又极其严格，幼帝对他既恭敬又害怕。无论口称还是手写，神宗都尊崇张居正为“元辅张少师先生”。神宗慢慢长大，日益贪图享乐。然而慑于张居正的威严，也只好缩手缩脚。有时想赏赐妃子物品，都只能先写在本子上，待有机会再办。由此，张居正不但在改革中触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招致了皇帝对他暗中怨恨。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终年58岁。他病重期间，神宗十分伤心，送给张居正许多珍贵药物和补品，并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今后多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张居正病逝后，皇帝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据谥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而“危身奉上曰忠”。显然，在赐谥时，皇帝对张居正功勋业绩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剧逆转。没过几个月，那些在改革丧失利益者频频告状，神宗也态度大变，张居正竟遭到了自上而下的谴责。
此时，司礼太监张诚等在皇帝面前拼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冯保随即被逮捕，家产也被查抄。而张居正生前与冯保关系极好，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序幕也同时拉开了。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原兵部侍郎汪道昆所总结的：“张公之祸在所难免。个中缘由，乃因为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权重遭忌，此即张公无法摆脱的困境。”
神宗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些受过张居正批评的人趁机告状，原来巴结张居正的人也都反过来说他的坏话了。神宗于是下令恢复旧制。张居正创造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驿递的新规也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那些被裁处的官员，一个个又重新被起用，官复原职。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其儿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接着，又有人告发张居正专权要谋反，并说他家里一定藏着许多财宝，神宗即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私。五月，张宅被抄，但全部家财也不过银30万两左右。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十余人被活活饿死。神宗又下令：“张居正生前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本应鞭尸？首，然念其在朝经年，暂免其身，而家小则不得恕免，一律充军！”后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神宗才勉强答应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
一个为国家的富强建立了赫赫功绩的名臣，反倒成了罪人！这个结局是张居正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
张居正死后，神宗再无人管束，他嗜酒、贪色、恋财。为满足私欲，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腐败，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又急剧发展起来，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明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面对日益衰败的朝廷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许多有识之士又想起了张居正及他的改革业绩。天启二年(1622)，熹宗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伸冤。
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思宗终于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官职，并授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为中书舍人。九泉之下的张居正若是有知，则可以瞑目了。
从1572年年中到1582年，中华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大明王朝因为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的改革，才得以存续了62年。这，大概就是张居正值得后人追奉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