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曾巩的文学思想与其散文创作实践
曾巩文学思想中的经世观、文道观和创作观，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文学思想的指导下，曾巩大力倡导创作古文，其文风趋于古雅平正；文学表现的思想内容广泛，但经世明道是他创作实践的主要目的；其文法自成一格，形成了他独有之创作特点。他的散文创作实践，印证和完善了其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
一
在创作实践上，曾巩的经世观亦与其文道观相统一。曾巩并不刻意为文，他之所谓文，必是明道之文，而他的道则强烈地包涵着他的经世思想。他在《南齐书目录序》所说的“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显然是将其经世思想与文道思想融为一体。他的创作实践，一方面顺应了北宋中期的经世思潮，使他的文学创作配合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另一方面，他的创作实践体现出来的经世思想，对于当时在文学上砥砺人格，在培育士大夫之品性涵养方面起了很大的规范作用。
曾肇这样评析曾巩：“公生于末俗之中，绝学之后，其于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得，足以发六艺之蕴，正百家之缪，破千载之惑，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致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①曾肇肯定了曾巩行文之特点，“正百家之缪，破千载之惑，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这正是曾巩经世思想的体现。“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正谓其经世观与其文道观相融为一体，曾肇的这段话深刻地概括了曾巩经世思想之特点。他的议论文《唐论》是他言古今治乱得失之文，通过分析唐太宗为政之得失，慨叹圣君之难得，士之不遇，是供人君可以参考为政之文章。曾巩的许多议论文，都是这样有为而作之文，其《说势》可与苏洵的《六国论》比美，其说理之深，析古今成败，独出己见。文章分析了周汉秦三代之兴衰，得出“天下之存亡，视其大伦大法之治乱耳。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皆善也。”②曾巩言古今之得失，皆在“势”，论点新颖而论证严密，曾巩的其它一些议论文，尤其是一些序记更能反映出曾文经世创作的特点，他的《战国策目录序》虽表面是说“法以视度，不必尽用；道以立本，不可不一”的道理。其实此序是曾巩针对唐末五代以来儒道丧失的现象，企图匡扶儒学，用儒家思想来扶正朝纲人伦，这不仅体现了曾巩古文的“文以明道”的思想，也说明曾巩为文旨在经世，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有为于世。其《与孙司封书》有两处，一谓文章言孔宗旦“预言智高必反”、且宗旦“忠君死节”却未能封赏；次为文章重在说理经世，故语言质朴，叙事简洁，尤其是能以一人之事广及天下之理，以治事之得失阐明治天下之大计，有以微见大之特色。其目的在于以孔宗旦事警告天下。前人云：“国所以立者，纪纲也。纲以统纪，纪以承纲。纪乱而补苴罅漏虽不可少，然国不至于无与立也，曰纲在也。纲废则纪虽存，亦弛而不能举矣。误封疆者不可逋诛，死封疆者不可遗卹，是立国之纲也。巩所以勤勤于孔宗旦之事，而必欲其白于天下欤！”①而其它议论文如《说用》、《说内治》、《说学》等皆是有为而作之文，无不体现了曾文之经世思想。
曾巩之经世观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因此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下，他的创作也表现出了一种内敛式的精神道德追求，由于他的精神道德标准与他信奉的儒道思想一样，所以他的文章也被后人称为“儒者之文”。他的许多文章都是重德之文，讲的是儒道之文，以此来经世明道。如他的《先大夫集后序》②，此序写的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优秀品德，重点突出了曾致尧“勇言当世之得失”、“常激切论大臣”而“当时皆不悦”，“故卒以龃龉终”之事迹，实际赞颂了他忠君爱民的思想。曾巩认为臣子“勇言当世之得失”是作忠尽诚之表现，因此，他作此序，旨在阐扬他的儒道思想，劝戒士大夫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此文情理并茂，经世明道甚重，故茅坤说“有大体为儒者老成之论”③。清圣祖皇帝称赞此文的写法和所宣扬的儒道思想，云：“层折以抒其情，使人忠孝之思油然而生。”④其《书魏郑公传后》以读《魏征传》有感，用魏征“以诚信侍己而事其君”为着眼点，一方面称赞其作为良臣之美德，另一方面表明君主纳谏之得失与臣子谏诤之功德，曾文本在于为人臣树立楷模，以此砥砺臣节。前人云：“然则巩之言正孔子所谓‘善则称君’之大者矣，而奚有二焉！惟谏不纳而过已彰，乃号于人曰：‘吾尝言之矣’，则为失人臣之义耳，而岂巩文之旨哉！”⑤曾巩以魏征事告戒天下，其用意不言而喻。甚至他的《寄欧阳舍人书》，也从儒道的经世思想出发，赞扬了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之品格，并充分肯定了其所撰墓志铭所起的警劝作用，这其实是曾巩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包含着一定的史学鉴戒意识，也反映了曾巩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其他如《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等皆是曾巩彰显士大夫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这虽是曾巩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追求，却反映了北宋中期士大夫渴望恢复儒道而重振朝纲的要求，这亦是曾巩文学创作的功利性所在。
在其文学思想的指导下，曾巩的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思想，还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一定的关系。在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潮成为北宋中叶的一股强烈思潮，伴随着两次朝政的改革，这种思潮愈发强烈，表现在文学思想，则是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而曾巩的经世观，正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体现。他在青年时期就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表明心志说：“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①确实，曾巩一生胸怀经世之心，用古文来阐明儒道，用儒学来扶正朝纲，恢复社会人伦秩序，这确实与当时“古文运动”的经世主旨大体相同。曾巩的很多文章，尤其是古文，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使他的文学创作实际走上了一条实用的道路。
二
曾巩的文道观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实际，在曾巩看来，“文以明道”，道是一，文是二，道是为文的目的。他之所谓道，是为儒家之道，他之所谓文也就是“儒者之文”②。而与“明道”所联系的便是他的散文创作，而最能体现他文道观念的，则是古文，而曾巩之所以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向来是以古文闻名于世的。《宋史·文苑传序》称：“国初，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复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③宋代的“古文复兴运动”，不仅仅是古文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复兴。儒学与古文的复兴在当时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所有的古文家都强调文以载道，即使是欧阳修所纠正的太学体的代表人物石介，也提倡古文古道。石介在《答欧阳永叔》中说：“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①由此可见，在当时，明道是古文创作的一大特点，虽然各家各派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在文以明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复兴运动”，也以明道为重任。所以欧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他所谓的道，除了与日常百事相连外，还与儒道有重要的天然联系。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③欧阳修的创作主张，体现了“古文复兴运动”的实质，所以曾巩称欧阳修为“蓄道德而能文章者”。
曾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古文复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他创作了大量的古文，顺应了这种文场改革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曾巩在这场运动中对于儒学弘扬的作用。而曾巩的“儒者之文”，在八大家当中，显然在文道关系上，对于儒道的重视超过了其他古文家，他的“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成为他创作古文的宗旨，曾巩创作古文的重道倾向，源于他的文道思想，他之所谓文，必是儒道之文。他认为道是一、文是二，文以明道。正是曾巩的重道之文，使其在这场文场革新运动中，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儒道的复兴，为古文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内容上，他的古文顺应了欧阳修的“古文复兴”运动，也适应了当时重振朝纲、复兴儒学的要求，其古文的思想内容以讲道为主。而曾巩之思想，后人亦多谓本原六经，而“《六经》之文，所以载道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开太平也。必如是而后可以谓之文焉。第以文辞为能，而不深于道，虽奔放如迁、固，高古如柳、韩，沉着纵肆如欧、苏，亦不免周子‘艺焉’之讥，尚得谓之文哉！若南丰曾先生之文，其庶几于道者与欤！”①这里肯定了曾巩的散文，确乎是儒者本原《六经》之文。他的《战国策目录序》②谓“道”是亘古不变的东西，而“法”是可以因时而异的。作者指出，正是战国的游说之士背离了儒道，使“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他指斥了以“邪说”惑主害正，结果身死国灭，“为世之大惑”。同时曾巩又主张将“邪说”的书加以禁止，使世人变为“其说不可从”，后世之人认为“其说不可为”。不管怎样，这篇文章充满了曾巩的正统儒道思想。曾巩力图在他的文章中阐明儒道，这也是宋代古文家“文以明道”的一个总体特征。吕东莱从文法的角度肯定此文，云：“此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初读若大羹玄酒，须当仔细味之，若他炼字好，过换处不觉，其间又有深意存。”③晚村也肯定了此文在行文上的特点：“当观议论反覆处，及其转换过接之妙，理致甚深，却不露一毫圭角，宋文之中最高古者。”④由于曾巩之文务在明道，所以其文显得朴实无华，这亦是曾巩文章之特点。钱牧斋云：“此等文字，唯朱文公学之最近，然易流于板实，苟非理胜不可。”⑤钱谦益肯定了此文的朴实，指出其根本在于以理取胜。沈德潜亦评此文曰：“尊孔孟以折群言，所谓言不离乎道德者耶？后段为存其书，正使人知其邪僻而不为所乱。如大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然后不逢不若也。论策士之害，不烦言而已透。”①沈德潜认为曾巩此文不离道德，赞赏其行文“不烦言而已透”。曾巩在先道德而后文章的思想指导下，主张文以明道，因为要明道，所以为文须得条理清楚，《战国策目录序》一文很能体现其为文特点。其他如《宜黄县县学记》②亦体现了这一特点，此文曾巩重在说理，文章的中心是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全文条理清楚，章法严谨，语言质朴无华。沈德潜则从娴于政务，赞赏此文：“先叙古人之建学，次序后代之废学，后序宜黄之立学，末叙勉励士子之进学，虽未推阐天命人心之奥，五常百行之原，然汉代以来，能见及此者罕矣。行文不用间架，每段收住处，含蓄无穷。后惟朱子之文肖其神味。王遵岩学曾，不免有形迹在也。”③蔡世远亦云：“此吉州慈溪学记，更说得详明亲切，有学识，有笔力。此种文，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堪与《原道》并传，曾文多本经术，议论亦平实，故朱子喜读之。”④
曾巩的文道观念决定了他文章的思想内容，使他的创作以明道说理为旨，由于要说理，故文章须条理清楚才能说理透彻，曾巩的古文做到了这一点。同时，在文道观念的影响下，他的古文质朴无华，自然醇厚。
三
曾巩的文学创作在其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和应用性文体。由于受其师欧阳修及诸师友的影响，他的创作风格也表现了自然顺畅的一面。他的古文旨在经世明道，所以未尝不言理，而说理之清楚，就须作文有一定之法度，而所有这些散文创作之要求，在曾巩的散文创作中都表现出来了，如他的散文《越州赵公救灾记》①。赵抃在越州的救灾事宜繁多杂乱，头绪无理，而曾巩却把这篇文章写得详细生动，条理清楚，有条不紊而严于法度，故方苞评此文曰：“叙琐事而不俚，非熟于经书及管、商诸子，不能为此等文。”②刘大魁亦云：“详悉如画，有用之文，起处用《管子·问篇》文法，极古。”③沈德潜也云：“救荒之法，井井有条。不但可行于一方一时，实天下万世之利也，清献实政，得此文传出，后之为政，可仿而行之，经济赖文章以传，不得视为两事。”④他的名篇《墨池记》⑤先记王羲之墨池古迹，指出其书法之所以取得成就，并非出于“天成”，乃是后天学习所致；文章又叙州学王教授求“记”之经过，推出“学不可少”之道理。此文风格自然平淡，说理却深。内容杂而不乱，章法严谨，夹叙夹议，层层生发，曲折尽意。此文的另一特点是不重辞采，笔调平实。故山阳云：“数十字有无数曲折，极似临川，而曾无其拗折之态，从容不迫见曾独擅。”⑥茅坤曰：“看他小小题，而结构却远而正。”⑦确实，曾巩为文既学到了欧阳修的平淡自然，又另辟新路，他在其“道法说”理论的指导下，他的散文确实有法度、有结构，自成一格，在北宋文坛上独秀一枝。如《修辞答疑》卷二评说：“曾子固文章，纡徐委屈，说尽事理，加之字字有法度，而无遗恨。”①
在具体创作的表现中，曾文还表现出一种行文曲折，运笔柔婉的特点。正如上引《宋史》所云：“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曾巩在文学理论上崇尚欧阳修的“平淡自然”，就自身而言，曾巩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至深。因此，尽管他仕途坎坷，但他心境平和，每当遭遇不幸，他所信奉的中庸思想就起“中和”作用，儒家的“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教养使他蓄以待志，因此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那种浓烈色彩的笔调。同时，他的古文也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笔调，这固然与他的儒学修养有关，但亦与前辈古文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在“古文复兴运动”中，欧阳修提出创作要“平淡造理”和“自然之至”，以此来反对当时的“怪诞文风”。曾巩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平淡自然之风，更由于他是一个醇儒，所以他的文风在平淡之外多了一份古朴典雅。其名篇《寄欧阳舍人书》②，可谓是此种创作特点的代表作，文章称颂了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之品格，并肯定了其所撰写墓铭的作用，全文语势自然和缓，从容不迫，平易淡远而有一唱三叹之感。《古文观止》中曾评此文为曾文第一。故沈德潜曰：“茅鹿门云：此书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较之苏长公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特胜。铭近于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须俟诸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③沈德潜肯定了茅鹿门对曾巩文的评价，认为曾文深得儒道之妙，其文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可谓一句道尽曾文根本之妙。
曾文之曲折从容，而又运笔柔婉的特点，前人曾评：“先儒言欧公之文，纡馀曲折，说尽事情。南丰继之，加以谨严，字字有法度。”①吕祖谦就《战国策目录序》评云：“此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有藏锋不露。初读若大羹玄酒，须当仔细味之。若他炼字好，过换出不觉，其间又有深意存。”②的确，曾巩之文自然从容，而表现出的柔婉之特点，也被清姚鼐肯定为“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③。曾文师法欧阳修，继承了他的自然阴柔之美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了其文一波三折，而法度严谨之特点。
总而言之，曾巩在其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创作旨在经世明道，所以其散文表现为“儒者之文”；因为要明道，要说事论理，所以其文章也曲尽事理而章法有度；曾巩在文学理论上继承了前辈师友的文学思想，所以，他的古文创作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归于平淡自然，但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典雅含蓄，作文有法度、有结构则是他行文独特的一面。同时也说明其散文创作实践，印证和完善了其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
第二节 曾巩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对文学思想的完善
就曾巩的文学理论而言，几乎都是针对散文创作而言，而对于当时在文坛上与散文一样有盛名之诗歌，他竟没有明确之文学创作理论主张，更有甚者，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称的“词”，曾巩更是未曾论及，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曾巩对诗词创作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他的诗词创作实践中透视出他的诗词创作思想。
一
曾巩这位影响深远的北宋古文家，被后人名列古文“八大家”之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对他的诗歌创作却关注得不够，即使这样，而且毁誉不一。尤其他的两个学生——著名诗人陈师道和词人秦观认为曾巩不善诗歌。陈师道在他的诗话中说：“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①秦观则对曾巩更是毫不客气，《东坡题跋》有云：“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巩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②彭渊才也惋惜曾巩“不能作诗”③。而与此相对为曾巩大力翻案的也不乏其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曾子固《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诸家之所未发。……谁谓子固不能诗耶”。④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说：“彭渊才恨曾子固不能诗，今人以为口实。今观《类稿》中诸篇，亦荆公之亚，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苏明允、陈同父，乃真不能诗也。”⑤陈訏在《宋十五家诗选·南丰诗选》评曰：“南丰诗岑削遒洁，如孤峰天外，卓立万仞，其气格在少陵、昌黎之间。”⑥曾巩诗之优劣，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公案，倒是贬之者占了上分，正如钱钟书先生说：“看那判他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询、苏辙父子的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①
总的看来，曾巩的诗歌自问世以来，批评者居多，褒扬者居少，这与他的古文成就的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近现代的几部文学史上，曾巩的诗歌几乎无人论及，倒是孙望、常国武编著的《宋代文学史》略微着了一点笔墨对曾诗作了肯定，但也是仅仅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现在看来，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曾巩的诗歌创作。
曾巩的诗歌创作正处在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时期。在宋初的诗坛上，如元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②而西昆体是声势最大的一个流派。西昆派诗人师法李商隐的形式之美，如典雅密丽而音调铿锵，文字华美而对仗工稳。但西昆派诗人在学李商隐的过程中，没有学到李商隐诗的真挚感情，诗歌缺乏时代精神而内容贫乏。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革新精神的作家对西昆体诗歌进了猛烈的攻击，掀起了诗歌领域内的革新。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都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在诗歌上，欧阳修重视韩愈诗歌的“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③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欧阳修的诗论作为攻击西昆体的利剑，无疑富含现实内容和生活气息。
作为欧阳修的学生，曾巩的诗文创作深受欧阳修的影响，曾巩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中坚分子，他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领域内的革新。在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诗与文革新的宗旨大致一样，都是反对浮华轻艳，扫荡唐末五代余风的。曾巩提倡诗歌言之有物，用文学“明道”，为现实服务。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故不业他”，因此，他接受的是正统的孔孟儒家思想，恪守“圣人之道”，用儒家的经世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思想。
在诗歌创作上，曾巩的诗歌冲破了西昆体的藩篱，力图反映现实，揭露社会政治弊端，因此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反映国计民生的题材，如《追租》①写的是下层农民的悲惨遭遇。大旱之年，禾黍枯死，饥民求生无路，嗷嗷待哺，统治阶级反而穷凶极恶地追租，致使农民“愁呼遍效野”，“斯须死笞缚”。诗人对此无限同情，激愤地质问宫府：“忍今苍痍内，每肆誅求虐！”并强烈地发出“暴吏理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曾巩的这种关计民生的诗作与西昆体诗歌缺乏现实精神形成鲜明对比，推动了诗歌革新的进程，在宋诗发展史上也留下一笔。《曾巩集》中收诗四百四十三首，古诗五卷，一百九十一首，律诗三卷，二百一十九首，另有辑佚诗三十三首。这些诗依思想内容分，大体可分为抒写现实诗、写景咏物诗、咏史诗和寄赠诗四类。
曾巩主张文要经世明道，所以他并不刻意为诗，其诗往往有感而发，再加上他是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所以他的一些诗触及现实，有关乎社会、政治的一面。《胡使》②是他这类诗歌的代表作：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巷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叹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在这首诗中，诗人则尖锐地批评宋朝内守外虚，赂敌求安的政策。“还来里巷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则鞭挞了统治阶级不惜把人民当牺牲品的罪恶，最后作者提出一个大胆的战略设想，既然九州四海都是天子的领土，为什么不收服胡人来防守北疆。此外，像《边将》①也是这类题材，面对朝廷的积贫积弱，曾巩想起了太祖、太宗的英武用材之能，期望今天的边将能像李汉超那样建功立业，在当前的局势下，要及时改革那些“疽痈”之兵，拿出硕策神韬则国容不乱。像这种忧国伤时，体恤百姓的作品多与曾巩的经世思想一致，其诗风古朴凝重，语言质朴凝重。
曾巩诗歌的风格多样而内容丰富。在他的诗中，除了忧国忧民，抨击时弊的现实感很强的诗外，还有许多浪漫气息、清新刚建的写景咏物诗。曾巩的一些写景咏物诗写得浓烈、热情、奔放，笔触间极为鲜美地透出一股太白遗风。曾巩在青年时期就非常仰慕李白并曾到李白墓地凭吊，写了《谒李白墓》②一诗，其中“顾我自惭才力薄，欲将何物吊前贤”，就表达了对这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无限敬仰之情。所以在曾巩的诗歌中也有一批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的诗篇，如《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虽是一首送别之作，但在这首诗里，曾巩热情地咏颂了麻姑山路险峰奇的景象：
麻姑之路摩青天，苍苔白石松风寒。峭壁直上无攀援，悬磴十步九屈盘。上有锦绣百倾之平田，山中遗人耕紫烟。又有白玉万仞之飞泉，喷崖直泻蛟龙渊。丰堂广殿向言言，阶脚插入斗牛间。椒枝古木不记年，空槎枵然卧道边。……我行送之思故园，引岭南望心长悬。③
这首有着李白风格的浪漫之作从“险”着笔，从各个角度吟咏，在诗中呈现出一幅险谲奇妙，奇丽非凡的造化之作，采用了一种直接流露的方式。首句“麻姑之路摩青天”神似李白《蜀道难》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整首诗借鉴了李白浪漫主义的手法和《蜀道难》的句法，热情歌颂了麻姑山路险峰奇的景象，也表达了曾巩胸怀儒家经国之志，世路多舛而壮志未酬的无比感叹。除此之外，还有《读书》、《须求天下友》，也是充满激情的浪漫之作，在这些作品中，曾巩抒写了自已想要驰骋沧海，追求理想而奋斗不已的经世之志和壮志豪情。
作为一个文学家，曾巩的仕途是坎坷不平的，尤其在他的晚年，多舛的命运，黯淡的现实使曾巩的政治热情逐渐减弱，他便将自己的诗歌转向了自然山水和日常景物。如《西楼》是曾巩诗歌的代表作：“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钧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①这首诗写了海天一角雷雨将至的壮观景色，尤其是三四两句是传诵千古的名句，生动传神地描绘了“闲卧看雨”的悠闲意境，很是富有诗情画意。还有《城南》也是曾巩的名作，写日常风雨过后春郊景物，美妙如画，清俊宜人。可见，曾巩的山水咏物诗有学唐人的痕迹，写景细致，寓情于景，意境优美，有清新明朗之风格。
曾巩作为一个恪守儒道的学者，熟精经史子集，对历史要籍也是熟烂于心的。曾巩面对现实，每每想起历史人物，心中不免感叹万分，再加上个人命运的多舛，他的咏史诗自然就有一种感情悠长的凝重感。《咏史》：“仲尼一旅人，吴楚据南面，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②全诗充满着一股千年纷纭难定的历史沧桑感。《垓下》：“三杰同归汉道兴，拔山余力尔徒矜。泫然垓下真儿女，不悟当从一范增。”③此诗以委婉的笔调表达了对不听忠言的英雄人物项羽的缅怀，意在谓创业守成重在得人，不然纵能得天命，颓败仍在须臾。曾巩的咏史诗的代表作是《明妃曲》④二首。这两首诗酬和王安石所作的《明妃曲》。曾巩的《明妃曲》在艺术上也有创新，他运用对照的手法：“明妃未出汉宫时，秀色倾人人不知。何况一身辞汉地，驱令万里嫁胡儿。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和“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长安美人夸富贵，未央宫殿竟光阴，岂知泯泯沈烟雾，独有明妃传至今。”用平实的语言，饱含热情地抒写了王昭君排除皇权与黄金的诱惑，赞颂了她卓然高洁的性情和远嫁匈奴、沟通“塞路乡国”而流芳百世的不凡之举。此外《咏虞姬》①感叹了霸王英雄与虞姬美人的爱情悲剧，全诗为七言歌行体，文辞流美，感情丰厚，写得颇为风流峭拨。曾巩咏史诗强烈包涵着其“经世之志”不得实现的思想感情，正如他在《雪后》②感叹：“风光苒苒流双穀，人事悠悠寄一枰。”感叹世事多舛而岁月易逝之伤感，有一种不得其志的悲伤。
赠答类诗在曾巩的诗歌中数量不少。这些诗大都感情真挚，情真意切，没有丝毫的矫作。如《寄致仕欧阳少师》：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风义动簪绅，此道推先觉，诸儒出后尘。忘机心皎皎，乐善意循循。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绝人。……笔画咨询急，仪刑嘱想频，应须协龟筮，更起为生民。”③
欧阳修为文坛宗主，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文学和政治上都有很大功绩，并且曾巩是欧阳修的弟子。曾巩的这首诗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充满了敬仰之情，全诗感情真挚，颂赞了欧阳修的伟绩。此外，像这类题材的还有《过介甫偶成》，写对好友王安石的开诚进言，《送钱生》、《送郑秀才》等体现了诗人对青年后辈的关心。这些作品语言平实质朴，感情真挚，没有矫作之感，这与其主张的自然风格论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曾巩前期的诗歌，客观上配合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多有现实内容，借古恤今，抒写民情，在诗歌中带有议论化的倾向。而后期的许多写景咏物诗则清新刚健，细致入微，有唐诗的韵味。其诗歌成就虽不及其散文成就，但也取得了不小的实绩，尤其是他的诗歌中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则代表着宋诗发展的方向。他的诗风质朴，清新刚健，自成一家，和西昆体诗歌形成鲜明对比，与其主张的自然质朴风格论一致，也与其老师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大体相同，其诗歌创作给宋代诗坛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也在宋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于有些人说曾巩不会作诗，短于韵语，实非公允之辞。
二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代表的“词”，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在北宋前期，词被作为一种靡靡之音，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当时与曾巩同时的许多师友，仍然创作了许多的词，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词家高手，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就曾巩而言，他似乎对词的创作抱有当时比较正统的看法，他创作的词调甚少，流传下来的亦少。九百多年以来，对曾词研究更是无人问津，全面研究一个大文学家的文学思想，就不能不照顾到其词的创作实际。
曾巩生平作词多少，已不可考，但从辑佚的情况来看，存量极少，由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收录曾巩词二首，分别为《赏南枝》和《洞庭春色·绛萼欺寒》，后一首只有题目而无内容。而陈杏珍编的《曾巩集》只收有《赏南枝》。此外，香港学者邹陈惠义又辑佚出一首《洞庭春色》，又题《沁园春·腊梅》，现将两首完整的词移录如下：
赏南枝
暮冬天地闭，正柔木冻折，瑞雪飘飞。对景见南山，岭梅露、几点清雅容姿。丹染蕚、玉缀枝。又岂是、一阳有私。大抵是、化工独许，使占却先时。霜威莫苦凌持。此花根在，想群卉争知。贵用在和羹，三春裹、不管绿是红飞。攀赏处、宜酒卮。醉撚嗅、幽香跟奇。倚阑干、仗何人去，囑羌管休吹。①
洞庭春色（《沁园春·腊梅》）
绛萼欺寒，暗传春信，一枝乍芳。向篱边竹外，前村雪裹，青梢犹瘦，疏影溪傍。惹露和烟，凝酥艳似，潇洒玉人初试妆。江南路，有多情竚立，回尽柔肠。倚楼最难忘处，正皓月千里流光。纵广平心动，难思丽句，少陵诗兴，犹爱清香。休怪东君，先留意问，他日和羹谁又强。还轻许，笑凌空桧影，松荫交相。②
从这两首词的内容风格来看，虽是咏物，但风格幽婉清冷，既得欧阳修词柔美之调，也与林逋诗之孤芳自赏相似。这两首词暗寄作者深意，其仕途坎坷不平，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就从辑佚的这两首词来判断，曾巩生前并不致力于词，而且创作词的较量也少，这与曾巩的文学思想有关。曾巩是一个恪守儒道的正统人士，他的文学思想也就体现在一个“正”字，这个“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他的经世观、文道观决定了他不屑于词，即使作词也不同于当时词为情色之调的靡靡之音，而完全是以物咏景的抒怀之作，这的确与当时的词风不同。李清照曾论曾巩词的创作云：“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①从李清照假想曾巩作歌词的话判断，曾巩生前很少作词，因李清照的时代离曾巩不是太远，如果曾巩生前大量作词，作为词人的李清照是可以看到的，而不必假想曾子固歌词如何云云。并且曾子固是以文章而出名，他的文章有学习西汉刘向和杨雄的地方，主张明道经世，儒家的正统思想也很重，而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这与曾巩不屑于为词很是不同，这或许是李清照调笑曾词的原因。
曾巩的经世观、文道观，决定了他词的创作实际。他之所谓文是诗文，且主要还是指散文，要文以明道必须言之有物；而他的经世观决定了文的内容，必须是有为而发，而不是所谓的靡靡之音，再加上当时词还没有发展到苏轼的手里，词的境界还没有完全大开，所以曾巩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界限，创造出内容完全超前的作品。所以说，曾巩正统的文学思想与其时代决定了他对词的创作。
由是可见，作为“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的创作实践主要是以古文而擅名于世，其诗虽不著名于世，但亦与文一样，为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就词作而言，并不是曾巩的专长，由于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正统人士，因此，他对词抱有偏见，并不刻意而为之，这可以从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词中略见一斑。
曾巩的文学理论，主要还是指散文而言，他的文道观、经世观和创作观，主要是指导他散文创作的理论。而由其受冷落的诗与少量的词，亦可以一窥他对诗词创作的看法，这无疑弥补了其文学思想中的不足，补充完善了他的文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