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便是对道德作出的一项巨大贡献。实际上，当我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专心于选定的刺激物，在他们能完成抽象的工作以及集中精力，潜心思考时，秩序和平静已在他们身上得到发展。在这之后，典雅的举止，对美的欣赏力，对音乐的敏感，以及他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便像泉水一样涌现。
教育方法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将孩子有秩序地组织起来，而在于它究竟能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法之所以很有价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因为符合了孩子自由发展的本能要求。孩子的本能表现似乎揭开了人内在发展的法则。“儿童之家”若能开设一个心理实验室，那将会带来更多的真理。
众所周知，在孩子们工作或是进行其他不惹人烦扰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们都给他们自由。也就是说，应尽力排除“不好的”混乱，同时让那些有秩序的和“好的”活动，拥有最完全的自由。
在“儿童之家”，这一教育法则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赞叹的，因为孩子们已经表现出了他们对工作和劳动的热爱，尽管孩子们对此毫无察觉。孩子们的动作中还表现出一种镇静和井然有序的气质，这种镇静有序已经超出了纠正的界限，而升华为“优雅”。自发的纪律性和整个班级随处可见的服从精神，是“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法最鲜明、最显著的成果。
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哲学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很多支持“儿童之家”教育方法的人曾提供了人性本善的例证，同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一教育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孩子们自由，是一个很危险的错误，因为孩子们天生具有向恶的倾向。实际上，这仍然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况且如果在善恶的问题上争执不休，那也将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因此，重点不该放在对人性的争论上，而是放在通过某种方法去培养和发扬孩子的善的天性。为何不从积极的方面看呢？观察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重要保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的主动性就表现在，他能观察孩子的举动，并做出判断，这种判断不仅有心理学上的依据，而且家长试图去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动机正是来自对孩子的关爱。
事实上，“善”“恶”这两个词包括了极其多样化的概念，尤其在实际处理小孩的事情上，稍有不慎，就会把两者混淆。
我们诬蔑的、出现在3～6岁的小孩子身上的向恶倾向，通常不过是当我们不理解孩子的需求却试图限制他们的任何行动，阻止他们去了解世界的各种尝试时，他们制造的那些对于父母或老师来说，令人烦恼或可厌的事情。然而，孩子通过这种自然的倾向被引导着去协调自己的行动和聚积各种印象（尤其触觉上的印象）时，当他们受到了阻拦，他们就会反抗，而这种反抗通常就表现为“顽皮淘气”。
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我们给孩子适合他发展的正确的工具，并给他使用这一工具的绝对自由，他的这种向恶性就消失了，当然反抗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
此外，让欢乐的爆发来代替狂怒的爆发，孩子的精神面貌也会呈现镇静和亲切的状态，而这会让孩子与众不同。
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精神发展需要生存，孩子经常会从父母或老师那里攫取那些在孩子看来是必需的东西。因此，他的行动必然与成人的法则相悖，甚至有时还需要与其他的孩子竞争，以夺取他想要的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给孩子生活的手段和工具，这种斗争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力的生活扩展。这个问题牵涉大脑还在快速发育的艰难阶段与神经系统有关的卫生学原理。人的精神生活和智力的起源是受特定的法则和至关重要的必需品控制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健康，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些特定的法则和必需品。从这一角度来说，培养和保护孩子精神活动的教育方法不只与学校和老师有关，它是一个涉及家庭的普遍问题，与父母休戚相关。
通常，正确地回答一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更深入地探讨下去。比如，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为一片面包抗争，我们也许会说：“这些人是多么坏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进入一家非常暖和的餐厅，看到人们静静地找一个地方，相互之间谁也不嫉妒谁地点自己的饭菜时，我们也许会说：“这些人是多么好呀！”很明显，绝对的善与恶的问题，即引导我们进行表面评价的直觉概念超出了这样的界限。我们可以给所有这些人提供一个很好的餐厅，而不直接影响他们的道德问题。有人也许会说，根据外表就判定说吃得好的人，比那些吃得不好的民族的人们要更好、更安静而且更少犯错，但是，一旦谁认为只要让人们吃好了就足以使其成为好人，谁就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食物会是一个获得好的必需因素，因为它能够消除由于缺乏面包而造成的恶行和痛苦。
在这里，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需求——人类精神生活的“食物”以及它的更高层次的功能。在“儿童之家”，让孩子们达到更高层次的镇静和善良的新方法已经出现。这些方法和工具之所以能取得成绩，归结起来主要凭借两点：（1）工作的组织；（2）工作的自由。两点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
工作组织得合理，使孩子能够有自我发展的可能，让孩子散发能量，让孩子获得有益的、从容的满足。就是在这种工作条件下，自由引导着孩子不断完善自己的行为和获得很强的纪律性，而这种杰出的纪律性本身，就是孩子身上培养出的镇静从容这一素养的结果。
只有自由而没有工作的组织也是不行的。只给孩子自由而不让他工作，他就会被浪费掉。因此，工作的组织是“善”这个新结构的基础，但如果不给孩子利用它的自由，不给孩子去扩充自己从最重要的活动中获得满足的自由，这种组织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组织与自由在孩子那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将组织工作和获得自由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从整体上说，人类的“善”也有所增长，在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中就可以看出来。可以说，罪恶、形形色色的邪恶、残忍和暴力在这个进步过程中逐渐地减少。事实上，当代的犯罪曾被比喻为文明人中间还残存的一种形式的野蛮。因此，只有通过对工作的更好的组织，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获得更深入的净化，同时，这似乎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寻求推翻它与自由之间最后屏障的途径。
如果这就是我们从社会中所学到的东西，那么，对于3～6岁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们工作的组织是全面的，并且他们也有绝对的自由，他们的进步该多大呢？
试问，如果至今人类痛苦地并带着缺陷地沿着工作和自由的道路前行却依然能够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害怕同样的道路或发展途径，对孩子们来说会是灾难性的呢？
但要注意的是，也不能说孩子们在自由中获得的“善”能够解决人类绝对的善与恶的问题。在“儿童之家”，也只是通过为孩子消除障碍，从而对“善”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父母或老师都应了解一点：那些在孩子发展过程中人为制造的障碍是造成暴力和反抗的原因。因此，不管是老师还是父母，都应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