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保持和完善孩子的心理敏捷性。良好的秩序会围绕这种敏捷性而获得建立，比如区分善恶。显然，谁都无法将这种区别详尽地教给那种看不见它的人。而看到差异与知道差异，也并不是一回事。
为了促进儿童的道德成长，有必要合理安排儿童生活的周围环境，这种环境应对善与恶进行恰当而明确的区分。试想，一个善与恶相互混淆，热心与冷漠、呆板与灵活、好与坏、幸运与灾难混杂一起的环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有助于让孩子建立道德意识和秩序感的场所呢？那些暴力泛滥和秩序混乱的地方就更不用提了。如果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那么幼稚的心灵就会像被污染的水，比酒精对胎儿的毒害还要可怕——秩序也许会和纯洁的心灵一样，不复存在！无法预测，等候着这种“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后果。
当然，合理安排的环境并不就意味着一切。即使是在孩子的智力教育中，开发智力的也不只是创造性活动，教师的授课和父母的教育也巩固和启发了孩子心灵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秩序。我们说：“这是红色，那是绿色。”又说：“这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在这种教育之下，有的孩子可能会把美好和丑恶看作意识的中心，并将其置于物质和精神之上。这样的孩子往往会提出“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丑恶？”的问题。在道德教育上，老师和家长都务必简明扼要。
除此之外，对于孩子来说，美好与丑恶也可能凭借一种“内部感官”，或者说直觉认识，而不必通过对道德的理解来加以区分。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所讨论的美好和丑恶应当是绝对的，即孩子应该与生活，而不是与获取的社会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常说的一种“心灵之声”从内心教导我们区分这两个东西——美好带来安宁，即秩序，带来热情，即力量；而丑恶则往往是无法容忍的痛苦，悔恨不只是黑暗和混乱，还是灵魂的疾病。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法则、公共舆论，以及可怕的威胁都无法产生这些感觉。
不足为奇的一种现象是，我们具有一种警告我们危险的存在和使我们辨认出适合于生活环境的“内部知觉”。当今的科学如果能够证明维持物质生活手段与合乎道德的行为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我们将能够凭“内在知觉”去推测生活的必需品。生物学不是也证明了一个类似的事实吗？运用于人类的生物统计学能够再造出完全相同的人，即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比例相同的人。对医生进行的统计和形态研究发现，这些相同的比例与“正常”相一致。这类人造型完美，体形与希腊雕像的比例惊人地一致。
这个事实有助于重新解释“美感”。很明显，只有凭美感经验，希腊艺术家的慧眼才能抽象出各个器官的标准尺寸，才能建造一个奇妙、精确的整体。艺术家的“享受”就是对“美”的享受。而且艺术家能更深刻地感到生活欢欣的享受，并将它与易患病的自然的缺陷相区别。成功的创作，给能“感觉”它的人以直接的快乐。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缺陷，也会被看作是不和谐的。
在美好和丑恶的区别相关联的心灵上，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只要“好”在世上远比“美”更实用，那么，恶就可以说是代表危险了。动物也具有敏锐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支配着它们的一切行为，既维持生存，又保护自身。许多人都知道，几乎所有家畜都不会像人类那样麻木地静候着地震的来临。地震到来之前，它们会烦躁不安。当冰层即将破裂时，拉着雪橇的爱斯基摩狗便互相分开，仿佛是为了避免掉进雪窟里去似的。人类只能茫然地看着动物惊人的本能，因为人类天生没有这种本能。人类是运用了才智、理性和对善与恶的意识感情，才建造了防御工事，才得以感知到危险。如果这种改变世界的才智使人类高于动物，那么，通过开发自身的道德意识，人类将成就自身的卓越不凡。
动物总是具有那种令人羡慕的本能。这种本能赋予了动物一种奇妙的力量。如果人类缺少意识的情感，就比动物还要低劣，什么也无法将人类从过度的行为中解救出来。人类由此会走向毁灭，用一种使动物茫然不解和惊骇不已的方式冲向灾难与死亡。而没有意识的人，就像没有自我保护本能的动物。
运用科学，尽量发现保护自身的规律对人类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一个人具有完善的卫生保健知识，以及如何遵循强身、洗澡以及按摩的方法，但却丧失了慈爱的本能，去残杀同伴，或结果自己的性命，那么，他悉心照料、保养又有什么用呢？要是他心里空虚呢？如果是空虚感迫使他这样做，并使他深深痛苦，就算他拥有营养充足的身体，又有什么用？
善维系和助益生存，恶则意味着灭亡。人类的意识感情就像美感经验一样，可以完善到能辨别“善”，直至尽善尽美的境界，同时又能对最细小的邪恶趋向异常敏感。谁具有这样的感觉，谁就会得到“拯救”；谁这样的感觉少些，谁就得警惕，并尽其最大的努力保护和发展那种指引我们区分好坏的珍贵感知力。
进一步说，在不仅拥有道德规范知识，而且拥有爱的知识作为我们启蒙的源泉的同时，有条不紊地检查我们自身的意识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这种感情只有通过爱，才能趋于完善。谁的感官没有受到训练，谁就不能评定自己。譬如说，医生可能对疾病症状了如指掌，对心脏和脉搏的跳动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他的耳朵听不见，手没有触觉，感知不到脉搏的跳动，那么，科学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诊断疾病的能力是以感官知觉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他的知识对病人是没有价值的。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诊断我们的意识。我们如果又瞎又聋，那么不胜枚举的症状就会在不经意间从我们身上溜走，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的评定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实际上，鞭策我们走向完善的正是“感觉”。如同希腊艺术家在美感经验的指导下显露出来的非凡的辨认标准体形的能力一样，世上也有人具备非凡的分辨好坏的能力。曾有一个人告诉朋友，当坏人接近她时，她就像是吸进了一口恶气一样，感到非常难受！她进一步解释说，这倒不是说她闻到了什么“恶臭”。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她确实感受到了难受，这种感觉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她的痛苦是她不能容忍的忧伤和苦楚。
孩子的道德教育就是建立在对人类这一善恶感知力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孩子分辨善恶的“内部感官”。它不完全是来自理性认识，那是后天的建构，而且即使理性被建立起来，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许多“理性”的成人也屈从了恶。这或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正如一个小孩天真地问到的那样：“为什么坐牢的全是大人？”这句话如果深入思考下去，就不难发现其所蕴含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