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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思想家的野餐

恶之花永远结不出善良的果实。魔鬼即使伪装成神明,也无法持久地欺骗人类——或许一声按捺不住的狂笑,就会使它表面的严肃露出破绽。所以人间的庙宇总是笼罩着不可侵犯的寂静。

人类在造神的同时,下意识地把自身作为模仿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在英雄抑或懦夫身上,彼此都有着对方的影子——只不过对于勇敢的扩张与克制,他们具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现艺术。

一只花瓶惟有在被失手打碎的时候,才能散发出它那最后的悲剧的美——在此之前它总是洋溢着某种节日的气氛。

我们对自身之外的梦想一无所知,而睡莲是最接近梦想的植物——它以假寐的姿态漂浮在水面,承载着人类无法分享的博大的梦境。睡莲,一种使虚无得到最大限度体现的存在。

马雅可夫斯基为诗歌建筑了向天堂攀登的阶梯,我尾随着他巨人般的脚步,体会着某种没有止境的过程。哦,悬空的诗神!

冬日的阳光穿透玻璃照耀在室内写诗的我身上,它同样也将穿透我的肉体而直达晦暗的灵魂。我就如此祭奠生命中的白昼。

老电影里的女明星青春常在,伴随岁月衰老的是另一位局外人——他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一个永远的故事里迷失自己。

我希望能通过望远镜看见自己的童年——一个不知道自己会长大的小男孩。在我今天的眼中,他的无知反而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智慧。人们在了解命运的同时也变得忧伤。

寂寞总是像夜色一样低垂在我们内心的地平线上。这说明封闭的舞台尚无新的剧目上演——沉重的帷幕不如何时才能被一阵出其不意的惊喜掀开。

有时候,一本书能偶然地提供一条通向梦境的路线——当然,它也使我们在现实中止步不前。阅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秘密的。正如每把锁都有一柄打开它的钥匙。在屈指可数的几次爱情经历里,我有时是锁,有时是钥匙——但是我从来不敢反抗万能的爱情。它总是能在茫茫人海里准确地寻找到我,并且把我击中。

从我荣幸地被称为诗人的那一天起,诗就离我远去——我因为疏忽了开车的铃声而被甩在中途的站台上。这是应该避免的失误,还是必将到来的不幸?从此只有一堆逐渐冷却的铁轨、枕木陪伴我——那是昨日的诗篇。

一位诗人的内心如同一座焊花飞溅的造船厂,新船下水的时刻构成其真正的节日。我重复地体验着那张灯结彩的狂欢——如同某女诗人所言:“每次恋爱都像初恋一样。”

一次雪崩,可能比一次造山运动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震动。偶像倒塌了,那绵延了一个时代的崇拜也就在瞬间瓦解。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乏赞美者。因为赞美本身,也是使自身获得安慰的一种方式。至于我们所热情赞美的事物,某些时候反倒作为道具而存在——烘托人类所苦苦追求的戏剧性……

“有一千位读者,就有一千位哈姆雷特”——这是理论家的格言,形容每位观众的理解大相径庭。我还觉得,如果莎士比亚的这部著名的悲剧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一千遍,哈姆雷特也就在观众的泪水中重复地死去一千次——这是一种不厌其烦的死亡……

文盲眼中的世界是最具形象化的。那些苦苦折磨着几代哲学家的疑难问题,常常会迎刃而解。是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世界弄得很复杂。

裴多菲说:“诗人都是夜莺,苦恼的夜莺,折磨它吧,这样它就能唱出美妙而苦恼的歌声。”人类中惟有这一群体,会将命运安排的磨难视为珍贵的赐予,在刀刃上跳舞——使痛苦演化为一种美。

上帝总是在礼拜天显灵——因为这也是信徒们最虔诚的日子。

谁能否认:人间的版图,最初是由神绘制的——那各个国家的形状,那彼此的关联,以及那曲曲折折的边境线,完全来自于一种冥冥之中的天意。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产生的。

新大陆的发现者,在人类的航海史上留下了一阵永远炽热的惊喜——那种光芒至今仍在笼罩着我们的生活……

薄荷的清凉,弥漫着处女般的贞洁的气息——它进入你的呼吸,令你怀疑周围的世界是污浊的。

一次失败的写作,就像农夫本指望在田地里挖掘祖辈藏匿的金块,结果挖出的却是一只普通的土豆——他被自己的愿望所欺骗了。

飞越疯人院,飞越禁忌、哨卡、铁丝网,是需要凭借理智的翅膀,抑或求助于一种更大的疯狂?

在一个物质文明首先得到提倡与发扬的时代,文人的力量会呈现弱势——准确地说这应该属于精神的败北。因为只有他们,是纯粹为精神而活着的。跻身于拥挤且喧嚣的世俗宴席上,文人的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冷清,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甚至还不算一个排队等座位的顾客,而彻底是局外人。

乌云几乎一直压低到我的鸭舌帽檐上。于是我的面部表情,笼罩在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阴影里。

幽灵从来不会大声说笑。更多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倾听,而且倾听的是你内心的声音。因此他们即使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也不急于显形——每位写作者都拥有一个从属于自己的幽灵,一个心灵的隐形伴侣。

野营生活的伟大之处在于:你能体会到一种与大自然共枕席的幻觉。至于城市里的睡眠则要单调得多,连梦都像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城市只是一台造梦的机器。

当一位哲学家(譬如叔本华)露出难得的微笑,你觉得他在这一瞬间跟世界达成了和解。这不能理解为:世界向一位哲学家投降,或者哲学家被世界解除了武装。

如果人们在瞻仰大海时联想到生命的话,在看见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则必然联想到死亡。它们是离得最远的两位邻居。

天使仅仅比人类多一对翅膀——它产生于我们对鸟类的模仿。从这个意义上看,是人类的想像力(而不是它自身的翅膀)托起了它,使其得以悬浮在空中。天使是人类浮想联翩的结果,而非上帝的造化。

爱人,在你与我之间有一条捷径,但我必须首先绕过自己。否则就会被自己的影子绊倒。所以说捷径常常潜伏着更大的危险。

在恐怖的梦中你发出一声惊叫,像闹钟一样把自己吵醒了。这是一种来自自我的拯救。

神话中的蜘蛛是邪恶势力的象征,如同一位沉默寡言的暴君。在阿根廷小说家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蜘蛛又是女性化的:一个蜘蛛女人正张开蛛网,随时准备擒获男人……这为爱情做了一个残酷的假设:蜘蛛女之吻是致命的,因而蜘蛛的情网也是有毒的。

魔鬼从来不敢阅读《圣经》。不知这究竟会使他感到惭愧还是恐惧?

在中亚的草原上,那些银质烛台般的白桦树,仿佛是列维坦的画笔勾勒出来的。它们身上那种超自然的美感,令我们怀疑是大师的手笔。

人间的情话总带有梦呓的性质,是一种摆脱了地心吸引力的呢喃。所以爱情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当水果被盛在果盘里端上餐桌,它周身都洋溢着某种供奉的感觉。我相信画家写生时所观察的静物,都是为世界(或者艺术)所做的沉默的牺牲。

古罗马竞技场里的残暴,已经伴随台阶上的看客一起退席了——更令人恐怖的是:在其后的历史中,它却一次又一次在场外重演。战争,甚至取消了看客们心中的安全感。

怀乡症患者内心的积郁,只有故乡的野菜才能治疗……所以周作人以此为标题写过一篇散文。他甚至在写作中暂时忘却了思念的疼痛。这是陶渊明的时代就发现的秘方。

历史在造就一个李白的同时,也会造就一个杜甫。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人数是相等的。没有多余的人。

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永远在推动着那块不听话的石头……他为什么总是对命运保持驯服的态度?或者,我们为什么不使想像力更强大一点,假设一番:由于最终厌倦了那无意义的苦役,西西弗斯罢工了。这至少能为我们的同情心赢得胜利。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在这个世界上,那些陌路相逢的情人们的接头暗号都是相同的,永远是一句:“我爱你。”在所有的民族与语种中,这都是早已泄露的机密。它的使用率肯定高于其他宗教、经济、政治词汇。

如果一位行吟诗人。激动地把眼前的事物命名为风景,那么,同时他也下意识地为其安装了一副无形的镜框——悬挂在记忆的墙壁上。

当米兰·昆德拉陈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业已为这种“轻”订制了一架特殊的天平,以及一系列企图和这种“轻”达成平衡的砝码。由此而宣布了一门失重的哲学的诞生。

卡尔·马克思熬夜写完《资本论》的结尾,顺手撩开在伦敦的寓所的窗帘。他不知道,他就此拉开了人类的一个时代的序幕……

高更真正的故乡并不在巴黎,而是遥远的塔希提岛。他一生的作品不过是在努力绘制一幅失散了的故乡的地图。

写作对于我,意味着一个尝试着说服自己的过程。这甚至并不是真的为了改变自己,而仅仅在考验自己所具备的说服力。我首先是第一个被打动的人——不管是因为说服的技巧还是说服的理由。

一声咳嗽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雪崩。在冰川地带,危险是防不胜防的——哪怕它多多少少还包含着某种戏剧性。从此,受惊的你在和平环境中也如履薄冰。

愈是在迷信的时代,预言家就愈具备权威。是信徒们自身的愚昧以及对别人意志的崇拜确定了预言家的地位——而不是靠他那些制造玄妙的技巧。预言家在人群中所向披靡,他遇见的仅是来自遥远的时间的挑战。

“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部书”——马拉美如是说。而这部书的作者注定是匿名的,他甚至比这部书本身更为神秘。围绕这部书及其作者的关系,人类争论不休,产生了最初的神学。

降雪的天气里我有一种隐秘的兴奋:我相信这是古老的画面,并且正在我眼前重演。

喜欢动物的人大多崇拜肉欲,喜欢植物的人则容易精神恋爱。爱情和植物的状态相称——相思病患者简直就是植物的邻居,日日夜夜煎熬着臆想的草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其实是素食主义者的幻觉。在肉体的堡垒里,居住着一个植物的神。修道院寄出的情书,要么过于疯狂,要么过于平静……

斯威夫特如此概括自己的创作:“我的头脑就像施了魔法的精灵,假如我不给精灵工作,它就会捣乱。”是我们纵容了这种精灵的游戏,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精灵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重新铺开稿纸——并不在意会写什么;就像一只心痒难耐的老鼠,啃着木器或者纸张,并不是出于饥饿,而仅仅为了磨磨自己的牙齿。这就是我卑微的写作:文字,是最经得起咀嚼的东西了。

我忘不掉童年的印象:严寒的北方,甚至屋檐下都悬挂着一排小小的钟乳石一样的冰棱——是谁把它们冻结成那尖锐的模样?那是冬天的假牙。那是时常折磨着我记忆的冷兵器。

伊甸园之门永远对人类关闭。因为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乐园,也就被上帝没收了钥匙。从此我们把它的存在当做一个神话来看待。而且这是一个挂着生锈的锁的神话。

在这座城市没有我的亲人。所以对于我来说,它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客栈。我终于知道了自己走在街道上总是缺乏激情的原因:与其说我对它太熟悉了,莫如说它对我太生疏了。我是这座著名的城市里永远的陌生人。

我边踢着一只空洞的罐头盒边赶路——这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的典型特征。但我与流浪汉的最大区别在于:我知道命运正以同样的姿势驱逐着我,而流浪汉则无知地做着这一切……

推销员的微笑跟他所推销的产品一样是可疑的。因此,在写作的时候,我努力忘掉读者的存在。这能帮助我恢复那一度迷失的真实性。

思想的洁癖比生理的洁癖要可怕得多。你把自己作为真理的标准,而将其余的一切视若谬误或者异端。看来你只适合生活在理论的真空里——如果存在的话。但理论的真空要么能成为天堂,要么则是地狱的象征。一个清洁的世界——永远只是你孤独的空想。你不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清洁工。

这是个应该遭到批判的偏见:我对某些女画家、女诗人敬而远之——她们身上的那种做作的神经质很可疑。一个思凡的女神是可爱的,而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则恰恰相反——尤其这种神经质带有做作的痕迹。她们是否以为女神是可以通过模仿而成立的?其实,越努力向神祇靠拢,则偏离得越远——这是一条错误的航线。

我少年时代的诗歌偶像是闻一多。闻一多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成为我心目中20世纪中国诗歌的火车头。他走了,只留下逐渐冷却的铁轨和随时能把我绊倒的枕木。

梦是我们生活的间谍。不管它刺探的情报确切与否——毕竟是我们无意识对它流露的。在夜幕下路遇陌生人我们都会心怀警惕。遗憾的是,做梦的时候——面对自我的密探,我们的身体与灵魂都是不设防的城池。

我走进灯火通明的大歌剧院,总要摘下帽子、放轻脚步,如同走进教堂——一座音乐的教堂。在音乐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我永远是一个谦卑的听众。

美女与野兽——这是可以并列的事物?只能这么理解:野性是一种原始的美,是上帝所赋予的未经修改的真迹——我们从中可发现生命的本质;而美本身又具备着野性——可以兵不雪刃地解除我们的武装,它对心灵的征服,一点不亚于暴力的革命。

我饲养了一只画眉。每天只要喂它几把米,它就能唱出优美的歌声。但它跟我们生活中那些卖唱的艺人还是有区别的。歌声并不是它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生命的需要。

爱情就像绢花一样带有短暂的欺骗性。在一个物质的时代,人们走出电影院就不再相信爱情——如同走出教堂就忘却了神的存在。

在迷路的那一瞬间,我丧失了自己。我的灵魂失去了对世界的判断能力。写作对于我也意味着一个迷路的经历——一个匿名者的留言,必然有着更多的神秘色彩。我只是自己的替身——一个失败的向导。

从少年维特到浮士德——歌德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他笔下的人物也伴随着他本人逐渐衰老。作家永远是曾经的少年和未来的老人。

海伦使特洛伊遭到毁灭,却拯救了荷马的灵感,金碧辉煌的史诗《伊利亚特》,就是在一座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和后来的庞贝城一样,古老的特洛伊也是火山的牺牲品——只是这座火山是以爱情命名的。因爱情引起的战争,简直带有圣战的性质。海伦是无辜的,特洛伊是无辜的,双方的死难将士是无辜的。盲诗人荷马是惟一的受益者。特洛伊的厄运却给他带来了幸运:他的人生与创作出现了转机。

马尔科姆·考利如此总结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文学流浪生涯:流放者的归来。归来意味着流放的结束呢,还是新的流放的开始?在过去的记忆中重新流放,或许比把你发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更为沉痛。在你体会着现实的折磨之时,记忆还以加倍的力量折磨着你——折磨着一个无法学会遗忘的人。

词语能够制造某种幻觉。或者说,富于幻想的人才能真正读懂词语的原始意义,并从中发现世界的本质。与其说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莫如说是由形形色色的词语构成的。词已成为物的替身。

鱼儿总想躲在水里,鸟儿总想躲在林子里,我呢,总想躲在自己的心里——躲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感到既兴奋又安全。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没有谁能赢得了我。

蒙娜丽莎那著名的微笑——使我忘却了微笑是一种表情,而以为它才是世界的象征。微笑使这个女人出名了,并且构成她的专利。

在群山中间,我真想做一块石头——仿佛石头才是世间惟一牢固的事物。我对除此之外的一切深表怀疑:肉体会腐朽,感觉会消失,文字会湮灭,甚至精神也会枯萎……只有石头才是物质中的物质,才是时间的对手。

我对乡村有一种错觉:以为它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中,停留在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保持着旧时代的各种文艺作品所描写的状态……其实乡村的变化远远要比我本人巨大得多。它的现实随时会使我的记忆破产。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并没有背叛乡村,但乡村背叛了自己。

海底的沉船拥有最难以打破的梦境——这简直是没有时间概念的睡眠。甚至它随身携带的那些宝物,也失去了在人间的价值,而成为地狱里的殉葬品。

植物学家告诉我:热带雨林里有一些树种,寿命很长,但只开一次花、只结一次果;在开过花、结过果之后,它就死了。当我观察着那狂热的花、致命的果,仿佛目睹了一场死亡的庆典——以致怀疑它寂寞的一生,都是为死亡所做的漫长的准备。

空虚的云,它一定有其核心——或许是一颗浓缩的水滴(足以使海洋失重),或许是一道藏在刀鞘里的闪电,当然,还可能是一句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兑现的预言。

凡是理论强盛的年代,常常也是创作虚弱的年代。创作的侏儒,只能投靠理论的巨人的怀抱,而获得不无耻辱意味的保护。这是一种虚伪的繁荣。

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是需要马雅可夫斯基的,需要广场上的演说家——他大刀阔斧的手势和铿锵有力的韵脚,他传道士般神圣的朗诵及其煽动性……与其说是他影响了一个时代,莫如说是时代影响了他——一个诗人的道路。而一旦进入和平的日子,眉飞色舞的诗人便赋闲了,他曾经在广场上占据的位置,已由卖唱的乞丐、牵狗的贵妇人甚至一位疲惫的交警所代替。

和平之神借助毕加索之手,画出了那只平凡的鸽子——它无形中成为神圣的化身。毕加索当时的创作冲动,其实来自于神意。鸽子们有福了!

树叶是大自然的印刷品。虽然那上面书写着的是我们读不懂的文字。

如果说有一种关于痛苦的音乐,那就是呻吟。呻吟使演奏者所承受的痛苦减弱了(这是它屡禁不止的原因),却使我们听觉中的痛苦增强了。也就是说,呻吟使痛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并获得成功的转移。

流浪汉期待着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正如我期待着稿纸和笔。空白的稿纸,足以成为我虚幻的梦境的承载之物。我一生中将换洗多少张纸做的床单?纸,快要构成我皮肤之外的皮肤。

饥饿是最容易忘却的,也是最容易被唤醒的。这是一头潜伏在我们体内的野兽:可以饲养它,却无法驯化它。与之相伴随的是某种末日的感觉。

我怀念古希腊。古希腊既是一个古老的时代,又是人类文明永远的青春期。在我想像中,荷马是其惟一的皇帝,海伦是其惟一的王后。这是被诗与美所彻底统治的王朝。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不仅是他个人的回忆,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时代常常要借助人的视力与听觉而获得体现。很多情况下,我们仅仅作为其证人而存在。在证实了历史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

上帝造人时的心情类似于抽奖。他也不敢肯定需重复多少次机械的动作后才能兑现出一个真正的英雄。英雄是上帝手中一张中奖的彩票。

一位重见天日的囚徒,体验到晕眩的瞬间,仿佛不是他崩溃了,而是阳光崩溃了。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打量这陌生的世界。

人类认识到一个天才的存在的过程,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而毁灭他,却是最容易的事情。尼采说过类似的话:天才就像炽烈的太阳,总是使自己周围的环境一片荒芜。可见天才比上帝还要孤独。甚至没有谁会承认他的孤独是有价值的。

我把自己的肉体看做是一座纪念碑。一座行走的纪念碑。那上面刻满了别人读不懂的文字。在我诞生的那一刻(被割断了脐带),曾举行过小型的剪彩仪式。

惠特曼在我想像中是大胡子的诗人,可是他为什么要终生歌咏草叶——以其为自身的象征?或许,壮士的影子里反而隐蔽着最脆弱的根须。

只有偏激才可能使世界的天平失重并且倾斜。这是一种懦夫所不能胜任的力量。所以,懦夫常常是平庸的。

我想起一个荒诞的比喻:肚皮上的飞机场。我们不约而同地降落在大地的肚皮上——不管是苍蝇还是蜜蜂。

爱情的秋千,最终因为自身的惰性而停止了摆动。

时间也会生锈。在这尊锈迹斑驳的青铜制品上,我们寻找不到原初的那个世界。最终,是锈迹覆盖着锈迹,就像一件已变形了的百衲衣——补丁覆盖着补丁。

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是丑陋的。这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夸西莫多”(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但是如果你盯着它看,看久了,甚至会从它狰狞的面貌里发现一缕柔情。你开始相信它一直在忠实守卫着一个甜美的秘密,尤其这又是一个失传了的秘密。同时又理解了它沉默的原因。万物皆有隐晦的柔情,甚至坚硬的石头也不例外。

对待头脑中嗡嗡作响、四处飞窜的思想,我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汇有效地表达。这时候,我会羡慕养蜂人的从容。

恐惧会使我颤栗。幸福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自身的脆弱,还是证明了它们的力量——在乌云密布的夜空下,我是一幢没有安装避雷针的建筑物。我内心的伤口,都是出鞘的闪电划开的。这至少可以避免麻木。

又有谁了解大理石的委屈:这种本可以雕琢成纪念碑的材料,却被无知的财主用来装修厕所。它只能寂寞地纪念自己了,纪念自己的沦落。某些古老的经典,在当代的拍卖行里也会有类似的遭遇——被牵强附会地引用着,为了证明一个庸俗的问题。这甚至比它被彻底遗忘还要糟糕。

哲学家有无数个,就像在森林里拉开散兵线的猎手。而野猪仅有一只——就是所谓的世界的意义。当哲学家们为了被围剿的猎物而争吵得不可开交,野猪却偷偷地溜走了,在不引人注意的山谷自得其乐地嬉戏。

犹大是最著名的叛徒,因为他出卖了耶稣。耶稣死了,可叛徒的行径并未绝迹,反而愈演愈烈。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背叛神圣乃至自己的良心。这已经形成人类屡禁不止的一种地下交易,总有人能从中牟利。

我浑身的骨头是最隐蔽的灌木——虽然它对我的肉体并不构成直接的伤害。每天醒来我会感到一阵刺痛,那是因为不小心触动了内心的荆棘。只有梦才能使之恢复安详。

我坐守在诗神散步的路线,面前摆着一只空空的罐头盒。哪怕是她随手抛下的一枚面值最小的硬币,都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我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吗?可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羡慕人间的帝王?

余光中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泪罗江”。我写诗惯用的蘸水钢笔,也有着古老的泪腺。

掌心的地图,只有神或女巫才能读懂。即使你相信掌纹代表着某种宿命,也不可能寻找到更为便捷的路线。相反,你会迷失在没有航标的河流里——做一回刻舟求剑的傻子。胆怯的人,最好不要相信命运。否则将永远只是行走的奴隶。

从蒲宁的回忆录里了解到:俄国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一生从未义演过,这并不因为他嗜财如命。他很早就不缺钱了。“只有小鸟才免费唱歌。”这是他的口头禅。然而在我周围,却有许多诗人,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为了争取更多的听众。我同样很钦佩他们——当然这钦佩里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丝怜悯。

鱼的身体其实比水还要柔软,游动时甚至激不起一点浪花。它一扭身,我几乎担心它会被水溶化了。我经常要求自己的写作,能达到如此舒展的程度。在夜色中诞生的诗篇,也将为夜色所包容。

海明威用双筒猎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或许那里面有一个时时在折磨他的宇宙。这已是他最后的一次狩猎。他消灭了虚无。

接生婆在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都会有一丝非同寻常的兴奋。这是职业习惯造成的。也正是她,能更敏感于万物的诞生——值得诗人们学习。诗人们为什么越来越对死亡感兴趣?其作品仿佛是呆在太平间里苦思冥想出来的。

大师与匠人的区别,恐怕在于他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还有超越职业的激情。没有哪个大师出自于冷血动物。而匠人却冷静得近乎麻木。

埃米尔·路德维希也许不是一位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但他写的《尼罗河传》,绝对是一部最为宏大的传记。只有他才能想到:以一条河流作为自己的传主——况且这是一条比所有的帝王都要古老且权威的河流。

明明知道先知已死了,我们还是经常以迫切的心情,向先知求解——哪怕借助于他遗留下的只言片语。其实我们真正崇拜的并不是他的智慧——智慧也是有极限的——而是他无法再被剥夺的权利。

或许原本有两个月亮。一个被预先敲碎了——繁星皆是它的碎片。否则为什么拥有同样的质地、同样亮度乃至同样的心情?仰望夜空总使我忧伤。

没有谁会毫无理由地摔跟头。你永远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绊倒。但你不要胆怯!甚至胆怯,都可以构成这样一根挡路的绳索。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是个忧郁的人,可是他却谱写了属于全人类的《欢乐颂》。歌词是席勒写的。这是两位巨人的拥抱,同时也拥抱了你我。欢乐其实才是人性的极致。

睡眠时最渴望奇迹,也最相信奇迹。所以有了梦。即使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难以幸免。

假若我在写作时被打扰,就会听见高速公路上刺耳的紧急刹车声。唉,又一副轮胎将报废了——我那可怜的轮胎!

野生动物从来不需要婚姻介绍所。人类却在刻意打乱上帝的安排。

《诗经》里的“国风”部分,有不少篇目以爱情为主题。想起来真让人惆怅:先民们的情书,都已变成最古老的遗书了。那些曾经岩浆一样喷涌的伟大情感,都已凝固为冷却的文字。

一个手拿地图的行者,肯定不懂得流浪的涵义。而且,真正的流浪汉从来不问路。

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印度的泰姬陵,似乎都在证明:人类最辉煌的建筑,居然是坟墓。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在古人心目中,只有一种东西能达到永恒的境界,那就是与生相区别的死——它甚至更富于未知的神秘。

巴黎圣母院其实有两座。一座至今仍屹立在巴黎市区,另一座则是雨果用文字建造在世人的心里——很明显后者比前者更难以遭到世俗的破坏。我耳畔永远回响着夸西莫多敲响的钟声。

因为对大海充满想像,在真正见到海之前,我就是一个生活在陆地上的水手。我希望自己的心是铁锚的形状。

在古希腊神话里,宙斯经常大发雷霆。如果神也会愤怒的话,那么与常人何异?难道也会有让他们吃惊的事情?看来没有谁能真正地超脱。

也许应该给诗人不加节制的感情安装一道闸门。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水灾,以保护读者理智的堤岸。这道堤岸几乎不堪一击。诗歌是最富于煽动性的文体。

如果没有错觉的话,世界恐怕会显得单调许多。甚至可以说:艺术正是错觉中最严重的一种——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愿加以承认。

刽子手最终被自己做的恶梦杀死了。连他的梦境都有着锯齿的边缘。

在没有热情的时代,溶化一座冰山比制造一座冰山还要困难。这冰山简直跟钻石同样牢固。

对阿Q精神的诗意诠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诗句),那么你不妨再欺骗一回自己……这样就赢得了所谓的心理平衡。

据《圣经》记载:耶稣诞生在马槽里……而《圣经》本身,也已构成人类文明的一种饲料。

丘比特的箭射中的,都是那些想成为他靶子的人。他的箭法不见得有多么高明。我从来不迷信爱神的权威。

坐在火药桶上,你就能写出最短的诗。并且对别人在讲坛上的长篇大论很不理解。

我把自己的身体像吊桥一样放下,平躺在床上。彼岸就是梦中的城池。醒来之后又将面临深渊。

一座久已废弃的绞刑架。空洞的绞索依旧在风中晃悠着,构成失去意义的悬念。它出现在一部惊险小说里或许更为合适。我简直不敢相信:遥远的年代,有许多人在它恐怖的影子下生活。

有一种鸟只属于传说,那就是凤凰。其实它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藏匿在各户人家御寒的壁炉里。炉膛堆积着它自焚的灰烬。

这就是呼唤,把双手卷成筒状,捂在嘴上,为了让声音传得更远。这种投入的姿态甚至比其呼唤的对象更吸引我的注意力。即使它感动不了那远去的背影,也能感动自己。

悬挂在墙壁上的雨衣还在滴水,而主人已经睡去。他的梦境会被滑落的水珠溅出细密的波纹。

人类所憧憬的永远是狂欢的境界,所以他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节日——为自己的放纵寻找着各种理由。节日是替自己预备的一份周期性的礼物。

在法律远远还未形成之前,人们就推举出无形的法官:上帝。最古老的宗教意识,其实是一种朦胧的法律意识——那是一个需要仲裁的年代。

卢梭勇敢地写出了《忏悔录》——回忆的过程似乎就是忏悔的过程。不管怎么说,忏悔已成了一种名正言顺的私刑。

当许多诗人都像雪橇板一样省力地滑下山坡,你却想做一枚钉在墙壁上的钉子。并且,还尽可能地往上面挂一些不实用的重物。这是在考验墙壁的承受力,还是在考验自己的耐性?

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心灵才是最沉重的肿瘤——而又无法割舍。它制造并扩散的是无法解释的幻觉。

“整个峡谷伤到了骨头,由于一只鹰的叫声”——这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吧?我渴望生活在无人的峡谷里,用岩石来填充不必要的空间。峡谷会迫使我仰望,比原野更适宜于扩张人的想像力。

甚至在开启葡萄酒的瓶塞时,我都会欣慰地觉得自己又打破了一个祖传的禁忌。

戏剧的魅力在于永远给予你一种现场感——不管你面临的是多么荒诞的情节。你接受它正如接受事实那样顺从。更没有理由逃离或提出抗议。

在众人面前的失态是一次无法克制的脱臼。你不要过于自责!但必须借助更大的力量才能使错位的关节得到恢复。

狱卒的钥匙串在幽暗的走廊里哗哗作响,简直是戏弄着囚徒的希望。但这多多少少减轻了对锁的憎恨与无奈。

悬念是晃悠在刑架上的绞索,等待着你把头伸进去。但你只要不踢翻脚下踩着的凳子,仍然是安全的。没有谁敢于脱离实际地读一本恐怖小说。

鸟儿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仍然懂得调整自己的音节并控制自己的音量。大名鼎鼎的歌唱家,即使能掌握这门技术,但不见得真的具备这种本能。我更欣赏那些凭借本能而咏叹的诗人。

大量地阅读经典造成了你的消化不良。这绝非食物的过错。有些东西不能简单地兑水冲服。甚至连牧场上的牛,都懂得咀嚼并反刍。

如果能用玻璃营造一座迷宫,肯定比使用其他材料需要加倍的智慧。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有玄妙的结构,而且笼罩着一种无需掩饰的透明——但愿这同样能使你迷失。

这是工兵的习惯:我手持探雷器,亦步亦趋地在大师的著述里,寻找他巧妙埋设的伏笔。我所体会到的发现的喜悦,一点不亚于他埋藏时的乐趣。

肉体也会发芽,产生了牙齿、指甲乃至内心的颗粒。这足够用来装备一位武士:以指甲为盾牌,以牙齿为利器……至于那沉淀在血液里的颗粒,叫做仇恨。

命运之神用蜡块堵塞住贝多芬的耳朵,以免他陶醉于自己创造的音乐。就像需要给推磨的驴蒙上口罩一样。天才永远是在对自身愿望的不满中而满足了众生的愿望。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收藏着哥萨克骑兵的马刀舞。当作家画下最后一个句号,那马背上的舞姿随即凝固了,马的奔跑乃至刀的反光也随即凝固了……野性的草原像地毯一样翻卷起来,成为文明的礼物。这被捆绑的草原的缩影!

卡夫卡的写作,具有爬行动物的缓慢与优雅——并且在纸上留下了发亮的体液、沉郁的气味乃至没有师承的笨拙。当然这一切只是我们想像的结果,他在消失中存在。

只有死水的表面,才会漂浮着一层华丽的词藻。它与铁锈、苔藓、油垢具有相同的属性,都代表着绝望的一瞥。当然,这种欺骗性在某些场合也能奏效——假如你意识不到自己面临的是腐朽的深渊。

在词的漩涡中,总会有形形色色的遇难者。选择一个有颠覆意味的词汇,比一般情况下容易犯的语法的错误还要严重。

花岗岩蕴含的那种徒劳的躁动,是冷静的大理石所不能理解的。比较而言,我其实更尊重野蛮的思想——即使是被镇压的冲动,仍然值得敬畏。这是一种能够打破秩序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还建立了全新的秩序。

阳光洒满大地,洒满每一扇窗户,也洒满我摊在写字台上的稿纸。该说点什么呢?以感谢这未经乞讨就获得的恩惠。也许,除了慷慨的太阳之外,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谁——配称做施舍者。

杨贵妃的耳朵上有一副吊环。如今那具炽热的肉体已消失了,只剩下冰凉的饰物——陈列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长恨歌》有着朱红色天鹅绒的质地。

错觉可以是很美好的补充。譬如我经常把别人当做你——在神情恍惚的十字街头,丝毫不觉得尴尬。我们当初说过永不再见,可又在不断地重逢……我对着熟悉的背影喊你的名字,可看见的总是陌生的脸。但愿我并没有惊吓了别人。却肯定惊吓了自己。

大师的作坊里留下了一堆半成品。或许它们还不具备拍卖价值,但恰恰能使我意识到:大师似乎并没有死去,随时可能回来完成剩余的工作。我并不为之感到遗憾。

内心的使命感甚至能改变自己。你出现在哪里,脚下的那块地面——便凝重如雕像的基座。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烘托出你的存在。

梦是一幢悬浮的楼房,每扇窗户都灯火通明,笑声朗朗——新船下水也不可能比之更令你激动。甚至醒来的那一瞬间,也能依稀看见它渐趋黯淡的灯光,和尚未完全消失的轮廓。它仿佛是因为气温升高而融化了,可惜在枕巾上也没留下太多的水渍。

跌倒在泥泞里的那份狼狈,甚至比在大理石地面上结实地摔一跤——更令我疼痛。这或许是所谓的洁癖在作怪:宁愿磨破皮肤、留下伤口,也不愿自己的衣襟溅上污点。

平展的鹰翼,一动也不动。我景仰这样的飞行:如果察觉不到作为背景的天空在挪移,几乎会怀疑它是静止的。同样,冷静的诗句,有时候更容易影响读者的情绪。

天气太冷,圆珠笔时常写不出字来,我不得不往笔尖上呵气。从此,写诗时我都会有这下意识的动作。你可以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个体的习惯,我却觉得它更接近于神圣的仪式。写作的过程变得漫长,仿佛准备呵化一个冻僵的雪人……

感情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晶。一粒盐,可能比一颗钻石还要珍贵。因为一粒盐的孕育过程,其实比造就一颗钻石更加漫长。虽然它只用了一秒钟就融化在你的舌尖。

这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我的全身逐渐失去了知觉——仿佛消失在空气中。最终只剩下了两只脚,在机械地蹬着自行车的脚蹬……从远处看是否也是如此?

逛超级市场会有发疯的感觉。我只知道货架上的所有物品,都能满足我的需要——而不知道自己究竟还缺少什么。在物质面前,彻底迷失了自我。正如面临大餐的那一瞬间,激动得甚至可能忘却了饥饿。

一只弃置在战壕里的铝制饭盒,似乎仍然残留有胃的记忆。它显然比多年前的硝烟要固执得多。

从远处看,倒伏在田野上的麦束,仿佛不是由镰刀收割的,而是被自己的根须绊倒。至于遍地的麦茬,则流露出恶作剧的笑容。

在路灯的光晕中,你清晰地看见雪花的飘舞——那种逼真的效果令你震惊。你更震惊的是:仿佛只有那么一小块夜空在落雪,享有某种难以传授的特权……周围的黑暗,变得加倍的虚无。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完稿之时,几乎弄不清坐在写字台前的是谁——是自己,还是日瓦戈医生?更不敢相信,自己一直坐在书房的凳子上。他仿佛已代替日瓦戈医生活了一段时间。

火车站尖塔上的钟声敲响,你微侧着耳朵,仿佛在仔细辨别这钟声是铜质的,还是铁质的;是意味着相聚,还是象征着别离……当然,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内心正滚过一阵春雷般的颤栗。

第一个绘制圣像的画师,凭借的肯定是想像,因为没有谁能给他提供可靠的依据。但他也获得了最多的模仿者。所有人都偷懒地认定那就是上帝的形象。从抽象到具体,兑现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夜空的礼花,长久地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虽然他已想不起是在哪座城市观看的,属于怎样的节日,以及在场的还有谁。礼花在思维的混乱中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一份已经过时了、但曾经取得过效果的礼物。

烟灰缸里堆积的烟蒂,令我联想到战壕里散落的空弹壳。这记载着一个诗人内心的战争。枪声早已平息,可他的稿纸上仍然浸染着若有若无的一缕硝烟。

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在证明着一个家族昔日的华丽。或许,它至今尚未从那豪奢的梦境里醒来,因而无从察觉世界的演变。

不知这是否是其精心策划的结果。瓦格纳使歌剧成了一种暴力。音乐有时候比炮弹还要灵验。

凝视着断臂的维纳斯,我几乎忘却这是一尊雕像,而以为就是她本人。我为她的疼痛而疼痛——假如大理石也会疼痛的话。石头的伤口虽然不流血,但不见得比肉体的伤口更令我感到轻松。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地学会麻木?

匠人即使死后,也无法忘却自己的手艺。这是他的尸体——可他的手似乎并未完全失去知觉,下意识地痉挛了一下,仿佛在摸索那被卸除了的工具……

那是一种由衷的笑容,蒙娜丽莎似乎并未意识到达·芬奇在画她——至少,她想像不到自己的表情会有流传的价值。谁也无法解释这位佛罗伦萨的妇人微笑的真正原因了。甚至画家本人,可能也不清楚——当然,这不妨碍他被深深地打动。

“你捉住过闪电吗?”这是诗人廖亦武的句子。我想补充的是:谁能捉住闪电而不怕烫手?闪电为什么总是能逃脱?它钻进地下,变成烧得漆黑的树根。

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与另一艘船邂逅,会觉得它是从深不可测的海底浮现的,而不是从远处驶来的。甚至擦肩而过时,它也像影子般不真实——哪怕它正友好地鸣响汽笛。长久的寂寞容易造成幻觉——包括把真实也误认为幻觉。内心的影像是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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